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經濟30年（2002-2006）——使命創新：入世，開啟全新的思考：你的責任所在？

出品：中外管理傳媒社長、總編 楊光

時代綜述

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有時候也只有站到更高的層面時，才會真正關心自己的腳跟是不是穩健。開始面對全球的中國企業家，也不得不開始面對內心：“我為了什么而做企業？我要把企業做成什么樣？”

而使命，對于在新中國紅旗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企業家來說，在剛過去的20世紀，既不是問題，又是一個問題。

說不是問題，在于那時他們可能什么都缺，但獨獨不缺家國情懷。強國夢，是他們早已融入血液的基礎使命。要說是問題，則在于他們過去20年從計劃經濟、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的大潮更迭中，一直不知道自己作為不同于政治家、科學家的企業家，將家國使命具體落實在企業經營層面時，該用怎樣清晰的標準，來清晰地界定自己的企業家使命與價值。

“省優！部優！國優！創稅！創匯！”……廣告激昂卻似是而非，關鍵在于它們都不是直接來自市場。

直到一本美國財經雜志《財富》，跨世紀時選在上海召開了一次以“中國未來50年”為主題的論壇，并順便帶來了一個叫“財富500強”的榜單。從此，中國企業家才豁然發現，作為企業，以營業收入為指標來參加全球排名，是一個證明自身實力最直觀的標尺！而進入榜單的企業數量，又是衡量國家實力的標尺！——而1999年時，中國企業這個數字還不到兩位數。截至2022年，登上《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的中國企業已達145家，中國成為上榜企業數量最多的國家。

于是進入21世紀并開始迎接WTO全球化挑戰的中國企業，不論國企還是民企，都紛紛把“進入《財富》500強”，作為了自己企業的使命目標。為了迅速求大求規模，以致于那幾年“拉郎配”、“舢板變航母”成為了現象級熱潮。

但很快務實的中國企業家就發現了“做大”并不是企業經營的真諦，如果拼湊而低效、虛胖而虧損，這有意義嗎？于是“先做大？還是先做強？”成為了那幾年中國企業界和學術界共同關注的時代命題。又隨著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都已拼搏了近20年，“未來時”正變得越來越現實，于是“做久”又成了企業使命獨立于“做大”與“做強”的一個新維度，那幾年開始出現了“不做500強，要做500年”的新使命。

然而也是在那幾年，中國企業家中最前瞻也最早走向世界的那部分“小眾”，開始第一次跳出企業自身發展的狹隘視角，來看待審視自己做企業的使命。他們開始關注一個企業對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社會責任，甚至進而開始“不著邊際”地思考比社會責任更高遠的人類責任和地球責任。雖然此時他們明顯高處不勝寒，但中國企業界如今開始習以為常的價值使命，及其迭代創新，都是從本世紀加入WTO后的5年內，開始發端出現的。它們，成為了中國企業未來20年在全球化大潮下繼續騰飛的價值觀引擎，甚至同時成為了融入全球產業鏈的門票與門檻。（楊光）

時代大事記

2002年

中國加入WTO后，中國經濟全球化發展旋即全面提速。這一年起，中國被正式稱為“世界工廠”。然而，中國企業面臨的考驗又是前所未有的：在與跨國企業合作時，各項門檻和標準要比之前更高。這意味著中國企業還有更多的功課要補齊，這也是國際化后中國企業必須要邁過的門檻。

2002年1月15日

“東方魔水”健力寶股權轉讓，創始人李經緯被迫出局。民營企業家該如何面對資本的覬覦，企業該如何保護自己，又一次成為民營企業繞不開的命題。

2002年11月

作為加入WTO的第一年，適逢黨的十六大在北京隆重舉行。大會全面闡釋和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并首次把就業作為民生之本，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同年，這個GDP首次突破10萬億元；中國外貿總額突破6000億美元，首次成為世界吸引外資第一大國。

2002年

民法典首次提請人大常委會審議，并首次明確私有權。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基礎，都是法治。作為國家三大基本法之一、規范各種民間行為的民法典進入立法程序，無疑影響深遠。

