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希平 | 希臘人心目中的哲學：一個現象學的審思

——▌中國人為什么需要了解古希臘哲學？中國的文化至少已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有著輝煌燦爛的，極其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我們的文化有著自己極深的底蘊和傳統，有自己獨特的內在邏輯、真理標準和價值取向。發掘、繼承、發展我們自己傳統文化，已經是一項十分艱巨、浩大，世世代代作不完的工作。為什么中國人還需要撥冗去了解學習西方的特別是古希臘的哲學呢？這是近代以來，直到今天仍在爭議的問題。兼容并取、廣博開放、適應性可塑性強是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國的思想文化，在內容上，從來不是拒泊來品于千里之外的封閉式的思想體系。其實在人類歷史上，發展水平較高的文化從來都不可能是純而又純的。人類發展的歷史上的初級階段，人們只重視近親血緣傳統，他們的文化是純而又純的，但是這種文化只能說是人類文明的雛形，他還算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真正成熟的人類文化恰恰始于不通“原始傳統”的融合。而中國文化的這種兼容并取、廣博開放、適應性可塑性，恰恰與希臘文化又某種類似之處，最起碼表面上是如此。黑格爾在講到希臘哲學的時候，曾經說，希臘人從亞細亞、敘利亞、埃及取得了他們宗教、文化和社會組織的實質，“但是他們把這些來源的外來成分大大消融了，大大地改變了，加工改造了、轉化了，造成了另外的一種東西”，所以這些來自外邦的東西，“本質上正是他們自己的東西?！盵1]這個話的精神也使用于漢文化。漢文化同希臘文化之不同，就在于她“消融、改變、加工改造、轉化”外來文化持續進行了5000年，直至今日，不曾間斷過：她消融過匈奴羌狄文化，吸收過西域突厥回紇等各國文化，吸收消融了蒙滿文化，改造過印度文化，加工過伊斯蘭文化。對西方文化，對希臘文化的吸收正是漢文化生生勃勃地發展進程中最近的表現。包括哲學在內的西方文化、古希臘文化，像匈奴、羌狄、印度、伊斯蘭、蒙滿諸文化一樣，已經成為漢文化中有機的組成部分。今天 ，不管是官方文獻，還是報章書刊，也不管是私人論壇還是公開的討辯，人們的思考和表達問題的外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式的。他們不再從陰陽五行，相生相克，天人感應等角度考慮問題，總是講前因后果，事實分析。講可能性，現實性，可能轉化為現實的外在條件，內在因素等。在這個過程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推導的邏輯形式，基本上是西方的，就是古希臘人的語匯和思維方式，只不過，就像一般西方人也不知道，他們天天用著希臘人的概念，即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概念整理世界，分類事物一樣，我們已經把這種概念看作是漢文化本身的概念，并沒有意識到，他們是源于西方外來語或西方邏輯。為了證明這一點，我不妨翻一翻劉正琰、高明凱等先生編輯的《漢語外來詞詞典》[2]，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詞典中收錄了各種來源的外來語，其中很大一部分漢語外來語是源于英語或德語，它們經由日語傳入中國，根植到今日中國文化中，其中相當一部分早已成為我們思考日常生活和進行理論推理的基本詞匯。我們把一些最常見的理論概念摘錄下來，附在本文之后，供大家參考。而這些概念中相當一部分或直接或間接地來自古希臘。所以，學習研究古希臘哲學，一固然是出于了解外國文化的需要，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我們中國人了解自己的當代文化的需要，是反思當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反思中國人自己哲學的來源之需要。就像要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必須研究印度佛學一樣，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化，就必須研究包括古希臘在內的西方哲學。▌哲學這個概念在當代語言中的含義哲學這個概念在當代語言中的含義十分復雜。在最廣的意義上，它是一般原則、方法、基本思想的同義語。德國球星，后來著名教練貝肯保爾曾經大談足球哲學，引起許多德國哲學教授的不滿和嘲諷。盡管如此，這種用法還是越來越普遍，似乎所有的行業都有自己的哲學。比如有人講時裝設計的哲學，有人講烹調哲學，有人講削腳的哲學，在通俗小說里甚至可以見到嫖娼狎妓的哲學的說法。稍許拔高一點，一個人的生活原則也可以稱作哲學。