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隱士：早期史傳中的陶淵明形象建構

近千年來，陶淵明（或陶潛，字元亮，謚號靖節，365—427）被廣泛認為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但是，作為文化偶像，陶淵明在后代文學作品和繪畫作品中的接受時間卻要早很多。在他死后，陶淵明被視為高尚隱士、道德模范和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除了他的作品，與這些性格描繪以及逸事有關的直接或間接的材料來源就是陶淵明的早期傳記，在這些傳記中，陶淵明被歸入“隱逸傳”中。1這些傳記材料，除了能提供有關淵明生平和性格的描繪外，對后代絕大多數讀者來講，是理解陶淵明詩文作品的重要背景依據。從5世紀后期到7世紀早期，《宋書》《南史》《晉書》等官修史書中的陶淵明傳記以及蕭統的《陶淵明傳》，通過大量的歷史敘述對陶淵明的隱逸形象做了基本框架。2就對后代讀者的影響來講，上述四篇史傳應當給予足夠重視。

這四篇傳記材料中的所述內容，一般被視為了解陶淵明的基本事實，但是近來一些學者開始質疑其中的真實性。齊益壽在比較了史傳中的逸事跟陶淵明作品和其他文獻中的有關內容后，指出需要重估這類材料的價值。3王國瓔不僅對傳記中的多數內容進行了深層辨析，更重要的在于，她批判性地分析了史傳敘述中如何構建了陶淵明的形象。4王國瓔認為，許多流傳較廣的故事經不起這樣嚴格的批判性分析，不僅在陶淵明自己的作品中或者其他同時代的文獻中缺乏依據，而且經常彼此互相沖突，有些很可能是道聽途說的產品或者作者主觀想象出來的內容。

盡管有些逸事是可信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傳記中的內容是撰者對傳主生平事跡材料選擇性處理的一種結果，并由此形成了對陶淵明實際生活的一種主觀闡釋；可以確認的是，四篇傳記有諸多共同點，但在增刪傳主生平事跡材料過程中，卻產生了非常不同的陶淵明形象。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們會對四篇傳記進行獨立分析并相互比較，由此探尋傳記作者“建構描述”過程中的本質、方式、語境、動機，這是理解后代讀者如何形成陶淵明形象的重要一步。把這些史傳作為獨特文獻來理解的話，需要仔細辨認其中的不同，并且要慎重對待文本中的選擇性。《宋書》中的陶潛傳，由沈約（441—513）在488年所撰，它成為蕭統（501—531）獨立敘述的基礎，后又被收入蕭統的《陶淵明集》，同時也是李延壽《南史》（約成書于643年—659年）、房玄齡（578—648）《晉書》（約成書于648年）中的主要敘述基礎。

一、隱逸的理想與實踐

所有的傳記都把陶淵明放在了隱逸的框架下，這與中世紀時復雜的隱逸思想與實踐背景有關，5因此有必要對傳記中的隱逸概念先做一下簡單評論。牟復禮（Frederick Mote）對于“隱士”有一個很好的定義，他說：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學而優則仕”在儒家看來，是那些有能力、有素養又有學識的文人最合適的職業，但是主張隱逸的人卻選擇了另外一種生活，即從具有公共服務功能的政治社會生活中脫離出來，關上跟外界聯系的大門，不依賴政府的俸祿，自食其力，展現其對進入官場、獲得社會名利地位行為的抵制，轉而投身于修身養性、著書立說以及藝術追求中，這就成了人們眼中的“隱士”。6

從官場上退出是古代隱逸的主流，但正如牟復禮所指出的那樣，古代文人選擇隱逸的動機卻因人而異。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有關隱逸的討論，大都注意到了隱士選擇歸隱時在個人動機和時代環境方面的差異。中國史學家對隱士類型的早期區分包括：隱居山林，追求理想的隱士；從官場退隱，保持他們正直品行的隱士；使自己遠離傷害的隱士；抗議不義政府并采取不合作態度的隱士；因為“不遇時”而選擇歸隱的隱士；追尋內在自然之性的隱士。7這些不同的隱逸動機彼此并不互相排斥。現代有關隱逸現象的研究把這些分類進行了提煉并從儒、釋、道的角度做了新的劃分。8