2002年

據摩根大通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是2002年亞洲乃至全球并購最為活躍的市場。國際并購市場一片萎靡，而中國的并購市場卻逆勢上揚，成為全球并購市場中的一個亮點。中國企業終于在加入WTO一年后，結結實實地感受到了并購的盎然春意。2002年，是中國WTO元年，也是中國并購元年。

2003年4月

SARS（非典疫情）爆發，成就了淘寶、京東等電商巨頭，吹響了電商顛覆傳統零售的號角。思維創新改變的不僅是企業，更可能是整個產業。正所謂顛覆你的不是你的對手，而是時代。

2003年

“溫州炒房團”拋出千億資本全國炒樓。同年8月，《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簡稱“18號文”）提出“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城鎮化進程加速。國人的財富開始大量涌向房地產業，隱患和弊端也在積累。

2003年

民企“造車運動”爆發，先后有福田、比亞迪、萬通、華翔、中大、華普、長城、華泰、眾泰等30多家民營企業進入整車制造領域。中國汽車產業進入“戰國時代”。中國民營企業角逐汽車整車制造這個大工業時代的樞紐產業，標志著已經在市場經濟大潮下積淀了10年的中國民營企業，開始從市場經濟中的“群演”到“配角”后，決心再一次躍升為“聯合主演”。

2003年11月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和全面闡釋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這是中國告別短缺經濟、“發展就是硬道理”、開始建設小康社會后，圍繞發展本身的質量、結構、節奏等時代性課題而進行的一次重要使命探索及思想創新。

2003年12月

新中國第一次全國人才工作會議舉行。強調人才強國戰略，是黨和國家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2004年1月1日

世界首條商業運行的磁懸浮列車正式在上海浦東運行。雖然磁懸浮技術一直沒有得到大面積推廣，但這是中國軌道交通開始從鐵老大轉型升級為高技術含量的“高鐵”的重要信號，是高鐵時代下中國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乃至模式發生巨變的先聲。

2004年3月14日

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首次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這是對市場經濟運行體制在最高級別進行的最重要基礎性確認。

2004年8月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開始質疑部分企業的產權改革——中國企業的創新重點，逐漸從過去10年的以治理結構為核心的機制創新為主，明確轉向了隨后以商業模式為核心的市場創新為主。

2004年12月18日

聯想集團以12.5億美元，收購了IBM連續多年虧損的PC業務，“蛇吞象”的現象逐漸在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步伐中陸續出現。跨國收購思維乃至膽略開始“走上去”的重大轉變，也讓中國企業更快地融入國際高端市場。雖然這個階段的探索，短期學費更高，但卻為中國企業在10年后開始成功逐鹿高端國際市場，開啟中國企業的品牌國際化，積累了豐富經驗。

2004年

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圓滿結束，這次普查以其規模大、范圍廣、調查內容豐富，為國內外統計界所罕見，備受國際社會的關注。這一年，我國GDP總量為159878億元。而在1992年，市場經濟初期，國內生產總值為26923.50億元，十余年間翻了近6倍。

2005年

蘇寧、國美作為家電及消費電子產品為主的全國性連鎖企業，開始迅速崛起。國美掌門人黃光裕也一度成為中國首富。這是中國流通企業在整個產業鏈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開始。

2005年8月5日

百度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當日便成為年度全球資本市場最耀眼的新星。隨后，越來越多的互聯網企業開啟了海外上市潮。

2005年

“神舟”六號載人飛船成功升空。這是我國首次進行多人多天飛行、真正意義上有人參與的空間實驗活動。作為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承載體，“神六”在世界最復雜、最龐大、最具風險的工程體系里，以技術密集度高、尖端科技聚集的精彩表現，在太空完美演繹了“中國制造”。從“神一”到“神六”遨游太空，在黨中央帶領下，中國社會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實現了國家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顯著提高。

2005年11月13日

吉林石化公司雙苯廠一車間發生爆炸，死傷近70人，約100噸工業污染物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嚴重污染，沿岸數百萬居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引咎辭職，企業領導被停職受審。對于有使命創新意識的企業家來說，安全、環保這類看似不會給企業帶來太多立竿見影的投入，才是企業能否實現持續發展的底層基礎。使命不是停留在思維中的意識，更是要踐行的行動。安全與質量永遠應該是“一票否決制”，這是企業與市場的命脈，是無可推卸的使命和責任。

