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采訪過毛主席的美記者斯諾患癌，妻子寫信向中國求援

1971年的時候，對于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而言，生活并非順遂。他剛剛結束在中國長達半年的訪問回到瑞士不久，正忙于撰寫新書《漫長的革命》，但是身體卻難以支撐，常常感覺極為疲倦，難受至極。起初還以為是勞累所致，休息一下便會好轉，可是狀況卻越發糟糕。之后前往醫院進行全面檢查，結果猶如晴天霹靂：患上了胰腺癌，并且已經出現擴散的情況。在那個時候這幾乎等同于被宣判了死刑。

斯諾的夫人洛伊斯非常著急。她為丈夫的疾病四處寫信來尋求幫助。她給在美國以及英國的親友寫了信。還寫了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件，寄給在中國的老朋友馬海德醫生。這封信帶著最后的希望，跨越海洋。不久之后這封信就呈現在毛澤東主席以及周恩來總理的桌面上。

毛澤東和周恩來聽聞消息。他們沒有太多猶豫。當事人回憶毛主席與周總理馬上商議，要竭盡全力挽救斯諾的生命。他們立刻下達指示，迅速組建頂尖醫療小組，前往瑞士救治斯諾。這個小組由衛生部顧問馬海德帶領，還有北京日壇醫院的專家們。鑒于遠途轉運存在困難，北京制定了兩套方案：一套是在北京日壇醫院準備家庭式病房，等待斯諾一家來京接受治療；另一套是如果斯諾身體不允許進行長途旅行，就將醫療援助送到他在瑞士的家中。周總理考慮得非常細致，他知道斯諾手頭不富裕，專門指示包租法航班機的一等艙，讓斯諾在轉運時能夠躺著休息，并且承擔全部費用。這樣考慮全面的安排，超出了一般的外交禮節。

我認為中國領導人是如此迅速且果斷，而這背后有著長達三十多年的深厚情誼。斯諾并非普通的記者，他是1936年第一個冒險進入陜北蘇區采訪毛澤東的西方人，是他第一次將毛澤東以及中國紅軍的真實形象傳播到全世界。毛澤東曾經感慨地說：當我們被整個世界遺忘的時候，只有斯諾來了解我們并且把這里的事情告知外面的世界。這種在革命最為艱難的時候結下的信任，是能夠經受住時間的考驗的。1960年斯諾訪問中國的時候，毛澤東對他充滿感情地說：我從來沒有欺騙過你，你也從來沒有欺騙過我。這種坦誠地對待彼此，奠定了他們之間友誼的基礎。

1972年1月下旬的時候，醫療小組到達了瑞士日內瓦。馬海德帶領著人員直接前往斯諾位于埃善小鎮的住所。但是經過檢查，發現情況比預先所設想的要差很多。醫療小組診斷出斯諾的胰腺癌在手術后出現了廣泛轉移的情況，并且還出現了肝功能衰竭的狀況，病情非常嚴重，完全沒有辦法乘坐長達二十小時的長途飛機。馬海德十分悲痛地對洛伊斯說，原本打算在北京把醫院當作他們的家，現在得把他們的家變成醫院。這樣一來計劃就發生了改變，醫療小組決定在當地進行安置，把斯諾的家改成臨時的病房，想盡辦法減輕他的痛苦，開展支持性的治療。

2月初的時候，當時黃華身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正在埃塞俄比亞開會，收到北京加急電報。周總理要求他立刻放下手中工作，前往瑞士，代表毛主席以及他自己去看望斯諾，并傳達問候。黃華趕到斯諾床前的時候，斯諾剛剛從昏迷中短暫清醒過來。馬海德走近斯諾說道：“你瞧誰來了？是黃華！”斯諾馬上瞪大了眼睛，臉上呈現出十分興奮的笑容，他用瘦骨嶙峋的手緊緊握住黃華和馬海德的手，用盡全身力氣說道：“啊！三個‘赤匪’又碰到一塊兒！”這個稱呼源自1936年陜北的事情，帶有苦澀的幽默，此時聽來，讓人極為心酸，也道出了他們之間與眾不同的友誼。

1972年2月15日，中國農歷春節的凌晨時分，斯諾在昏迷狀態中平靜地離世，他當時的年齡是67歲。此時距離美國總統尼克松進行具有歷史意義的訪華就只剩下六天的時間了。斯諾最終沒有等到他所盼望采訪的這個時刻。在生命的最后階段，斯諾留下遺言：我熱愛中國。我希望我去世之后有一部分留存于中國，如同我生前一直的狀況那樣……。

回頭再進行觀察，毛澤東和周恩來針對斯諾病危的情況做出了回應。這是一次跨越國界以及政治立場的生命救援行動。雖然最終沒有能夠挽回斯諾的生命，但是他們全積極開展行動的狀態，還有那種把斯諾的家當作醫院的真誠態度，讓斯諾的家人非常感動。斯諾夫人之后把一頂毛澤東和斯諾都戴過的中國工農紅軍紅星八角帽進行了捐贈，這頂帽子是斯諾最為珍視的遺物，她把這頂帽子捐給了中國革命博物館（現在被稱作國家博物館）進行收藏。這個舉動自身，就是對于中國領導人那份情誼的最為恰當的回應。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這段往事之所以能夠打動人，不僅僅是因為領導人層面迅速進行批示以及醫療小組跨越國界前來援助，還因為其中蘊含著人情味。它從一篇篇努力追求真實的報道起始，是一份在艱難困苦中相互信任的君子之間的交往，最終演變成病榻前無力的緊握以及跨越重洋的臨終關懷。在宏大的歷史敘事當中，這種基于個體信任與尊重的友誼，往往更能夠跨越時間和空間，留下長久的溫暖。斯諾骨灰的一部分最終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永遠留在他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之上，這就是這段深厚情誼不朽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