另外一種有關隱逸的劃分體系是根據隱逸地點的不同所作的分類，這是中世紀的作家們提出來的。在這個分類體系中，隱士可以分為“朝隱”“市隱”、山林隱士和田園隱士。朝隱之所以成為可能，這跟后漢、魏晉時期的士林風氣有關，當時士人推崇“得意”。王瑤對這種態度有簡潔的解釋，他說“只要能得其意，則朝隱也可，市隱也可，并不一定要棲遁山澤”9，這種類型的隱逸有些復雜，它有隱逸之實，卻沒有隱逸之形。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以隱逸動機或以隱逸地點為標準的劃分，各自體系內都有多種不同的類型，這有助于我們把握古代社會中復雜多樣的隱逸實踐。

當然，隱逸并不只是史學家用以對歷史人物進行分類的一種標準，它還常用以指稱學者生前社會關系的一種特殊類型。在六朝文化背景下，隱逸有著積極的價值，被社會作為一種高尚的行為所接受，并演變成為一種社會風氣；10不過澳大利亞學者文青云（Aat Vervoorn）認為，中國隱逸傳統的主要形成時期是在東漢，11要早于六朝；美國學者柏士隱（Alan Berkowitz）說六朝時期的個人隱逸實踐是構成整個中國封建時代隱逸傳統的重要基礎。12陶淵明是這個時期個人隱逸實踐中的重要一員，他的隱逸實踐對隱逸傳統的形成做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二、有關陶潛的四種歷史肖像

史傳作者在把陶淵明生平和隱逸方面的信息變為敘事文本的時候，實際上受到了歷史編纂傳統的影響，正如崔瑞德（Denis Twitchett）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歷史人物傳記的特別之處在于保留了對個人行為的探究，而不只是用細致縝密的文字展現個人的完整一生。”13在官修史書的人物傳記中，讀者不應期望能發現按年代順序編排的個人生平的檔案式敘述。從司馬遷和班固開始，就傾向于選擇人物性格的一兩個特征，有意忽略其他方面，來展現人物的個性。一位史學家近來觀察到，《史記》中一種最為常見的人物刻畫形式是：“司馬遷從人物生平中選取一兩個關鍵場景進行敘述，由此凸顯歷史人物性格中的某種顯著特征。這是歷史人物的半身肖像畫，人物形象并不完整，但是人物本身的個性特征卻有了生動形象的展示。”14這種被凸顯的人物性格的某種特征，常與某種個性類型有關。例如，歷代史學家筆下的人物傳記往往會按人物個性類型劃分，如儒生、滑稽、酷吏以及隱士等，在此限定下，類型學的劃分標準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史傳的樣子。15

（一）《宋書》陶淵明傳的形象刻畫

在《宋書·隱逸傳》中，沈約沿用了已有的史傳人物刻畫方法，通過集中展現幾個性格片段或人物事跡使所述內容與隱逸主題相關。《宋書·陶淵明傳》的第一部分，選取的是與陶淵明隱逸行為相關的逸事，并引用了兩篇最能體現陶淵明隱逸志趣的作品——《五柳先生傳》和《歸去來兮辭》。“陶淵明傳”在展現符合隱逸特征的人物個性和事跡方面，可以說是一個典型隱士的故事代表。16在這一部分中，我們也發現了被鮑吾剛（Wolfgang Bauer）稱為隱士“消極職業”（negative career）的內容，即政府多次征召淵明，但多次被淵明拒絕了。17后代接受中廣受歡迎的一些故事（如下所列），也在這一部分中找到了伏筆，沈約對陶淵明事跡的剪裁，表現出與陶淵明嗜酒相關的一個高冷、脫俗的隱士形象。

1．（陶淵明）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18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19（譯者按：《宋書·陶潛傳》與《南史·陶潛傳》中為二頃，《晉書·陶潛傳》中為一頃）

2．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譯者按：《晉書·陶潛傳》中為“義熙二年，解印去縣”）