2005年

人民幣采取彈性匯率機制。首次變革，都是一次打破舒適區的革命。然而，它一定是有利于建立新的平衡且更有利于長遠發展的戰略選擇。正如人民幣匯率機制，它不僅可以促進擴大內需以及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還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高金融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并且，有利于優化利用外資結構，提高利用外資效果。一切改變，都是為了更好的發展。

2006年5月17日

國務院正式提出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六項措施。消息一出，可謂四座皆驚。此后的政策出臺亦可謂疾風驟雨，短短半年相關部門陸續出臺13大房地產調控政策，涉及住房結構、土地管理、稅收、信貸、交易秩序，甚至反腐等各大環節——一場史無前例的房地產調控風暴席卷中國。但“越調越漲”的怪圈也開始出現。

2006年

中石油以1422億元的業績，成為亞洲最賺錢的公司，“世界500強”里涌現出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

2006年9月8日

國家發改委等六部委出臺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正式實行，該規定在規范外資并購方面邁出堅實的一步。2005年時，外資企業凱雷欲控股中國徐工，受到國內外廣泛的關注。2006年6月事件再次發酵：三一重工時任執行總裁向文波連續發文叫板這一事件，宣稱“徐工被賤賣”，要“阻止外資并購徐工”。這一事件，將外資并購國企引入到“國退洋進”的漩渦中。從今天來看，跨國并購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的重要特征，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必經之路。外資的介入對于中國產業的整合與振興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然而，一切都必須有法可依。

2006年12月11日

人民幣業務對外資銀行全面開放。中國金融業的全面開放，帶來了更多的產品選擇和更優質的金融服務，銀行業的“戰國”時代到來。

2006年

首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于12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之間的這一經濟交流活動舉世矚目。首次對話的主題為“中國的發展道路和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此后，作為定期對話機制，中美戰略對話定期在中美間輪流舉行。中美雙方利用這一戰略對話機制在事關兩國關系的深層次、戰略性重大問題方面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溝通與交流，促進了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

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不僅是開拓視野的大會，也是信息交流的平臺

懇談會時代主題

2002年

第11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

主題：2003，中國企業新思路·新環境

在入世一年的背景下，官產學各界近50位嘉賓圍繞熱點話題展開了思想碰撞。時任中國銀行行長經濟顧問朱民興奮地表示：中國第一次融入了全球產業鏈。10年前，是跨國公司利用中國的資源滿足中國的市場；5年前，中國的本土企業開始利用本土的資源滿足全球市場；而2002年，中國企業頭一次開始整合全球資源以滿足全球市場。這是非同尋常的一個變化。

當談到中國入世一年的成績單時，時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表示：大多數指標超過預期，人均GDP近1000美元，可謂一個突破，而中國的出口增幅達到世界第一。時任上海外貿學院副院長、著名WTO專家劉光溪表示：中國入世要“政府先入世、觀念先入世”。著名經濟學家魏杰在解讀十六大報告時表示：政府不再作為企業進行資源分配及制度設計的主體，將轉向為服務型政府。著名經濟學家蕭灼基也提出了警示：入世三年后，面臨沖擊將更大。同時，中國的就業、城鄉二元化、人才利用等問題還有待解決，中國企業必須保持風險意識。經濟學家艾豐還提出：中國企業要不斷學習，注意框架式學習、觀念轉變和思維的調整、追求學習的成果、擅用外腦。

2003年

第12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

主題：2004，在轉折與多變中持續成長

在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非典從天而降、全球經濟低迷、國內產業整合之際，2003年中國經濟環境究竟怎樣？中國制造業的“世界工廠”之路是否平坦？與會嘉賓就全球資本市場與中國金融改革有何新動向、如何降低融資風險、如何在并購中實現有效整合、如何做好跨文化管理等焦點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時任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兼總經濟師姚景源提出，中國消費品市場有三個特點：第一，消費結構的升級；第二，凡是適應消費升級的商品都會成為熱點商品；第三，市場自主的力量不斷增強。這些都決定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時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樊綱，在談到2003年全球經濟對中國企業的影響時表示：加入WTO后，全球對中國的制裁、反傾銷、抵制增多，首先，一定要以正常的心態來看待。貿易沖突和經濟利益的沖突很正常，要看到全球化是一個激烈的利益沖突和利益調整的過程。當下就是要做好產品，要做好“世界工廠”。

