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死南博院長的“學術剽竊案”：習仲勛發話，必須查個水落石出！

這一段，那個《江南春》圖卷的事兒鬧得沸沸揚揚。一張明代仇英的真跡，當年龐家老先生滿懷信任地捐給國家，結果南博反手給鑒定成個“假貨”，轉頭六千八百塊錢就給賣了，如今一轉身在拍賣場上變成了八千八百萬。這事兒說起來，真叫人掉底子，這哪兒是博物館啊？這簡直是把老祖宗的臉面、把捐贈人的心，都擱在地上踩。

可您知道嗎？在那紅墻綠瓦背后，在那同樣的地方，四十多年前還發生過一樁比這更讓人心寒的事兒。那時候的南博，有一位院長叫姚遷。如果要說《江南春》丟的是物件兒，那姚遷丟的，則是咱們文博界的一根脊梁骨。今天，咱們就借著這股子說不清道不明的陳年舊賬，聊聊這位姚院長的沉冤與昭雪。

其實人這一輩子，看重的是個“名”字，尤其是書生。姚遷就是個地道的書生。他當年在江蘇文博界，那是一言九鼎的人物，懂行、愛才，更有一股子文人的癡勁兒。根據姚遷的好友回憶，姚遷有個雅好，特別迷雨花石。那時候他聽說儀征月塘的砂礦產好石子，不顧身份，大禮拜天的一步一個腳印往公社趕，跟當地老百姓一塊兒在泥地里蹚。老百姓手里的石頭按斤賣，他買了兩大口袋背回南京，高興得跟撿了寶貝的頭回逛攤兒的孩子似的。這種人，心眼里干凈，裝的都是學問和美。他要是能活到今天，看著《江南春》被這么糟踐，估計得氣吐了血。可偏偏就是這么一個單純的人，遇上了一個讓他看不懂、也躲不開的局。

那是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剛開個縫，風氣還沒完全轉過來。那時候有個詞兒叫“清除精神污染”，有些地方執行起來就走了樣，穿個花襯衫、留個長頭發都能被當成典型批一頓。在這么個節骨眼上，有人盯上了姚遷。當時的一份調查報告，像一顆定時炸彈一樣扔在了省委宣傳部的桌子上。報告里的話說得極重，說姚遷“剽竊、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您說這罪名對一個學者來說，是不是比殺了他還難受？可實際上是怎么回事呢？說白了，就是他在一些學術會議上做的總結發言，后來署名發表了。在那個年代，甚至就在今天，院長做個總結，底下人幫著理理稿子，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工作流程。但在有心人眼里，這就成了“剽竊”的鐵證。

當時的調查組進駐了南博。更要命的是，還沒等事情查清楚，《光明日報》的記者就聽信了那些捕風捉影的材料，在頭版發了新聞。這一下，輿論就像決了堤的水，把姚遷整個人給淹了。我常說，書生從政，最怕的就是那種莫須有的罪名。姚遷是個自尊心極強的人，他哪受過這個？那時候他被撤了職，天天被逼著寫檢查。有個老友叫王鴻，曾回憶過姚遷自殺前的最后一面。那是深更半夜，姚遷敲開王鴻的門，臉色慘白，神情憔悴得不像樣。他坐在那兒捧著茶杯長嘆：“王鴻同志，我遭大難了！”他在那兒坐了一個多小時，沒提一個“求”字，就是想找個信任的人吐吐心里的苦水。臨走時，王鴻看著他那瘦削的身影消失在黑夜里，誰能想到，那竟是這位院長留給世間的最后一個背影。

1984年，一場所謂的座談會開成了缺席批判會。盡管席間有人覺得證據不足，甚至拿自己的親身經歷替姚遷辯解，但在“統一認識”的高壓下，這些聲音都被壓了下去。姚遷最終選擇了自殺，用最慘烈的方式去抗爭那份不公。一個懂行、肯干、有情懷的文博專家，就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

可這世上的事兒，終歸是“天網恢恢”。姚遷雖然走了，但有一位俠客還沒死心。這位俠客就是紅學泰斗馮其庸先生。馮老那性格，是出了名的耿直，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他以前跟姚遷只是學術上的點頭之交，但他看重姚遷的學問，更了解他的為人。馮老聽說姚遷自殺的消息后，拍案而起。他覺得這不光是一個人的悲劇，這是對正氣的踐踏。他孤身一人跑到南京，暗地里走訪調查，摸清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回到北京后，馮老開始了他的“千里走單騎”。他先是向馮牧反映，接著又給胡耀邦寫信，甚至跑去國務院找秘書。

而這里頭最關鍵的一環，是馮老通過中紀委，把這份血淚申訴遞到了習仲勛同志的案頭。習仲勛同志那是老一輩革命家里最講究“實事求是”的人。他一看材料，覺得這事兒不對頭，里面有冤情，有官僚主義，更有草菅人命的嫌疑。習老當即指示中紀委，一定要找馮其庸本人深談，把情況摸透。馮其庸在談話時，那是豁出了身家性命。他對著中紀委的人講：“如果我反映的情況有一丁點兒摻假，我愿意承擔一切責任！”正是因為有了馮其庸的這份俠肝義膽，更有了習仲勛同志這種高屋建瓴、撥亂反正的擔當，中央決定派出專門調查組，直奔南京。

一年的徹查，真相大白。中紀委的報告像一把利劍，劈開了籠罩在南博上空的陰霾。報告里明確指出：所謂的“剽竊”根本不成立，那是違背實事求是原則的錯誤認定。姚遷非但沒罪，還是個對江蘇考古事業有過卓越貢獻的好干部。1985年8月4日，《光明日報》再次刊載了姚遷的消息。但這回，是遲到的正義，是昭雪的公文。馮其庸看到報刊時，那是老淚縱橫，連寫了四首詩。其中那句“奇冤千古終須白，大獄豈容久沉淪”，讀來真是讓人脊梁骨發涼，又覺得心里頭出了一口惡氣。

當年盡管在《光明日報》那篇捕風捉影的新聞發表前，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副部長都拒絕簽字。但當時任副部長的胡福明因為曾代表江蘇省委宣傳部前往南京博物院宣布撤銷姚遷院長職務，并在會上對姚遷進行了批評，最終導致姚遷自殺。最終胡福明被撤銷了江蘇省委宣傳部長職務，并受到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在后來胡福明自己的回憶錄《我的學術小傳》中他記錄下了這段歷史，并進行了反思，說自己是“書生從政真不行”，犯了嚴重的主觀主義錯誤。

其實，咱們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段往事，對比現在的《江南春》事件，心里除了感慨，更多的是一種警醒。姚遷的命，是換回了一份正義，但這份正義來得太沉重。現在的南博，如果還丟了那份對文物的敬畏，還丟了那種實事求是的風骨，那才是真正的“精神污染”。如果沒有馮其庸的奔走，如果沒有習仲勛等老同志對“實事求是”四個字的堅守，姚遷這個名字，可能至今還背著“剽竊者”的惡名爛在歷史的旮旯里。

人這一輩子，活的就是個局氣。姚遷院長局氣，他寧死不屈；馮其庸先生局氣，他仗義執言；習仲勛同志更局氣，他作為領導者，能在迷霧中看見真相，能為一個小小的書生撥云見日。這，才是咱們這個民族、這份文化能傳承下去的底色。物件兒碎了可以補，心要是涼了，正氣要是散了，那可就真沒救了。愿姚遷院長的在天之靈，能在那片他心愛的雨花石里，得到永恒的安寧。也愿如今的南博，能在那場《江南春》的鬧劇之后，找回失落已久的良知與體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