文化圈內，到處都有“徐湖平”

人有人品，院有院品。

南京博物院的院品，已經被出現在拍賣會上的《江南春》，斬于馬下。

仇英和龐萊臣，隔著時空，以一幅字畫為媒介，狠狠地掐住了徐湖平的脖子。

雖然有白紙黑字，徐湖平肯定逃脫不了干系，但是站在徐湖平的角度，仍然會覺得冤枉。

因為像徐湖平這樣辦事的有關人士，并不在少數，并不是個例。

只是有的事情敗露了，有的還繼續瞞著。

瞞著的多，敗露的少。

瞞得好，世人永遠都發現不了。

徐湖平之所以為自己辯解，不是因為他真的以為自己沒錯，而是他認為大家都這么做，而如今只有他徐湖平一個人被推出來，自然覺得委屈。

文化圈內，到處都有“徐湖平”。

在這里，老董以自己的人生經歷，給大家講一講我從小到大，遇到的各種“徐湖平”。

老董生來就喜歡讀書，早早就成了近視眼。

兒時沒有網絡，可以閱讀的內容有限，所以只要看到有字的紙，老董就都要拿起來看看。

第一次接觸魯迅文集，是在某位村干部家的碳窯里發現的，隨手亂丟的《南腔北調集》，《淮風月談》，《而已集》，《三閑集》，封皮上蓋著村里圓形的紅印，可以證明它的歸屬-----然而在當時，沒有人在意這種歸屬，人們更在意的是書紙可以引火。

1990年的冬天，四本魯迅的書，未能溫暖人心，卻溫暖了人身。

上學以后，小學每年都要搞好幾個儀式，邀請村里走出去的有錢有權人物，到學校給孩子們做榜樣講話。為了造福桑梓，那些叔叔伯伯到學校都不會空著手，給學校捐了很多很多圖書。

老董兒時淘氣，經常被關在圖書室自省，有幸從叔伯們所捐的小人書當中，斷斷續續地看過四大名著，楊家將，鏡花緣，張獻忠傳奇等故事。

九十年代末期，山村里的學校撤了，學校的很多圖書也流落到了幾位老師手里。

老師比村民們的覺悟高一些，拿到書沒有燒，都分給了自家子弟。

1998年，老董到了山西一個比較大的城市就學，教室對面就是學校的圖書館，老董曾經廢寢忘食地，從圖書館借書閱讀，記得那些書封面上都有橢圓章和編號。

十年以后，這所學校與另外幾所學校合并，校址也換了新地方。老董受人指點，到附近的廢品收購站蹲點，果然看見三輪車一車又一車地往過拉書。可惜這些書早有下家，老董一本都沒有撈著。

若干年后，我在尖草坪一個舊書店，與一本《飄》重逢。

封面上學校的橢圓章和編號依稀可見，不知道這書和它的同伴，中間到底經歷了什么。

結婚以后，老董回了小縣城，不久就又融到了本地的文化圈子里。

趕巧小縣城的新圖書館落成，舊圖書館遷移，又一次目睹了當地的“徐湖平”們，把那些舊書舊報紙，都一捆一捆地據為己有。

每一次文化單位或圖書室的遷移，都能給各種“徐湖平”們提供機會，他們用身份做掩護，總能找到管理制度的漏洞，把一些具有文化歷史價值的舊書舊物件，當成廢品、贗品、次品，收到自己的囊中。

因為手續齊全，所以即使老董看到了他們拿了一捆一捆的書，也不知道他們拿走那些書，到底是合規還是違規行為。

新館落成之后，里面的藏品，表面看起來書是多了，實際上都是新書或肥皂口水書居多，真正有價值的反倒少了。

掐指一算，老董十來年不進當地圖書館了。

書并沒有消失，舊書買賣早就形成了產業鏈，打開電腦就有“孔夫子舊書網”，應有盡有。

只是當初的廢品，次品，贗品，搖身一變，已經價值不菲。

以上這些，都是老董經歷的一些小事，但這些小事，卻折射出一個大問題------那就是無論哪里的文化單位，只要給機會，就會有內部人監守自盜。因為監守自盜的人太多，人們早就已經對這一類事司空見慣，見怪不怪。

徐湖平所做的事情，很多人做過，還有很多人正在做。

很多正在做這類事的“徐湖平 ” ，甚至還在網上與我們一起，義正詞嚴地批評那個被推到風口浪尖上的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湖平。

一只蛀蟲好抓，但如果蛀蟲已經成千上萬，甚至反過來掌握了解釋這一類事情的話語權，那就一點也不好辦了。

這才是南京博物院《江南春》一案，真正讓人感到脊背發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