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實現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不能回避這些問題

文 | 大何

最近幾天各種APP都給我推送2025年的年終盤點，用大數據給我安排的明明白白，才驀然發現2025年已經沒剩幾天了。

不知道大家這一年都過得如何？年初制定的計劃都有實現嗎？

知乎上有人邀我聊聊對南方周末 2026 年新年獻詞的看法，我翻了翻，內容偏雞湯，倒沒什么特別想說的。

但如果讓我許一個新年愿望，我想來得實在些：祝愿大家明年的收入都能再上一個臺階。

這并非空泛的祝福，前不久財政部的會議也明確提到，要促進居民就業增收，通過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這恰恰戳中了當下很多人的核心訴求。

很多人把 “居民增收” 當成純粹的經濟問題，覺得癥結無非是經濟增長放緩、發展效率不夠高。

但如果往深處想就會發現，這件事的根源，其實藏在政治經濟學的底層邏輯里。

讓大多數人的收入持續增長，絕不是簡單地漲工資、發補貼就能實現的。

它意味著我們要重新設計經濟增長成果的傳導路徑，改變社會資金的流動方向；

要調整現有的財富分配格局，直面 “誰先受益、誰多受益” 的敏感問題；

要觸及財政的核心邏輯，明確資金的來源與優先使用方向；

甚至要重塑我們對資產的認知，讓房子、土地、金融工具這些東西，承擔起新的社會功能。

最終，它還指向了風險的分擔機制 —— 那些原本由家庭獨自承擔的養老、醫療、失業等重擔，能不能更多地納入國家保障體系？

這些變化，沒有一項是單純的技術調整，每一項都牽扯到既有利益格局的重新劃分。

而我們的困境也正在于此：如果利益格局不變，增收就只能是空中樓閣；可一旦真的要調整格局，所面臨的阻力又會無聲卻巨大。

再加上我們當下所處的時代背景，讓這件事的推進變得更加艱難。

在經濟高增長的年代，很多矛盾其實都被掩蓋了。

蛋糕在不斷做大，即便分配不夠均衡，你多拿一點的同時，我也能分到一杯羹，沖突自然就暫時擱置了。

可一旦進入中低速增長階段，“增收” 就幾乎必然會演變成一場存量博弈。

蛋糕的大小基本固定，一方想多獲得一些，另一方就不得不做出讓步。

這時，“為百姓增加收入” 就不再是一句溫和的口號，而是變成了必須明確回答 “誰來買單” 的艱難抉擇。

要理解這個難題，或許我們應該先回到一個更基礎的問題：當我們說 “收入” 時，我們到底在說什么？

很多人覺得收入低，首先想到的是工資數字，但實際上，真正影響生活質量的，是幾種收入與幾種支出相互角力后，最終剩下的那點可自由支配的錢。

我們可以把每個家庭都看作一張無形的資產負債表。

收入端，主要有四個部分：

一是工資，靠付出時間和技能換來的報酬；

二是經營所得，比如開店、做項目的收益；

三是財產性收入，來自房租、股權等資產的回報；

四是轉移性收入，比如養老金、醫保報銷、各類補貼 —— 這筆錢是從公共部門轉移到個人手中的。

支出端，則是壓在人們身上的幾座大山。

最表面的是日常消費，衣食住行這類開銷，多少還有壓縮的余地；

往下一層是住房支出，不管是房貸月供還是房租，都像一臺精準的抽水機，每月固定抽走現金流中最剛性的一部分；

再往下是教育和醫療開銷，這些費用難以預測，卻在持續侵蝕家庭的積蓄；

最底層的，是為了應對未知風險而準備的 “安全墊”—— 養老、失業、大病或意外，這些憂慮始終懸在人們心頭。

搞清楚了這些，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增收會這么難。

癥結在于，對大多數家庭來說，收入的增長是緩慢的爬坡，而不少支出卻是剛性的，幾乎沒有壓縮的空間。

哪怕工資不漲，房貸要還、孩子要上學、父母要看病 —— 這些大額支出，根本不是靠省吃儉用就能抵消的。

所以，當普通人說 “想多賺點錢” 時，背后的渴望往往不是一夜暴富，而是對一種可預期生活的向往：

希望通過努力，能大致規劃自己的未來；即使遇到挫折，家庭的根基也不會瞬間崩塌；孩子的成長、父母的晚年、自己的健康，不必完全交給運氣。

本質上，人們對增收的訴求，落到實處就是兩句樸素的話：日子可以好好規劃，努力不是白費。

從這個角度來看，增收其實有兩條并行的路徑。一條是名義增收，也就是賬面上的數字變大：工資漲了，生意變好了。

另一條是實際增收，也就是生活的硬性成本下降：房貸壓力減輕了，教育醫療的開銷可控了，養老、失業等風險有了制度托底。

前者是 “多拿到一點”，后者是 “少被掏走一點，少一點恐懼”。

人們真正的獲得感，恰恰來自兩者的合力 —— 手中可自由支配、敢于用來消費的錢變多了。

可現實是，這兩條路都布滿了荊棘。

名義收入的增長，會碰到企業利潤和財政能力的邊界；實際收入的提升，則會觸動資產體系與公共服務體系的固有慣性。

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動彈不得的困局。

先看最直接的路徑 —— 漲工資，為什么會這么難？