3．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命潛故人龐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譯者按：《宋書》《南史》此處所記略同，唯《晉書》所記迥異）

4．（顏延之）后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譯者按：《晉書》無此內容）

5．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歸。（譯者按：《晉書》無此內容）

6．潛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譯者按：《宋書》《南史》《晉書》皆有此逸事，但《晉書》改動較大）

7．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譯者按：《晉書》無此內容）

8．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譯者按：《晉書》無此內容）20

上述八條逸事都見于沈約《宋書·陶潛傳》，沈約在上述第七條材料之后，總結評論到，“其真率如此”21。沈約所言“真”與“率”這兩個品質一開始都是與飲酒之類的事情有關，但后來卻成為了淵明歷史接受印象中的永久部分。

盡管沈約所選取的淵明事例大多與飲酒以及隱逸志趣有關，但不能因此說沈約筆下的陶淵明形象就是一維的。一位中國傳記文學寫作方面的現代學者曾指出，中國史傳中的對象經常是作為一維的角色出現在敘述中，這種觀點最好需要從整體上來理解。22沈約在《陶淵明傳》中最后得出的結論是，陶淵明不僅忠于晉室，并且在父親與隱士角色之間注意尋求某種平衡。就陶淵明忠于晉室方面，23沈約寫道：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后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24

在沈約看來，淵明不用新朝年號，是他忠于晉室、不承認劉宋的一個證據。沈約的《陶淵明傳》回應了他在《隱逸傳》這一章開頭以及結尾對隱逸行為和隱士品行的評論，他稱這些因為時局無道、沒有明君而歸隱的人為“賢人”，并且這些人能夠“激貪厲俗”25。沈約在《隱逸傳》的末尾說道：

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26

沈約于是肯定地得出結論，這些隱士在明君在世的時候不會選擇歸隱。傳統上常把隱逸看作一種政治姿態，除了常被認為是拒絕入仕外，很少會有其他含義。然而，隱逸并不是一成不變地被認為是對特定事件或權勢人物的反應，有時還常被認為是儒家對政治環境的一種主動變相回應。陶淵明的歸隱到底是屬于前者還是后者，成為后來陶淵明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議題。應當注意的是，沈約斷定陶淵明政治立場的關鍵依據，就是沈約提到在陶淵明詩文中存在著兩種不一樣的紀年方式。在陶淵明作品中，有明確紀年信息的詩文作品有十四篇，但只有《祭程氏妹文》（407年）使用了恰當的晉朝年號，然而這篇作品卻是在義熙年間寫的，不是在此之前。另外十三篇采用甲子紀年的作品，寫作時間并沒有限定在義熙年間（405—418），有在此之前的，也有在此之后的。換句話說，陶淵明在420年晉室滅亡之前實際上就開始采用甲子紀年來寫詩，有的甚至寫于劉裕405年掌權之前。因此，沈約斷言:淵明使用干支紀年、不用劉宋年號紀年是抗議新朝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但更重要的是，這種隱秘地通過不同紀年方式表達對朝廷不合作態度的說法變得如此廣為人知，以致自劉宋以來的學者們發現，他們要找出更多的證據來糾正沈約此說的矛盾之處。27

除了在君臣關系中定位陶淵明，沈約還通過引用兩篇完整作品的形式強調了陶淵明儒家角色的另一面，即作為父親的一面，這兩篇作品是《與子儼等疏》和《命子》。前者是作為“訓誡”的一種類型，其中陶淵明提到自己對于死亡的看法，反映出他“性剛才拙”28的個性特征（這解釋了他為什么不能適應官場并由此退出），表達了讓他兒子們忍饑受凍的悲傷心情，并通過幾個歷史故事教導他的孩子們要互相友愛。《命子》詩作于淵明晚年，但詩的內容卻是長子儼出生后不久，詩中披露了陶淵明作為父親角色的一面。《命子》篇中，陶淵明追溯了夏商以來，自己的祖先以及曾祖陶侃和父親的功績。以這些先人作為榜樣，淵明哀嘆自己不能匹之，同時希望他的兒子能夠成為一個品德高尚的人。不管是從一個垂垂老者或者新手父母的角度看，這些文字都展示了淵明對孩子們相同的關心。這篇作品在陶淵明的傳記中被引用，目的在于展現陶淵明隱士身上更加人性化的一面。王國瓔正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他說在沈約引用的四篇作品基礎上，我們看到了陶淵明既作為隱士又作為父親的角色形象，每一個角色，沈約各用了兩篇作品來闡釋說明。29但有人或許認為，沈約之所以引用《命子》篇，反映出了南朝社會對氏族門第血統的重視。