彼得.圣吉（左三）作為中國企業在跨世紀與世界接軌時在中國影響最大的管理學家之一，是由《中外管理》率先引進的。2004年，他在“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上，與臺灣管理學家石滋宜、蒙牛牛根生、東軟劉積仁、柯達葉鶯和本刊楊沛霆教授，共同構成了＂中外管理＂的時代記憶

2004年

第13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

主題：2005，崛起與遏制中的企業戰略思維

2004年，“反傾銷”“知識產權”“環保”“企業倫理”“行業標準”“能源爭奪”“貨幣政策”“市場經濟地位”等話題，成為熱點話題。而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指向了要在“系統思維”中崛起。

本屆懇談會上，世界級組織管理大師、《第五項修煉》作者彼得·圣吉親臨現場，以“如何提升企業團隊競爭”為題做了主題演講，并與中國企業家就如何推動系統思考、如何形成團隊依賴、如何建立有效的共享愿景、團隊學習如何避免形式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在與中國企業家對話時，彼得·圣吉表示：如果我們想改變別人，首先就要創造一個幫助他人、與人分享、共同學習的環境。人們要不斷地進行實踐、實踐、再實踐。因此，不要關注自己是否是學習型企業，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努力做什么，而不要關注這個標簽是什么。

彼得·圣吉作為中國企業在跨世紀與世界接軌時在中國影響最大的管理學家之一，是由《中外管理》率先引進的。他在本屆懇談會上，與中國臺灣管理學家石滋宜、蒙牛牛根生、東軟劉積仁、柯達葉鶯和《中外管理》創辦人楊沛霆教授，共同構成了中外管理的時代記憶。

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在演講中表示：企業“崛起”，人本管理是潮流，80%的高級管理者都要把精力放在處理人的問題上，這是管理趨勢。同時，他還提出要樹立企業文化觀：“泛泛地提創新，起不了作用，要針對企業自己的特點來制定企業文化和發展方向。”

大會通過剖析七個方面的系統問題，即國際政治VS國際貿易、內政行為VS全球規則、中國“氣候”VS世界“風云”、世界工廠VS社會責任、技術標準VS成本標準、企業機制VS技術創新、企業文化VS宏觀生態，為中國企業家們打開了新思路，碰撞出了新戰略和新對策。

第14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上，時任中國科協黨組書記高潮（左1）、原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會長林宗棠（左2）、原中顧委委員、中國企業聯合會名譽會長袁寶華（左3）、海爾集團張瑞敏（右3）、中國臺灣著名知識經濟學者高希均（右2）、時任IBM大中華區執行副總裁沈安石（右1），在會前親切交流

2005年

第14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

主題：2006，中國企業“贏”思維

當市場經濟進入全球化時代，只有強化和提升管理才能提升企業的競爭力。世界第一CEO杰克·韋爾奇的自傳《贏》，給中國企業管理者以全新的啟示。因此，大會借此主題展開了深入研討。

大會特別邀請了美國杜克基金會董事長比爾·波拉德，他以《全球化與人——領導者的“贏”思維》為主題進行了演講：領導不是總裁，是榜樣；不是掙錢最多的人，而是承擔風險的人，不是推銷自己的人，而是推動別人發展的人；不是管理者，而是創新者，不是發言者，而是聆聽者，人們需要的是能夠滋養靈魂的領導力。

時任海爾集團CEO張瑞敏時隔七年，再次登上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的舞臺，他分享了海爾“人單合一”的管理創新模式，以及海爾多元化的文化創新。