其實工資從來不是對辛苦勞動的獎賞，它是由勞動生產率、企業利潤空間和勞動者的議價能力共同決定的。

現實往往是，即便生產率提升、蛋糕做大，最先分走紅利的，常常是資本回報、資產升值、金融利差、平臺傭金…… 等輪到工資這一環時，能剩下的已經不多了。

只要勞動者在薪酬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工資就容易被長期壓在原地。

這背后有幾層難以撼動的邏輯：

勞動力供給過剩的慣性依然存在；

很多企業自身的利潤本就微薄，既沒有漲薪的能力，也缺乏漲薪的意愿；

更不用說，一些企業通過外包、勞務派遣等方式，將經營風險轉嫁給勞動者，這時勞動者的工資，就成了吸收風險的緩沖墊 。 如果漲工資這條路走不通，那自己做生意、搞創業呢？

在上一輪經濟周期里，創業曾是很多人改變命運的希望。

可如今，這條路卻越發坎坷。

成本端，房租和平臺抽成在不斷侵蝕利潤；

需求端，當人們開始捂緊錢袋，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就是街邊的小店（（可以去B站看看“勇哥說餐飲”）。

鼓勵更多人 “去試試創業”，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將系統層面的風險，分散給了那些渴望改變命運的個體，讓他們用自己的積蓄，為整個經濟的困境買單。

那靠資產升值來增收，可行嗎？

當勞動回報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漲，人們自然會把希望寄托在資產上。

但對大多數中國家庭來說，核心資產就是房產。

這套房子，既是居住的必需品，又被人們寄予了財富增值的期待 —— 這種雙重屬性，

讓它變成了一個陷阱：不買房，就得付租金幫別人供樓；買了房，又可能將家庭的未來，鎖定在高杠桿的軌道上，每月收入的大頭都要交給銀行。

當資產價格不再單邊上漲，這條路帶來的焦慮，可能比財富還要多。

當市場的作用有限時，人們自然會寄望于國家。

通過財政再分配和公共服務的完善，來增加居民的實際收入，這本是現代國家的責任。

但這條路同樣不好走。

一方面，財政自身也面臨著可持續性的壓力；

另一方面，再分配必然會觸及既得利益。

國家本身不創造財富，只是財富分配的中介。

要讓普通家庭多拿到一些，就必須讓那些從高收入、資本利得、壟斷利潤中獲益過多的群體，讓渡出一部分利益。這注定是一場艱難的博弈。

于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閉環形成了：

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醫療、養老、教育等），讓人們即便收入略有增加，也傾向于儲蓄；居民消費疲軟，又會導致企業收縮投資與招聘；就業和工資增長更加乏力，這又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未來的擔憂……

說到底，“為百姓增加收入” 之所以如此艱難，并非因為我們缺少經濟工具，而是因為它逼問了幾個長久被我們回避的尖銳問題：

經濟增長的紅利，應該先惠及誰？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分配比例，該如何調整？資產的超額收益，是否應該讓渡一部分，來換取更多人的安全感？風險，該在國家、市場與家庭之間，如何合理分擔？

回避這些問題，增收就永遠只是一句口號。

而直面這些問題，則必定會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會覺得 “努力在貶值”。

不是努力本身沒有意義，而是在你所創造的價值，流向自己口袋的途中，被層層截留了。

你新增的那點收入，追不上房租、學費、醫療賬單的漲幅；你個人的奮斗，填補不了制度保障的缺口。

當然，指出這些問題，并不是為了制造恐慌和焦慮，而是因為只有正視問題的根源，我們才有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出口。

我始終相信，發現問題，是正視問題的第一步；而正視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唯一前提。

這個出口，不在于某一項一招見效的政策，而在于一系列具體、細致，甚至可能有些枯燥的系統性改革。

最后，我想再許幾個具體的新年愿望：

祝愿明年的最低工資標準和城鄉居民養老金標準，能進一步提高，為社會中的弱者遮風避雨；

祝愿明年的財政刺激，能繼續加大對基本民生和社會福利的傾斜，切實降低每個人的生活支出；

祝愿未來的一年，希望更多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成果，能真正回歸到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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