《宋書》通過塑造一個盡忠的隱士和慈愛的父親角色，凸顯出陶淵明的高潔道德形象，這跟中國史傳文學中的編纂意圖是相符的。王國瓔指出，在讀陶淵明傳時，需要注意到史學家會按照他更高的意圖把歷史作為道德教育的材料，30通常在史書敘述中，傳記傾向于具有說教功能，而傳主的生活往往會變得具有道德意味。然而，《宋書》陶淵明傳記中的道德價值有時候會被陶淵明飲酒逸事的故事性所遮蔽，在某些語境下，飲酒會被理解為一種對現實政治的逃避，這一類有關飲酒的逸事會被看作一種高尚脫俗的行為。

（二）蕭統對陶淵明的形象刻畫

作為最早的陶淵明官方傳記，沈約的版本成為后來三種陶淵明傳記的基礎，并且成為后者借用或改編的最初文本。蕭統的《陶淵明傳》，盡管從形式上看不是官方的傳記，但長期以來與另外三種官修史書的傳記在使用時沒有什么不同，這或許是因為傳記的作者蕭統是梁代皇室成員的緣故。蕭統的陶淵明傳記寫于沈約之后不久，而沈約曾經做過蕭統的少傅，這或許意味著蕭統對沈約的版本不太滿意。而且，蕭統并沒有為淵明以外的任何其他人寫過傳記，這足以看出蕭統對陶淵明的關心。蕭統新版傳記的側重點放在了淵明隱逸原則的一致性上，這超過了對淵明古怪行為和真率性格的關注，在這一點上，蕭統與顏延之站在了一起。在顏延之的《陶徵士誄》中，朋友淵明被描述為一位志向堅定的隱士，在誄文的開頭部分，顏延之盛贊古之隱士的“抗行”與“峻節”，慨嘆后代少有人能如同巢父、伯夷那樣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在顏延之的時代，隱逸變得猶豫不決，“首路同塵，輟途殊規者多矣”31，這實際上已經暗示陶淵明是顏延之眼中不改初衷的真隱士。蕭統當然熟悉顏延之的《陶徵士誄》，不僅把誄文收進了《文選》，還對陶淵明的隱逸做了跟顏延之相似的解讀。蕭統收入傳記中的新逸事，也與陶淵明的飲酒無關：

1．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

2．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3．后刺史檀韶苦請（周）續之32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于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33

讓我們分析一下這些故事的意義。在沈約刻畫陶淵明父親角色的基礎上，上述第二個故事再次強調了淵明作為一個仁慈父親的形象，他的這種慈愛甚至延續到了他家中傭人（即別人的兒子）的身上。第一個和第三個故事展示了淵明歸隱田園的決心。第三個故事并沒有像第一個故事那樣直接透露出隱逸之志，需要借助那首詩的后半部分才能把握：

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愿言謝諸子，

從我潁水濱。34

詩中的潁水是傳說中隱士許由洗耳的地方，許由聽到堯讓他做九州長后，他到潁水洗其耳以顯示他歸隱之志不容妥協。35通過引用許由的典故，淵明意圖勸說他的年輕朋友離開講所，回歸理想。

這三個新的故事不同于沈約的敘述，這三個故事擺脫了飲酒和清高（aloofness）的限制，展現了在刻畫淵明隱士形象過程中的另外一種可能性。當然，不可否認的是，蕭統的《陶淵明傳》建立在沈約的敘述基礎之上，這意味著其中多數故事還是與酒有關。但是，蕭統似乎并不滿于淵明與酒的關系敘述（這也許令他感到不適），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說道：“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36盡管中國文人很少把飲酒貶損地看成酗酒，并且飲酒早已成為魏晉時期精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蕭統對淵明飲酒行為的辯護，還是升華了淵明飲酒行為的內涵，他認為淵明的飲酒與阮籍（210—263）的飲酒有異曲同工之妙。37