我們可以在英國1995年出版的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找到下面的例句：The best philosophy is to change your food habits to a low-sugar, high-fibre diet; Annie's work reflects her philosophy that life is full of mysteries. 盡管哲學這一概念的此類使用引起了學院里的教授們的不滿，但是實際上這種用法也有它們的現實根據：人生與動物生存的區別之一，就是對自己生命過程有理解，他知道今年、明年，甚至近十年的生活目標；他了解這一周下一周度日的具體計劃；他了解自己這種生活方式的意義，知道自己所從事的職業的社會地位和功能。他對他的生活總是有評價有打算，對生活中所接觸的人和事總是有看法有態度，這些評價打算、看法態度就是應用各自智慧的結果。有誰不珍愛自己的對生活的體驗思考，有誰不看重自己對周圍事物的看法呢？黃土高原上的老漢們也會為了維護各自對當年土改和合作化的看法而吵得面紅耳赤；北京大學的學生們也會為了辯解自己對科索沃問題上的立場爭論不可開交，甚至傷及友情。可見，人人都偏愛自己的智慧，看重自己運用它得出的結果。所以，人人都是愛智慧的，因為人人都愛人生。哲學就其字面意義而言就是愛智慧，所以，人們對人生體驗的整理表達，思考談話，他的看法，他生活遵循的準則，都是人的智慧的應用和智慧表達，智慧的體現，它們都是為人們所鐘愛的，所以，把它們稱作人們的愛智行為，把他們人生態度，處世方略叫做哲學為什么不可以呢？當然，哲學還可以指某種社會意識形態。特別是在傳統宗教衰落的時候。比如，黑格爾就曾設想用他的哲學代替宗教，作為整個社會中人們思想行為的方法與準備，這個計如果得以成功實施，黑格爾哲學便會成一種官方意識形態。哲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作為傳統意識形態或宗教的代替物，把某些哲學的結論當作真理，視其為具有倫理道德性質的生活行為規范，用以約束規范一般平民的行為，以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都有這種哲學。美國的實用主義，英國的功利主義就是例子。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一例。這樣的哲學追求在社會上的有效性，要求人們按照它指定的原則去接人待物，甚至去指導國家的事物，因此，它們或者直接或者間接地同政治發生瓜葛。它們也可以直接成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哲學就是這類哲學的典型。它是當時唯一允許存在的哲學形態。這種哲學形態經過大哄大嗡的群眾運動搞的家喻戶曉，因此，在中國的廣大群眾中便產生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看法：這種服務于政治的哲學就是哲學的唯一形態。這種偏見至今仍然是十分流行的看法。對哲學的這種看法并非完全不對，說這種看法是偏見，只是因為，它以偏概全，把全部哲學等同于為政治服務的，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服務的官方化的、意識形態化的哲學。對哲學的這種片面看法是需要加以糾正的。需要指出，這種形態的哲學利用的是某種哲學的體系或者結論。這種形態的哲學同真正的哲學研究工作的關系可以不恰當地類比于工程技術中物理的原理同物理學前沿工作的關系：前者是對后者的某些成果結論的應用，而后者的工作面對的是問題，他們的任務不是去重復過去的定理，而是不斷的懷疑檢驗被公認為是真理的定理，以解決尚未解決的難題。針對流行的偏見我們強調，哲學不是政治，同政治有瓜葛的只是只是哲學的諸多形態中的一種而已，而且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否定這種哲學形態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這是一種真正有實用價值的哲學。這種哲學的存在是必要的，因為社會需要某種思想，把人們團結成為一個整體，或者一個黨派，或者一個政治實體，在沒有宗教或者傳統意識形態供其使用的情況下，為什么不可以求助于哲學的幫助呢？哲學這個術語更專業些的用法，可以用來指稱對某些學科的理論基礎的研究，比如，科學哲學，藝術哲學，法哲學，歷史哲學，政治哲學，宗教哲學等。哲學也用來指稱某個具體哲學家思想，或者某哲個學流派的研究工作，如孔子哲學，蘇格拉底哲學，分析哲學等。最后提到的這種更專業的用法是哲學哲學這個概念的最狹義的，也是最源初意義上的用法，它是指專門從事基本理論問題的批判性研究工作。比如對存在意義的思考，對事物本質的思考，以及對人生更本意義的思考，對科學知識的真理性的思考，對藝術的本質的思考等等。