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無前例！官方正式宣布，一場關乎億萬人的“財政革命”要來了

文/陳治剛（識局智庫創始人兼首席戰略專家）

財政資金將跟隨人的流動而動態配置，而不再是固定在地上的“鐵桿莊稼”……

“推動相關公共服務隨人走、可攜帶”，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在12月27日至28日舉行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表示。

這簡短的一句話背后，是一場影響深遠的財政資源配置邏輯的根本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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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轉移支付制度主要形成于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經歷了過渡階段（1995—2001年）、修正完善階段（2002—2011年）和現代化發展階段（2012年至今）三個變遷階段。

長期以來，轉移支付資金分配主要與戶籍人口掛鉤，導致人口流入地公共服務資源緊張，而人口流出地則可能出現資源閑置。

公共服務“隨人走、可攜帶”意味著財政資源分配邏輯的根本性轉變。它使資金跟隨人的流動而動態調整，確保人口流入地有足夠財力為外來人口提供均等公共服務。

這一政策聚焦農業轉移人口最關切的子女教育和社會保險兩大領域。這些領域直接關系到數億農業轉移人口的切身利益和全面發展，精準回應了當前城鎮化中的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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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字經濟發展，商品與服務價值創造地和稅收貢獻地的空間分離越發明顯，加劇了區域財力失衡。傳統轉移支付分配方式未能充分應對這種由經濟社會形態變革引發的財力失衡格局。

當前轉移支付制度存在激勵性不足的問題，側重彌補財力缺口，對地方政府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實際成效激勵不足。公共服務“隨人走”機制正是要將轉移支付資金分配與公共服務績效相掛鉤。

這一政策也與2026年“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相呼應。它并非簡單擴大支出規模，而是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將資金精準投向最具社會需求和增長潛力的領域。

政策要求“研究建立適應學齡人口變化的教育經費分配新機制”，這顯示出決策者正以長遠眼光，應對因人口流動和出生率變化導致的教育資源空間錯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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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共服務“隨人走”面臨一個技術難題，就是精準的測算與動態調整。

如何精確量化一個流動人口帶來的公共服務成本增量，并據此動態調整轉移支付，需要建立在對各地公共服務標準成本、人口流動實時軌跡等大數據的精準分析之上。

政策落地涉及教育、人社、衛健、財政等多部門協作，以及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之間的協調。必須打破“數據孤島”和行政壁壘，建立全國統一的公共服務信息平臺和協同機制。

在“黨政機關過緊日子”的背景下，政策改革需要額外財政投入。必須建立有效的績效評估體系，對政策效果進行科學評估和動態優化，確保資金用在刀刃上。

現行轉移支付分類管理體系仍需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在實踐中附加了較多指定用途和考核要求，削弱了地方統籌能力。實現“隨人走”需先厘清各類轉移支付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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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隨人走”需要厘清功能定位，增強一般性轉移支付彌補財力缺口的根本屬性，剝離其附加條件，糾正“泛專項化”傾向。這將為基層政府落實“隨人走”政策提供堅實財力基礎。

政策或優先在人口流入集中、矛盾突出的地區和領域（如子女入學、醫保結算）取得突破，再逐步擴大公共服務范圍和覆蓋區域。這種漸進式改革路徑符合中國改革的一貫智慧。

需要強化國家人口與公共服務大數據平臺的建設和應用，為資金分配、服務跟蹤和效果評估提供堅實數據支撐。現代信息技術可實現動態預警與及時糾偏，建立穿透式監管平臺。

在中央財政引導下，需清晰界定省、市各級政府在為農業轉移人口提供公共服務中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并設計激勵機制，鼓勵沿海發達地區主動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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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隨人走、可攜帶”不僅是技術層面的調整，更是國家治理理念的深刻變革。

它意味著社會權利的重新定義——讓公民的基本權益不再被束縛于一片特定的土地，而是成為每個人自由發展的保障，標志著中國財政制度正從靜態分配向動態適配轉變，資源配置方式積極適應中國式現代化要求。

如果這項改革成功實施，數億農業轉移人口將能更順利地融入城市，不僅改善個人福祉，也將通過釋放內需潛力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消費市場將因新市民的真正融入而擴大。

隨著改革深入，中國可能逐步形成統一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打破戶籍壁壘，最終實現全民公共服務均等化。這將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

這項改革也將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從管理戶籍人口轉向服務實際居住人口，推動地方政府競爭從比拼GDP轉向競爭公共服務質量和人居環境。

另外，這項改革與國家近期推動的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轉移支付激勵約束機制等一脈相承。其成功實施將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而持久的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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