蕭統在《序》中進一步指出，陶淵明的作品對于教會人們如何做到“爵祿可辭”是有幫助的。蕭統告訴我們，能讀懂淵明的作品，就“不勞復傍游太華，遠求柱史”以尋求歸隱之道。38在這樣一個堅定的隱士形象的語境中，我們必須注意到蕭統《陶淵明傳》中有關淵明妻的新材料，“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39。盡管這與淵明本人詩中對他妻子的描述不符（“室無萊婦”40），蕭統對此當然是知曉的，但這樣一位支持丈夫理想的妻子的存在，無疑會使隱士的堅毅形象更為豐滿，這樣描述淵明就與著名隱士老萊子和黔婁的故事類似，而淵明詩中稱引老萊子與黔婁時，都提到了他們家有賢妻。41

蕭統筆下陶淵明的形象比沈約版的更為單極化，給我們展現了一幅更為清晰、明確、統一的隱士畫卷，他在《文選》中收入的陶詩則使這一意圖更加明朗。蕭統《文選》中選擇的九篇作品總體上要么與淵明希求隱逸意圖相關，要么與他實際的隱逸行為有關。42而被蕭統排除在選集外的作品則更能說明問題，舉例來講，在詩文中表現淵明忠君或求取功名傾向的作品，如《詠三良》《詠荊軻》等都沒有選入。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種忽略是受到了《文選》中分類標準或詩歌主題的限制，因為《文選》中存在“詠史詩”，其中就選錄了左思關于荊軻的一首詩以及曹植一首關于三良的詩。蕭統《文選》不選淵明那些具有雄心壯志的一類詩歌作品，是與蕭統《陶淵明集序》和《陶淵明傳》展現出的淵明與世無爭、模范隱士的形象相符的。

蕭統《陶淵明傳》中，最為明顯的刪減是去掉了沈約版中被視為忠晉證據的內容，蕭統接受了沈約關于淵明在劉裕代晉后拒絕出仕是出于忠晉的觀點，但卻沒有再提任何淵明作品中有關兩種紀年的相關性。人們有理由認為蕭統是能接觸到沈約使用的陶集版本的，但蕭統對沈約有關淵明作品中兩種紀年方式說法的含蓄拒絕，使得沈約觀察結果的有效性值得懷疑。

（三）《南史·陶潛傳》中的陶淵明形象

《南史》中的陶淵明傳記跟沈約和蕭統的相比，所增加內容不多。《南史》中的陶淵明傳，基本算是之前兩個傳記版本的合成版，幾乎再現了其中的文字和敘述順序，不過，其中的省略之處更能說明問題。《宋書》引用了陶淵明的四篇作品，蕭統在《陶淵明傳》中雖然沒有引用具體作品，但蕭統《文選》卻選錄了淵明的作品并附在傳記之后；43與這兩者不同的是，《南史》中卻只引用了三篇作品，即《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與子儼等疏》44，李延壽省略《命子》詩的做法，意味著他的重點是為了凸顯淵明的隱逸。當然，也許有一種可能是因為史傳文章長度方面的原因而考慮選擇了刪減，但我提出的上述解讀，在大概產生于同時代的《晉書》“陶淵明傳”中，得到了進一步證實。

《南史》陶淵明傳的結論部分新增加了兩句，這兩句不見于《宋書》和蕭統的版本，增加的文字強調了淵明妻子的美德。蕭統對淵明妻子的描述是“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而李延壽在此句之后增加了兩句——“夫耕于前，妻鋤于后”45，這是李延壽的兩大創新之一；另外一處更為明顯的貢獻是，在《南史》中陶淵明的名字在“隱逸傳”序中幾近等同于隱逸。在“隱逸傳”序中，李延壽沒有再提及那些歷史傳說中的著名隱士，陶淵明是唯一被提及的隱士，“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跡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并向時隱淪之徒歟”46。在不到170年的時間跨度內，陶淵明從《宋書·隱逸傳》眾多隱士中的普通一員，升級為《南史·隱逸傳》中時代隱士的典范代表。