這里所說的哲學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對形而上學問題的思考。這種狹義的哲學，最接近古希臘，特別是雅典人所說的哲學的含義。我們下面作的工作并不是要為哲學這個概念正名，偏狹極端地認為，只有最后這種用法才是正確的，合理的。上面我們提及，還有我們沒有提及的對哲學這個概念的用法都是合理真確的。我們這里的任務是要指出，在哲學這個概念的諸多用法中，那種最源初的，最古老的用法所指稱的內容是什么，因為恰恰這個概念的最后一種意義上的使用常常被人們忽視，甚至常常為人們忘記。▌智慧、賢哲與清談世界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中都包含著非常豐富深刻的哲學內容。但是，將這些內容同文化的其他成分分離出來，獨立建立成一個學科，卻是古希臘人特有的創造。解放以后，介紹古希臘文化的書籍出版的不多。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后的以后的一段時間，這個領域的出版物幾乎是空白。80年代前后商務陸續再版了文革以前的翻譯的希臘典籍。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希臘哲學史》第一、二卷。到了90年代荷馬史詩有多種一本問世，羅念生先生翻譯的古希臘悲劇也得以與讀者見面。近期這方面的西方專著移譯為中文的也越來越多。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英國學者基托的小冊子《希臘人》，三聯出版社譯出的讓.皮埃爾.韋爾南的《希臘思想的起源》，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柯費爾德的《智者運動》，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歐文的《古典思想》等都是了解古希臘文化的很好的入門書。從出版界的情勢看，我國似乎悄悄地吹拂起來一縷“文藝復興”和風，令人十分愜意。上面提到的基托的小書對古希臘的人文地理環境作了十分生動的描述：一片灰巖山地，狹長的山谷，細長的海灣，少河流，多海島，地形多變，肥沃的平原與荒禿的山地縱橫交錯。平原小而肥沃，山地多而貧瘠。內陸從事農業的鄉民既傳統又保守，只曉得小麥與牲口，沿海山區住滿了富有冒險精神的水手和商人。山嶺把各個地分離出來，形成了五花八門的生活方式。反差大，形式多樣文化形態不能說與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無關。土地使他們得以豐足。但這種豐足的生活在現代中國人眼里卻十分凄涼：一條面包幾顆橄欖，或者大麥粥、橄欖，加上一點兒魚調調味兒，有時有一點點葡萄酒，就是一個人一天的豐足的伙食。晚餐有時有兩道菜，第一道是麥片粥，第二道仍是麥片粥。這是他們的日常食譜。但是這種十分簡單的飲食與活躍的戶外活動相互補充，養育了一個充滿活力的人類的種族。南方海洋性氣候，使得希臘人很少悶在在家里度日。他們不象北方人那樣把“老婆孩子熱炕頭”當作生活的理想。他們把大部分閑暇用于戶外，家里幾乎沒有什么家具，他們也無需為買煤碳和沙發而工作。這種自然氣候使人們有可能用一天的大部分時間在市場上、柱廊間、競技場、劇場上參加社會活動：談天、辯論、集會、演說、看戲，聽荷馬史詩的朗誦，進行宗教儀式，聽各種慶典大會上的長篇大論，看人們打官司。絕大部分活動都是在露天舉行的，日常的主要活動場所是市場。任何公民不分貧富都可以參與。[3]所以，希臘人，特別是像雅典這樣的城市居民，養成一種習慣：男人們天天都要到市場上去聽一聽轉一轉，和城邦里的人們侃一侃，了解一下有什么新鮮東西、發生了什么新鮮事情。希臘語中市場叫Agora，因此希臘人為逛市場這種日?；顒釉炝艘粋€專門的動詞，叫Agoraein（逛市場）。在市場上，人們談話、作買賣、訪友、串門、曬太陽，直至中午開飯，甚至更晚。Agoraein這個動詞的分詞Agorazonta專指指稱人們逛市場時走路的姿勢：雙手背在背后，無目的地，漫不經心地溜噠，而且一會兒向左走兩步，湊到人前去侃一陣，一會兒再朝右走兩步，和另外幾個人再侃上兩句。他們決不會直沖沖朝前方走去。從外邦來的非希臘人，無論是商人還是旅行者，都會對希臘城邦市場上的人們感到驚奇不解：他們在市場的道路上，搖搖晃晃從這頭逛到那頭，然后又逛回來，每走幾步就停下來，與周圍的人大聲地談一陣子，又往前走幾步，又談一陣子。過路的外地人還以為這一天是什么特別的節日或有特別意義的廟會之類，其實，這里天天如此。柏拉圖《斐德若篇》一天頭一段對話說：“蘇格拉底：親愛的斐德若，你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斐德若：我從克法羅的兒子萊什阿斯那里來，到城外去散步。因為從天亮起，我就坐在他那里，一直坐了很久。我們公同的朋友，阿庫門也在場，他勸我沿著這條大路走，他說這比運動場的院子里要爽快些。......蘇格拉底：你們在那里拿什么消遣？萊施阿斯拿他的文章來款待你們，那是一定的嘍？