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馬超在世，諸葛亮北伐將發生3種不可控局面，魏延可能提前造反

公元二二二年的那個冬天，冷得讓人骨頭縫里都冒寒氣。

在蜀漢的一處深宅大院里，四十七歲的馬超躺在病榻上，出的氣比進的氣多。

這時候的他，哪還有半點當年渭水河畔殺得曹操割須棄袍的狠勁？

他死死攥著劉備的手，眼神里只剩下一個中年男人的恐懼和哀求。

因為他全家都死絕了，早些年被曹操誅了三族，這會兒就剩下一個堂弟馬岱。

這封臨終遺言，現在讀起來都讓人后背發涼：“臣宗族門下二百口人，已經被曹孟德誅殺殆盡，以此惟一血脈托付陛下，臣死便無恨了。”

誰能想到，這就是那個被羌人奉為“神威天將軍”的錦馬超？

這一年他才四十七歲，按理說正是當打之年，結果卻窩窩囊囊地病死了。

很多人看到這兒都會覺得可惜，覺得蜀漢少了一員猛將。

但你要是站在諸葛亮的角度往深了想，這事兒可能還真沒那么簡單。

說句難聽的，歷史上最殘酷的真相往往是：那個看起來最窩囊的結局，反而是唯一的活路。

咱們不妨開個腦洞，如果這個“不定時炸彈”沒有死，硬是活到了六年后的第一次北伐，蜀漢的命運究竟是會逆風翻盤，還是會走向一場更可怕的崩盤？

首先咱們得打破一個濾鏡。

很多人覺得馬超投奔劉備后“碌碌無為”，是因為能力不行或者被打壓了。

其實不是能力問題，是他“不敢行”，劉備也不敢讓他行。

這哥們履歷太黑了，坑爹、背主、是一方諸侯出身。

他在蜀漢高層眼里，始終是個巨大的雷。

諸葛亮治蜀那幾年能那么安穩，某種程度上真得“感謝”馬超走得早。

一旦這頭西涼猛虎活到公元228年北伐開啟，諸葛亮手里那把羽扇，估計得時刻提防著會不會被自己人給折斷。

第一個讓人頭皮發麻的變數，就在漢中誓師大會上。

史書上說，第一次北伐時，老將趙云為了爭先鋒，差點拿頭撞柱子。

那是趙云的最后一舞，悲壯得不行。

但如果馬超站在旁邊，這戲碼就變味了。

趙云代表的是荊州元老系，是劉備的鐵桿。

可馬超呢？

他和曹魏那是滅門之仇，而且北伐打的是哪？

是雍涼，是他的老家！

他絕對有理由去搶這個先鋒大印。

這時候諸葛亮就難辦了。

用趙云吧，馬超肯定心里不痛快，這種級別的武將一旦有了怨氣，在后方搞點小動作，那比敵人還可怕；用馬超吧，這就是一匹脫韁的野馬，一旦殺紅了眼，違背丞相的戰略部署，諸葛亮那種精細化的步步為營戰術直接就廢了。

仗還沒打，指揮系統先裂開了。

這種內耗，對于國力本就弱小的蜀漢來說，是致命的。

當然了，硬幣總有兩面。

如果諸葛亮真的豁出去了，敢放馬超歸山，那戰術層面的收益確實誘人得可怕，甚至可能徹底改寫街亭之戰的結局。

咱們都知道，第一次北伐最大的敗筆是馬謖失街亭，導致隴右三郡得而復失。

但若馬超在世，根本輪不到馬謖去守街亭。

為啥？

因為馬超在西涼那塊地界，聲望簡直就是“宗教級別”的存在。

我查了一下《三國志》，馬超在那個地區振臂一呼，氐族雷定等七個部落一萬多人能瞬間響應。

這不僅僅是兵力的問題，這是一種恐怖的政治號召力。

試想一下，當蜀漢的大旗上寫著一個巨大的“馬”字出現在隴右，當地的曹魏守軍和少數民族部落可能連抵抗的心思都沒有，直接就跪了。

那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的投降速度絕對比歷史上更快，甚至可能像多米諾骨牌一樣，連帶著周邊的扶風、京兆等地一同反水。

這哪里是打仗，簡直就是一場針對曹魏的大型心理霸凌。

在那種局面下，街亭不再是一個需要死守的孤點，而會成為西涼鐵騎反包圍曹魏援軍的獵場。

張郃來了又如何？

面對幾萬熟悉地形、且對馬超死心塌地的羌胡聯軍，魏軍引以為傲的騎兵優勢直接歸零。

可以說，有馬超的北伐，拿下長安以西的雍涼全境，不僅是夢想，而是大概率事件。

但是，所有饋贈都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這就要說到第三種，也是最致命的“不可控局面”：一場可能顛覆蜀漢政權的內部裂變。

諸葛亮一生唯謹慎，他最怕的其實不是曹叡，而是內部失控。

蜀漢陣營里一直有個“反骨”隱患叫魏延。

魏延自視甚高，提出了著名的“子午谷奇謀”，想帶兵單干，卻被諸葛亮死死按住。

魏延的痛苦在于找不到知音，也找不到盟友。

但如果馬超活著，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你仔細琢磨琢磨，馬超和魏延這倆人，性格簡直太像了：心高氣傲、勇猛善戰，而且都對諸葛亮那種四平八穩的打法頗有微詞。

一旦北伐順利，馬超重回西涼老家，手握重兵，再加上同樣渴望獨當一面的魏延，這兩人極大概率會形成某種默契，甚至是政治同盟。

這可不是空穴來風，西涼這塊土地自古就盛產割據軍閥。

當諸葛亮身體越來越差，遠在成都的后主劉禪又是個撐不起場面的，占據了雍涼富庶之地的馬超和魏延，還會聽從千里之外的調遣嗎？

這才是最細思極恐的結局：蜀漢或許真的能光復舊都，拿下長安。

但在慶功宴的背后，是一個新的軍事集團在西北崛起。

馬超有威望，魏延有謀略，兩人聯手，完全可以效仿當年的董卓或韓遂，在這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擁兵自重。

到那時，諸葛亮面對的將不再是匡扶漢室的偉業，而是蜀漢政權的一分為二，甚至是紅臉變白臉的內戰。

從這個角度看，馬超在公元二二二年的那場病逝，雖然帶走了蜀漢最鋒利的一把刀，卻也無意中為諸葛亮拆除了一顆足以炸碎整個國家的引信。

歷史的殘酷之處往往在于，最好的棋子，往往也是最危險的對手。

馬超死后，蜀漢再無騎兵集群沖鋒的壯觀場面。

六年后的祁山，風很大，吹得諸葛亮的衣角獵獵作響，但他至少不用擔心背后有人捅刀子。

那年馬超四十七歲，走的時候很不安，但對這個國家來說，這或許是最好的告別。

參考資料：

陳壽，《三國志·蜀書·馬超傳》，中華書局，1982年。

司馬光，《資治通鑒·魏紀》，中華書局，1956年。

楊景賢，《馬超與蜀漢北伐的戰略推演》，歷史研究期刊，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