（四）《晉書》中的陶淵明形象

在較晚的三篇傳記中，跟《宋書》“陶淵明傳”區別最大的是完成于公元648年的《晉書》“陶淵明傳”47。戴維斯（A.R.Davis）用“夸飾”（Caricature)48來描述上述四篇陶淵明傳記，但其實這個詞更適合《晉書》中的有關內容。《晉書》中陶淵明傳記的新材料可以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首先，編者對沈約敘述中早就存在的故事進行重新加工。例如，在《宋書》陶淵明傳中，王弘想要結識陶淵明，并求助他們的共同朋友龐通之來安排一次見面；而在《晉書》的敘述中，王弘是獨自來到了陶淵明的住處，不過陶淵明卻說自己病了，并不想見他。陶淵明后來對別人說：“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因為第一次沒有見到陶淵明，王弘于是才要求龐通之在栗里村為他們兩人安排一次見面。《晉書》中，淵明跟王弘的這次見面很愉快，接下來又寫到二人共同乘車，然后各自回城，淵明“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于華軒也”49。在《晉書》陶淵明傳中，很可能是最常被引用到的一處新奇創新，是淵明為自己的高蹈絕俗發聲的一份“語錄”（Quotation）。在《宋書》中，陶淵明有一把常用來寄情的無弦琴，但在《晉書》中，陶淵明卻用一種自我解嘲的語氣談到他的琴——“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50。從這兩個例子還有其他一些未于此引用的材料可以看出，《晉書》比原來的史傳敘述邁出了更有想象力的一步。針對舊材料的新推論，通過更全面的敘述和更精彩的細節，給讀者帶來了更多的閱讀滿足感。

其次，《晉書》提供了不見于其他三種傳記中的故事和性格描述。舉例來說，陶淵明有時候會被他的鄉鄰張野，還有同伴羊松齡、寵遵邀請一起飲酒或去參加他人的宴請，即使淵明有時候并不知道主人是誰，他不但不反對并且還樂意前往，他飲酒至醉，然后回家。51另一則逸事是，王弘在與淵明的第一次會面中注意到淵明沒有穿鞋子，于是王弘令隨從為淵明量腳要給他做一雙新鞋，淵明于座中徑直伸出腳來，讓人去量腳。《晉書》中這些故事放大了淵明高潔脫俗、不拘禮法等這些早期傳記中就已經描述過的性格特征。《晉書》中有關淵明性格的新敘述內容，又成為了新的逸事。《晉書》中甚至提到陶淵明特意避開參與維持家庭生計，而把所有家務都委托給了他的兒子和仆人們，這種十足的冷漠行為以及諸事不關心的隱士形象被進一步被描述為“未嘗有喜慍之色”52。

《晉書》陶淵明傳記中被省略的內容與增加的部分具有同樣的意義。編者沒有引用《命子》和《與子儼等疏》這兩篇作品，也沒有引用蕭統提到的那封寫給兒子的短信，信中淵明告訴他的兒子們要善待新來的仆人。這兩處重要的省略，再加上淵明把“家務悉委之兒仆”的新內容，聯系在一起，就降低了之前傳記材料中提到的慈父形象。《晉書》陶淵明傳記中同時也排除了關于陶潛不仕兩朝的觀點，陶淵明作為晉室忠臣的角色形象沒有再次出現。還有最后一處省略是，《晉書》中沒有任何文字提及淵明的妻子。從上述分析可知，對儒家人倫關系（君臣、夫婦、父子）的有意排除，《晉書》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更不關心世事、更具個性與不受束縛的隱士形象。

三、“完美隱士”的制造

陶淵明高出于普通社會關系的形象，在四篇傳記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這得力于傳記作者對陶淵明生活的重新講述以及對其生平事跡材料的選擇性加工。