斐德若：我可以說給你聽，如果你不忙的話，可以陪我走遠一點。蘇格拉底：忙！？那里的話！......斐德若：那么,跟我一道走吧。蘇格拉底：你就開始談吧。...... ”[4]于是蘇格拉底便和他邊走邊談。談話的內容翻譯成中文有87頁之長，有5萬多言！這段話反映的差不多就是雅典人的日常生活進程。從現代人的觀點看，他們游手好閑，盡管不很好吃，卻很懶做：他們逛市場，談論諸神和世界，分析人生意義，爭論什么是善，什么叫勇敢。他們從來不談生意經，或者什么實用的東西。據史學家推測，當時雅典城里的正式公民有兩萬人，而二等公民，即外國打工仔和奴隸有二十萬。也就是說，平均每10個奴隸養活著一個雅典公民。有人為城邦的公民們的生活而從事生產勞動。市場上逛街侃大山的人們都是貴族或奴隸主。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奴隸主并不如后來的奴隸主那樣，占有成百甚至成千的奴隸。雅典城邦的公民家里一般都有幾個奴隸，包括郊區的務農的公民也一樣，多則十來個，少則一兩個。奴隸同主人在生活中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盡管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是他們之間的關系還沒有超出一般人可承受的范圍。通過伊索寓言中奴隸對主人的捉弄，以及亞里士多德在遺囑[5]中對他的家奴作的安排，可以想見，他們之間的實際關系可能與今天小保姆同主人的關系類似，當然，這不是指他們的身份上的質上的差別。奴隸不管在家里怎樣隨便，和主人關系怎樣融洽，在主人的意識中，在獲得自由之前，他們畢竟不是人，而是可以買賣的“物”。也許他們的地位同中國漢唐時期豐足人家里的奴才丫鬟的地位類似。總之，希臘城邦的公民不用為生活操心，加上他們對飲食要求極其簡單，不知高消費為何物，因而有條件沉溺于無休止的精神空談：logos[6]。我們中國人的祖訓是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或者訥于言，而希臘人恰恰相反，崇尚空談是賢人智士的氣質和風范，認為這是才是真正的sophia（智慧）的活動。這種崇尚空談之風恰恰是哲學誕生的溫床。這種智慧“空談”中的佼佼者，便被人們譽為sophos（賢者）或sophistes（智者）。被視為希臘學者第一人的泰勒士就是當時著名七賢士之一。[7]這些賢者都是有身分有產業的人，無需為生計操心。他們利用閑暇空談世界的構成，人的本性，預言城邦的未來，討論城邦的立法。凡是有智慧，意見高人一籌者，大家便聽從之，使他的意見變為立法，或付諸實施。我們在哲學史中看到的蘇格拉底之前的所謂希臘早期哲學家，都是這類人物。他們當時并不被人稱為哲學家，哲學家的頭銜是后人封的，就如同我們今天把孔子叫成哲學家一樣。在泰勒士那個時代，希臘語匯中尚沒有出現philo-sophos（哲學家）這個詞。我們在哲學史中經常讀到，古希臘哲學始于泰勒士，但是實際上哲學這一概念，卻是到了柏拉圖時代才形成的。愛奧尼亞的哲學家把自己叫做historie，后來西方文化中的歷史（history）一詞，就是從這個字來的。但是在古希臘，historie這個字是“研究”的意思。從從西方學者掌握的材料看，在柏拉圖時代之前，希臘文獻中當無哲學（philosophia）一詞。眾所周知，哲學（philosophia）有兩個字組成。philo是愛的意思。在philo后面加上一種對象，就構成一個新詞，用以指稱對該中事務的嗜好或迷戀。如好酒（philoposia），好吃（philotrophia），好學(philo-mathia)，好財（philo-plousia），好譽（philo-timia）。這種構詞法在希臘語中是十分常見的。所以，柏拉圖時代構成新詞，philo-sophia，是很自然的。sophia一詞，在柏拉圖時代用來指稱對某種技術技巧的熟練掌握，對某事物的了解。后來發生轉義，有了聰明、有決斷、生活中有實踐經驗、老辣、政治上的老練等含義。所以在早期，philosopheon（形容詞）一詞，并沒有今天這個含義，只是說某人閱歷頗深。哲學（philosophia，名詞形式）一詞是伴隨著希臘民主制出現而出現的。在民主制出現以后，過去只有貴族出身的子弟才能享受到當時僅有的教育，即Arete的教育，即通過教育把他們培養成具有Arete的人。Arete原本指人的勇敢的品格。因為希臘人把勇敢看成人的最核心的人格，也就是人之德、人之善的核心，所以后來反過來，把人的善、人之德均稱為Arete。貴族制被廢除，民主制建立之后，所有公民的孩子都可以受到教育，使他們能在公民大會參與意見，有進行發言參加辯論的能力，被培養為有Arete的人。這正是有智慧的人的工作（soph-ist），即是智者。同哲學這個概念比起來，智者（sophist）一詞也是十分古老的概念，原本它是用來指神職人員，祭祀，合唱團的領唱者，賢者、詩人、音樂家，政治領袖等等。這同柏拉圖時代所說的智者，即專門教學生講話技巧和其他各種知識的人，是不同的。這種狹義的智者概念也是在柏拉圖那個時代才形成的。下面是狹義的智者出現的故事。