時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談及“全球化VS貿易保護的新思維”時表示：“政府要大力支持，行業協會要發揮積極的作用，企業要積極應對，形成了政府、行業協會和企業緊密合作，我們才能有效應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同時，主題論壇《“中國造”如何和諧國際化》《中國企業拿什么創造？》備受關注。時任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表示：“絕大多數貿易摩擦的行業都是產能嚴重過剩的。為什么不能將問題前置、形成較好的協調呢？未來貿易摩擦依然會常態化，我們要適應、習慣。中國的外貿發展模式，一定要相應做出改變。中國企業走出去后，更要考慮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要與當地社會實現和諧發展。

全國人大時任副委員長成思危，曾多次出席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并做主題演講，深受企業愛戴。他既是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還被譽為“中國風險投資事業之父”，更是《中外管理》傳媒事業最重要的奠基人和推動者之一

2006年

第15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

主題：管理“平”天下

這一年，《世界是平的》一書風靡全球。而全球經濟舞臺也被互聯網“鏟”平了。在這個被鏟平的世界，管理創新就成為唯一的出路。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以《中國企業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為題作了主題演講。他表示：中國企業要想真正做好、做強、做大，一方面需要認真學習和吸收國外的經驗，另一方面應該很好地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將經驗上升為理論，指導我們自己的管理實踐。成思危還提出了自己對于經濟全球化本質的理解：一是以金融為核心；二是以知識為基礎；三是以信息技術為先導；四是以跨國公司為載體。

時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在演講中表示，全球化不是世界經濟一體化，中國參與的不是世界經濟一體化，而是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經濟一體化是歐洲人在做的事情，或者是已經完成的事情。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還有很長的路在走，所以中國不可能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丟掉自己的經濟主權。“我們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關稅稅率、銀行利率，中國是參與全球化而不是融入全球化，我們還是要保持自我，而且這個‘自我’還很強。”

時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歐新黔以“自主創新的政策環境”為題做了主題演講，她表示，世界科技創新不斷加快，深刻影響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國際關系的格局，自主創新能力越來越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強弱、國際地位的高低和發展的成敗。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面對發達國家經濟、科技等方面的優勢，我們只有不斷地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才能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當中贏得主動。

遠大集團董事長張躍：“我希望遠大不只是一家追求經濟效益的公司，更是一種能夠影響社會甚至是能影響世界的力量”

時代企業：遠大集團

1990年代末，遠大空調董事長張躍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他成為中國第一個擁有私人飛機的企業家，更是第一個擁有私人駕照的企業家。于是2002年，張躍作為演講嘉賓，是親自駕著飛機來京參加懇談會。當時，這一消息轟動全場。張躍儼然是一個耀眼而令人艷羨的明星。但僅僅幾年后，張躍卻主動把飛機鎖到了庫房里，再也不飛了。

為什么？

入世前后，已然通過與眾不同的科技創新徹底實現個人創富使命的張躍，開啟了全新的思考。張躍曾面對各種爭議和評價說：“上世紀末，我就開始思考做企業的意義。我希望遠大不只是一家追求經濟效益的公司，更是一種能夠影響社會甚至是能影響世界的力量。”曾經張揚的富豪企業家，在事業巔峰時卻做了出人意料的轉變，張躍開始注重環境保護、提倡低碳生活，他的環保理念直接影響到了日后的企業發展理念和企業戰略。而遠大的業務也從空調、空氣凈化器，從關注溫度、新鮮度，到關注空氣和整個大氣環境。

在過去的20余年，遠大的所有技術都以節能、節材、潔凈、耐久和智能化為核心，比如已經投入應用的非電空調、潔凈空氣產品、不銹鋼芯板結構建筑等在內的環保創新研發，在多方面都實現了高效節能減排，甚至達到零排放。張躍始終在關注，如何通過技術來支撐“遠大”的責任感與理想。

2003年，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黨中央明確提出，要“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很多中國企業也開始了全新的思考。中國企業該如何從野蠻生長，過渡到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階段。

后來，經過12年漫長的研發、80億資金的投入、1000人的努力，遠大活樓終于問世了。有媒體評價張躍是中國版的“鋼鐵俠”，不僅因其產品理念、創新技術，更因中國企業在全球化進程中，體現出的責任感與擔當。

而更多的中國企業，已開始將責任、信仰，視為企業發展的重要思想工具和發展準則，這也成為未來許多中國企業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