舉例來講，對于陶淵明與王弘的交往就有兩種不同版本。根據沈約的敘述，王弘想結識淵明但卻沒有成功，于是他又通過淵明的朋友龐通之，在栗里村附近的一處涼亭安排下酒食等待淵明，“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53。關于這件事的另外一個版本出現時間要早于沈約（沈約顯然也是看過的），其中展示給我們的卻是不同的敘述，“《宋書》曰：陶潛解印后，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詣王弘，既至，欣然而與之飲酌”54。對比兩處記載可以發現，沈約對該故事的敘述改動之處頗為明顯，沈約的敘述被蕭統和李延壽所沿用，在他們筆下，陶淵明被描述成為一個超凡脫俗、不拘常節的隱士。

在沈約版本中，陶淵明受到高官的拜訪，并且能夠在會面時自由表達喜怒之情；然而在更早期的版本中，不是王弘來拜訪陶淵明，而是陶淵明去拜見王弘，在他與王弘的互動中更顯常理與合乎人情，前述四篇傳記中表現淵明性格的崇高氣氛并沒有在早期版本中出現。沈約《宋書》中陶潛事跡材料的來源，可能出自檀道鸞《續晉陽秋》，在《續晉陽秋》中，檀道鸞描述了王弘怎樣去拜訪陶淵明，并且注意到陶淵明腳上沒有鞋子，于是命侍者為淵明量腳做鞋。55檀道鸞有關王弘拜訪陶淵明的故事，與孫嚴、徐爰各自所著《宋書》中陶淵明拜見王弘的故事是同時流傳于世的，而臧榮緒（415—488）的《晉書》可能是各版本陶潛逸事的最初源頭。然而沈約、蕭統、李延壽選擇了吸收前者而忽略了后者，這展示了史學家們在早期陶淵明形象建構過程中的一種積極作用。唐代《晉書》的編纂者在沈約《宋書》基礎上重構了王弘、陶潛的交往故事，并用另一則逸事開頭，在這則逸事中王弘親自到淵明宅拜訪，但卻被拒之門外，這就進一步凸顯出了淵明的高逸與自絕于俗。

對早期陶潛傳記材料文字的增刪，還有對其他材料來源的選擇，展示了編纂者對陶潛生活進行重構的一面。傳記中陶淵明復合形象的差異性更有意義，因為讀者對陶潛的印象，往往是由他所依據的文本決定的，一個重要的事例就是唐代《晉書》陶潛傳帶來的特殊影響。56盡管盛唐和中唐作家們使用的逸事在本文提到的四篇傳記中比較常見，但是在詩人們自己詩歌中對陶潛的刻畫，卻跟《晉書》中的刻畫極為相似。唐代詩人喜歡用田園牧歌式的術語表現陶淵明的隱逸，常聚焦于陶潛飲酒與彈琴（彈琴有時也被讀書與作詩所替代）帶來的雙重喜悅，整體上呈現為柳樹與菊花環繞下的一種超然存在。57

人們對《晉書》陶潛傳的偏好有必要做出幾點解釋：首先，唐代文人很容易發現，《晉書》對陶潛隱逸行為的極力描述，為詩人們的創作提供了有趣和多彩的詩歌材料；其次，《晉書》陶潛傳是上述四篇傳記材料中最有文學性的一篇，在敘事流、結論以及想象性的語言方面給予了更多關注；再次，新《晉書》是唐太宗下令編纂的，他對存世的十八家私人寫作的晉史表達了不滿，不管是以編年形式還是復合形式撰寫的。在一項詔令中，太宗批評以往私人史學家的不足，“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事虧實錄”58。太宗親自為《晉書》中的《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撰寫了史論，因而賦予了新《晉書》“御撰”的合法地位。封建帝王親自參與創作的權威性，可能會給文人帶來相當數量的閱讀與研究興趣。因此，盡管十八家晉史的一些版本仍然進入了宋代，但據史學批評家劉知幾的說法，“自是（按，指648年《晉書》完成時）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59。由此可知，大多數晚唐文人見到的晉史版本，應該就是648年版的新《晉書》。