▌智者與民主制

公元前五世紀，即梭倫改革時期，一個名叫安提豐Antiphon的雅典人，由于某種政治原因被驅除出鏡。他只好到克林斯自謀生路。一開始他在那里開辦了一種叫“心理安慰”的業務。他聲稱，他可以用言詞的力量，疏導甚至消除人們心中的痛苦。幾年以后，他又動腦筋找新的謀生手段。當時正值古希臘民主制時期。這時，希臘的法庭在審判之時，不允許有人代理訴訟或辯護。

不管原告還是被告，每人都必須親自為自己辯護。所以，誰要是口才欠佳，只好自認倒霉。而決定有罪無罪的陪審團往往是由非專業的普通民眾組成。盡管他們自認為有能力對各種事物上的糾紛有作出正確的判斷，而實際上，他們的決定往往受到糾紛雙方的雄辯演說的直接影響，而不是依據事實證據。結果常常是狡猾者善辯者無罪，無知者，口拙者受罰。眾多普通平民有苦無處訴，有冤無出申。安提豐看到了這一點，突發奇想，為這些平民或不善言詞的收害者寫法庭辯護詞，以此為謀生手段。他的這項業務一開張，便顧客盈門。不久，他便以“辭章廚師”享譽全希臘半島。當時的農民大半不能識文斷字。所以，安提豐除了為他們寫訴狀、辯護詞之外，還得教他們背誦寫好的文章，這實際上是教人講話、演說的技巧，這就是修辭學課程的開端：他教人們何處停頓，何處連讀，何處升調，何處降調，何處聲大，何處聲小，何處加諷刺笑聲，何處用悲痛的聲音修飾。當然，這一項服務是另外收費的。這項業務使安提豐生活有了可靠的豐厚收入。于是，許多識文斷字的sophist（即知識分子）紛紛效仿，蔚然成風。這些人就被稱為logoropher，即寫邏輯斯者。次事形成氣候之后，在大家的請求下，法庭不得不允許這些“寫邏輯斯”的人以親友的身分直接出庭為當事人辯護。

后來，由他人出庭代為辯護的事屢屢發生，而且越來越頻繁，以至最后城邦立法機構不得不修改法規，以法律的形式承認了這種辯護形式。因為操此行業的人幾乎都是sophist，后來人們便用智者（sophist）專指那些靠說話、授人辭章為生的識文斷字者，他們是一批以提供知識服務來收取傭金的知識分子。此時，智者（sophist）這一稱呼也并無任何貶義。它只是說，這些人是有一定的專業知識的人，他們占有know how，他們是出賣他們的know how為生的有智慧的人。

不久，智者們的業務范圍進一步擴大。不僅打官司的平民上門求助，有些不打官司的人也來向他們請教講話的藝術。有人來請他們寫悼詞，有政治家來請他們寫議會上的演說辭，或者專門學習講演的藝術。許多人還花錢把孩子送到他們那里，向他們學習演說術和其他學問。因為在民主體制中能否在公民集會上令人信服陳述你的主張，是他能否當政，能否在邦政府謀得職位的關鍵。政治家的主張能否在公民大會上通過，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政治家的演說是否成功。所以，許多想讓孩子從政的家長便送孩子到他們那里，付費請他們教孩子演說技術，即修辭術。

炮制一篇好演說詞，僅僅有好的辭章是不夠的。它還必須對所論事物——比如航海——有豐富的知識和真正的了解。一個對航海一無所知的人，是絕對寫不出一篇可用的關于海事論辯的演說詞，也不可能在海事糾紛的訴訟論辯中取勝。所以，智者應該對他處理的各種題目都是內行專家，才能贏得各行各業的顧客對他的信任，才會這類事物委托他出面辦理。另一方面，不管智者的當事人有理無理，在案件中有罪無罪，辯護人都必須為顧客辯解，把當事人的無理說成有理，要把當事人的有罪說成無罪，把當事人的大罪說成是小罪；教給政治家演說手法，也就是教政治家如何利用語言技巧和聽眾心理，把自己有限的知識，個人的主張說成是必然的真理；把可能性說成現實性，把他人的有道理的看法說成謬誤，如此等等。表面上看來，這些智者的行為，無非是搖唇鼓舌，黑白顛倒，用辭章玩弄真理與事實股掌之上。這些智者在做業務宣傳的時候，也確實一方面標榜他們自己無所不知，另一方面就是宣稱自己可以把任何荒謬的論題說成真理。這種文化現象是當時處于繁榮時期民主制和法制的要求。

在民主制下，全體人民直接參與政治，決定國家事物。這時，如何取悅于民眾，換取民眾的信任，支持自己的主張，成了政壇上各色任務活動的中心，也是整個政治活動這門藝術的核心內容。所以，智者的出現是應民主制制運而生，應法制之運而生。

民主制的兩條基本原則：一是公民有權參與國家事物的決定進程，二是依照多數原則而不善依照真理原則決定事物，即遵從民眾中大多數人的意見辦事，而不問真理是否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所以，在真正民主制的運行中，不應該把真理作為最高原則。這條原則有它堅實的認識論基礎。它涉及到哲學上十分嚴肅的人文知識的認識論問題，應有專文來談，在這里我們不予深究。事實上，在民主制中，政治家有的不是真理，而是在權衡利弊之后得出的主張看法，或者對于眼下而言的最佳方案。政治家的任務就是把這些主張看法，眼下的最佳方案，在公民大會上說成是唯一的正確、唯一可行的方案。甚至如果必要的話，通過講演、說服民眾相信，這是唯一的真理。當然，他的對手也會這樣表演。所以，在民主政體下，政治家從一開始就認識到，自己在表演真理，不是在捍衛真理。因為他有的只是意見，不是真理。即使他真的手中握有真理，他也必須用處理意見一樣的方式來處理他手中的真理。這就是說，一旦民眾的多數選擇了他認為是謬誤的意見，他也必須平和地放棄自己的手里的真理，去服從他人手中的謬誤。如果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個政黨把民主制進程看成貫徹真理的過程，那么這位政治家或者這個政黨早晚會退出民主制。他們的辦法無非是或者放棄參政的機會，或者使用非政治的手段中止民主制，是其名存實亡，或者干脆訴諸暴力將它顛覆。

民主并不是維護真理的制度。民主是防止獨裁和專制的制度。真理是認識論上的問題，民主是實踐上的問題，保護民眾利益與權利的問題，是一個“實用主義”功利的問題。對這一點沒有清醒的認識，民眾中就不會形成真正的民主意識，政治家們也不會而且不懂得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手段進行政治活動。用服從民眾多數的原則，取代捍衛貫徹真理的原則，就是在政治生活中用實踐的實用的功利的原則，也就是用實事求是的原則，去取代抽象的理想的——往往是虛假的或者虛偽的——認識論原則。沒有這個原則的轉變，民主制度在現實中就是不完善，不穩定，甚至會蛻化為不真實的虛假的制度。[8]所以，智者是西方最早的職業律師，是西方最早的為民主制度服務的職業知識分子，是最早的職業教師。

不管當律師，當教師還是當政治家的智者，他們的行為應該是善。律師本應為有苦說不出來的人提供辯護；政治家應該把自己為民眾謀福利的主張說成真理。智者修辭手段本應為善事服務的。但是，無論什么事物，一旦形成風氣，成為時髦，必然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智者之風也是一樣。有一些素質低下的智者則放棄為他人提供服務的初衷，而是一味玩弄顛倒黑白之術，從服務于善事的必要的修辭手段中，把早期演講術中不自覺使用的有缺陷的技巧（如偷換概念，邏輯錯誤等）專門分離出來，當作他自己的一技之長，到處賣弄，騙錢糊口。柏拉圖曾經在對話錄中描述這類智者的行徑：

――那只公狗難道不是它兒女的父親嗎？

――當然是。

――那只公狗難道不是你的嗎？

――當然，它是我的。

――既然是你的，而且是父親，那么這條公狗就是你的父親，你就是那些小狗的兄弟了。[9]

這顯然是一個玩弄邏輯混亂的論斷。政治企圖通過這樣的推論，向人們證明，自己可以為任何荒誕不經的論題提供論證。這類智者的活動極大地破壞了智者在民眾中的現象，加上擁護貴族制，反對民主制的知識分子（柏拉圖也是其中之一）的偏見和惡意詆毀，使得在柏拉圖時期的希臘世界背上了惡名，幾乎成了詭辯者的代名詞。在柏拉圖的對話錄隨處可見對智者的調侃和攻擊。這些攻擊盡管事出有因，但是由于柏拉圖對西方文化的巨大影響，他對智者的可以理解的偏見變成了2000年中西方人對智者的定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全世界的民主意識的進一步提高，許多學者從新意識到智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教育史開風氣之先豐功偉績。為智者翻案在西方已成氣候。前面提到的柯費爾德《智者運動》一書就是這股翻案風的產物。[10]