有陶淵明傳記的官修史書，如《宋書》《晉書》等，被后代史學家劉知幾、劉昫（887—946）批評為存在歪曲和夸大之處。60在這四篇傳記中較為一致的一個現象是，都體現出了編者對史實材料本身的選擇意愿。舉例來講，這四篇傳記都沒有引用顏延之的《陶徵士誄》，這是有關陶淵明生活和人格方面最為可信的二手材料，不過如果他們引用的話，傳記中有關陶潛事跡的敘述矛盾會變得較為明顯。誄文提供了顏延之與陶淵明二人之間的對話，對話本身包含了有價值的信息，如揭示出二人建立在互相理解基礎上的一種友誼，沒有提陶淵明的飲酒，陶淵明不僅能彈琴（很可能是有弦的），并表現出音樂方面的修養，正如他在自己的許多作品中所提到的那樣。此外，顏延之還贊揚了陶潛的品行，如誠實、簡素、貞潔與純粹，這使得淵明顯得肅穆而缺乏熱情，“弱不好弄，長實素心”61。但這樣的文字在四篇傳記中找不到位置，這四篇傳記塑造出的是一個近乎完美的隱士形象，他堅定、脫俗又有原則，對俗務與禮節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態度。

四、結論

我們認為，通過對陶淵明傳記的一種批判性解讀，仍將會獲得許多有價值的發現。盡管史書編纂者出于自身編纂目的的需要，在這些早期傳記中已對原始材料進行了有趣的選擇加工，但這些傳記中提供的信息仍將會繼續被學者使用，這些材料是對陶潛生活的唯一早期全面敘述（當然，這要排除顏延之的誄文）。不過，這些傳記材料中的加工改造痕跡卻不能再被學界所忽略了，自從這些史傳文本被作為一種可信的歷史檔案材料，就很少注意到其中的敘述差異和隨時間推移而帶來的發展變化了。

這四篇傳記近來仍被一些學者想當然地作為史實而不是影響了后來陶淵明閱讀的敘事文本來看待。作為陶淵明接受史上的第一組文本，它們不僅為后來的討論設置了術語，提供了理解某些陶詩的語境與作者意圖，并且為后代讀者塑造了對陶潛的想象范型。后代讀者不加懷疑地使用傳記中的故事作為理解陶詩的注腳，想當然地認為這就是“實錄”。從詮釋學的角度講，詮釋要建立在傳記材料的穩定性基礎之上，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詮釋本身變成了史學敘事與文本闡釋之間的封閉性循環。宇文所安曾經指出：

我們從別的史學敘事中構建我們自己的史學敘事，至于闡釋，我們是通過構建這樣的敘事來滿足特定文學文本的要求，借助史學敘事帶來的歷史語境我們闡釋具體的文學文本。……我們從沒見過一個文學文本在歷史上的真實基礎，我們所見的只是對這個真實基礎在形式上的模仿，存在于另一個文本中的文學文本框架權且充當了它的歷史基礎，是一種對歷史的“敘述”。62

因此，這四篇傳記材料的作用需要從兩方面來看待：首先，作為檔案資料，代表了陶潛死后第一個世紀中人們對淵明的看法；其次，作為源材料，后代讀者借以構建他們自己對陶淵明其人和作品的闡釋。通過選擇和編輯特定的逸事以及文本，每一篇傳記的作者都創作出了一幅獨一無二的淵明形象拼貼畫，盡管后代讀者可以從史傳材料和文學作品中選取片段構成自己對陶淵明的拼貼畫，但在獲取有關陶潛的數據以及形成他們自己的語言、分類和評價方面，仍會依賴史傳資料。在陶潛接受史上，沒有其他文本具有如此清晰明確的作用。

這些早期傳記如果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是后代讀者的接受基礎之一，其中的敘述差異顯示出，即便是在這不到兩百年的時間內，陶淵明的歷史形象也遠非是恒定不變的。如果把這些史傳看作一根柱子，那么這根看上去很堅固的柱子其實不是由一整塊石料做成，而是由多塊石料長時間拼接而成，其中每塊石料都會因其獨特形狀而能揭示出它們自源頭而來的演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