盡管智者作為一種職業，依靠出賣知識，為他人提供辯護，以為謀生手段，在現實生活中，有充分的歷史合理性，對人類政治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但是，就他們對待真理的機會主義立場，就他們對現實政治的曖昧有時甚至是獻媚的態度，根本不足以為高級精神活動，從事自由思想的獨立知識分子的楷模，嚴格的說，智者的精神生活方式是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所不取。柏拉圖批判智者的目的，是反對在基礎理論研究中追求實用、實惠，反對看風使舵的對待真理，反對純學術中的機會主義態度，提倡在真理問題上必須徹底，必須極端，不打折扣，不為任何人的任何利益而不掩蓋事物的真相。柏拉圖批判智者，就是要提倡一種為真理而獻身的，執著坦蕩的新生活方式。今天為智者翻案，承認讀書人的這種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并不等于承認他們是天下所有讀書人的楷模。作為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但是這并不能抹殺下述事實：藝術有雅俗之分，工作精粗之別，社會生活方式、人生態度也有貴賤之議。我們認為，同街頭賣弄詭辯之術的智者相比，為真理飲鴆而亡蘇格拉底的生活態度就是高貴的多。

北京社會科學院的杜麗燕女士曾向我推薦雷永生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識分子與“皮毛”理論》。雷永生在文章中指出，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決不是附在皮上的毛。依賴于皮而生活的讀書人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西方人并不把工程師，醫生，律師，政府里的職員叫做知識分子，盡管他們可能上過大學，甚至有博士學位。甚至總統也不被人視為知識分子。原因就是他們是附在皮上的毛，他們的精神活動是服務于外在的目的的。雷永生先生的文章為我們理解柏拉圖對智者的批判提供了一個正確的視野。柏拉圖要問的恰恰是，智者對待真理的立場在功利上是合理，但是它否是應成為我們研究探討真理的正確立場？智者的生活態度是否應該是為真理而獻身的讀書人的生活態度？

▌哲學家與智者的區別

我們已經指出，許多智者為了招攬學生和客戶，在市場上公開宣揚，天上人間之事他們無所不能，無一不曉。而且還在那里玩弄詭辯之術，以標榜自己能證明任何荒謬論題的真理性。這類三等智者的行徑敗壞了整個智者的清譽，引起了有學之士和本來就反對浮華不實的民主制的貴族們的反感。首先出首反對智者的就是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的思想在西方哲學史的教科書里多有介紹。汪子嵩先生主編的《古希臘哲學》第二卷介紹的更加翔實。我們不在這里重復。我們這里要說明的是，蘇格拉底原本也是智者，他也能言善辯，也招收青年，他為什么不是智者，是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呢？

通過柏拉圖的對話[11]，我們可以知道，一，智者研究修辭術，研究知識是為了掙錢糊口，謀生是最終目的。而蘇格拉底從事真理的探討目的，是為了學問本身。他不以此為生生，所以也不向學生收錢。

二，不管是作律師，還是作政治家的槍手，智者總是為客戶服務的。在業務上，他必須聽命于客戶的要求，按客戶的意圖辦事。在法庭辯論中，他必須遵守法庭的規矩，按著法律規定的程序活動，按法律圈定的路子為客戶尋求辯解的可能，迎合陪審團成員們口味談論問題，他們的思想活動是受約束，不自由的，所以柏拉圖才說，他們同奴隸相差無幾。蘇格拉底不為人打官司，也不為他人當槍手，一味地去探究，真正的善是什么，神本身是什么。他不收錢，也不為他人提供服務，更不用去取悅陪審團，或者公民大會成員。他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地向任何大人物或能工巧匠提問，看他是否真懂得他自認精通的技術或學問。所以蘇格拉底不但不取悅于他人，而是到處去揭露他人，批評他人，在大天廣眾之下，提醒得意洋洋者，引導他們意識到自己知識的有限性，因而使這些能人巧匠處境尷尬，下不來臺。所以，蘇格拉底是令新貴名人討厭的人物。他讓人看到，自稱虔誠的人不知神為何物，從政的人不知善為何物。他在青年人面前揭露了他們道貌岸然的真相，最終被道貌岸然的城邦居民判為有罪，飲鴆而亡。

三，不管在法庭上還是在公眾大會上，智者的講演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論題上都受到限制。他們不可能隨在法庭上便轉換題目，討論與本案無關的問題。他們也不可以漫無邊際的無限長時間地論證下去。按客戶或公民大會或法庭的時間表而忙忙碌碌是智者的生活方式。蘇格拉底則不然，他有充裕的時間，有閑暇（schole），可以不受限制討論任何題目，而且可以不慌不忙，悠悠哉地進行下去。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討論，真正的自由研究：遇到什么問題就討論什么問題，不怕偏離主題，也不受時間限制。有閑暇成了哲學家生活方式的一大特征，所以，后來人們把從事基礎研究，即有充分時間自由地進行研究的人叫scholar（中文譯為學者），把孩子同教師在一起，無拘無束從事教與學的活動的場所叫school（中文譯為學校）。scholar 和school這兩個詞都是取自schole（閑暇），都是從schole的基本意義中衍化出來的。

蘇格拉底首創的這種做學問的風格，研究問題的方式就是哲學。這種工作方式和風格的靈魂就是自由。不管是不收錢，還是有閑暇，不管是不取媚于人，還是到處批判挑刺，其實都是同一種精神的表現，這就是自由。在希臘，只有按自由的精神去工作的人才被稱作哲學家。在生活方式、對待真理的態度、研究工作的風格等諸方面，哲學家都是智者的對立物。

柏拉圖把智者的工作叫作奴隸式的工作，把哲學家的工作叫作自由人的工作。柏拉圖還明確講，哲學家不屬于任何政治團體，不關心便出人頭地的社交活動，不了解當前的各種政治議論和偏見，對別人的非難也不聞不問。他身在雅典，心卻遨游于太空宇宙。他不了解官場的規矩，也不知道搜索他人的隱私，所以，在被人告上法庭之時，不知所措；對于身居高位和財富他印象不深，因為他整天想著宇宙。他按宇宙的尺度考慮問題，所以，不覺得帝位王權、高官或金錢財富有什么值得歌頌之處。他覺得，講求出身門第也十分可笑，因為他知道，不論什么出身，追溯多少代一定有幾個人當過帝王，也不少人又淪為乞丐。柏拉圖用泰勒士的例子來說明哲學家的遭遇：他只顧望天，研究宇宙，看不見鼻子底下的東西，因而失足落井，遭到外來打工的下等女仆的嘲笑。因為他太不實際，但又不為當時的識文斷字者們所理解。所以柏拉圖說，任何想獻身哲學的人，都必然會稱謂人嘲諷的對象。[12]

也就是說，沒有自由就沒有哲學，沒有自己的時間自己的閑暇就沒有哲學；為他人服務的不是哲學。生活中的強者、成功者，政治上的里手，都同哲學家這一稱號無緣。

四，智者們總是宣傳自己無所不知，以此來招攬客戶和學生，擴大自己的影響。蘇格拉底卻公開宣稱自己無知。他不理解“蘇格拉底是最聰明的人”這一神喻，為此他到處求賢訪道，尋求答案。他清楚，自己是無知的?？墒菫槭裁瓷襁€說他比別聰明？經過一番艱苦的考察，與城邦中最聰明的人談話，他找到了答案：那些聰明人自認自己有知識，但實際并不具有真知。而他雖然無知，但他知道自己無知。恰恰在這一點上他比其他號稱聰明的人聰明一些。也就是說，哲學家并不宣揚自己無所不知，而是承認自己的無知。抱著這種認真的態度去追求真知，不斷去發現問題，批判地研究問題，這就是哲學家的工作。

有人說，哲學無用但有大用。這種說法當然有道理。但是，這里的大用是任何一個真正的自由哲學自己，甚至他們那一代人都看不到、享受不到的。哲學家的工作對于他個人，甚至對于他那一代人都無實用價值。

只有從全人類的功利出發，才可以看到哲學之大用：柏拉圖去世后幾百年，新柏拉圖主義成教父哲學的精神來源和護教的有利工具；又過了一千年，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新柏拉圖主義的對數學的如癡如醉的愛好，堅信宇宙的本質是數學的形式的執著，迷倒了一代醉心于經驗研究的學士，于是促成了古典物理學的誕生。

可是，這于哲學家本人毫無益處。蘇格拉底因窮究真理飲鴆而亡，柏拉圖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去小島搞改革，被人剝光衣服拉到市場上當奴隸去賣。亞里士多德也難逃被雅典反馬其頓政府的通緝，客死他鄉的命運。笛卡爾洛克為防止迫害，四處躲避。斯賓諾莎為了哲學的自由放棄教會大學的優厚教職，靠磨鏡片謀生，直至患矽肺而死。尼采一生多不幸，最終神經分裂?；斯惨蛲敢暼松嬷B而一生掙扎于痛苦之中。海德格爾想用他的哲學改造世界，致使加入納粹黨；如今他死了20多年，當校長的事已經過去60多年，世人提起他的名字，首先想到他是納粹分子，特別是在美國。在西方的哲學史上，很少有人靠哲學找到豐足的物質生活，或者像我國古代相當一部分大學問家那樣，謀得了高官厚祿。

絕大多數真正意義上的狹義的哲學家都是死后青史流名。他們活著的時候受迫害、受打擊，受嘲諷，換來的是他們身后全人類的福利。他們為真理犧牲自己，那些真理為人類帶來了幸福，這人類里卻沒有包括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同代人。

哲學的大用是對超民族超國籍的全人類而言的大用。在民族主義視野中，從當下的現實生活出發，真正哲學家的活動，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可以說是無用之學。

它是現實社會的多余的累贅，但為全人類計，保留這種精神貴族的奢侈愛好，卻標志了一個民族文化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