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正安|第四次轉型——簡論《藝術社會學新論》之新

第四次轉型

——簡論《藝術社會學新論》之新

□衡正安

轉型，是一個事物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走向豐富、深入和終結的內在規律和轉折，文化是這樣，每一個藝術學科、文藝門類也是如此。藝術社會學自19世紀中葉誕生以來，出現了傳統藝術社會學、藝術社會學和新藝術社會學這三次重要的轉型，奠定了這一理論體系的形成和學科的成熟。盧文超先生這本《藝術社會學新論》，不僅詳細地介紹了英美藝術社會學各流派的主要內容和重要主題探究，還力圖在此基礎上融入中國藝術學發展經驗和最新成果，提出構建我國自主藝術社會學體系，推動藝術社會學第四次轉型，這也正是該書名為“藝術社會學新論”的新之所在。

《藝術社會學新論》盧文超著

《藝術社會學新論》，28萬字，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納入“中國藝術學大系”出版范圍，是一部系統介紹藝術社會學的專著。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著重闡述了霍華德·貝克爾的藝術界、里查德·彼得森的文化生產視角和文化雜食觀念、溫迪·格里斯沃爾德的文化棱形、詹妮特·沃爾夫的中間道路藝術社會學和提亞·德諾拉的新藝術社會學等，英美藝術社會學的代表人物和理論框架。下篇，著重闡述了藝術社會學中所關注的藝術體制、藝術雅俗、藝術價值、藝術能動性以及藝術特色論等問題，本書的結語部分還論述了在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下，各種文藝思想的互鑒與中國藝術社會學的發展現狀。通過正文的閱讀和導論的引述，我們系統地了解到藝術社會學產生的背景、過程和世界主要藝術社會學概貌，為我國藝術社會學的接受、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和具有的獨特優勢，為創建具有中國自主特色的藝術社會學，打下了思想理論和實踐基礎。

盧文超，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入選國家級青年人才，江蘇省333工程高層次人才培養對象。兼任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等國家級課題多項。專著有《藝術社會學新論》《作為互動的藝術：霍華德·貝克爾藝術社會學理論研究》，譯著有《藝術界》《創造鄉村音樂》。在專業核心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資料《藝術學理論》等全文轉載十余篇次，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青年成果獎、“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秀作品、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各類獎項。

我們說盧文超《藝術社會學新論》，是藝術社會學發展的第四次轉型，是建立在前三次轉型基礎之上。因此，對前三次轉型的原因和內容的了解，是該著重要的落腳點，也是能真正讀懂該著的基礎，更是我們在這個地基上建構屬于自己的藝術社會學大廈的前提。傳統藝術社會學誕生之初其實還沒有跳出美學的范疇，主觀色彩濃厚缺乏經驗主義色彩，對藝術作品的關注是其重點，對社會學的關注不多、吸收甚少，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藝術社會學。第二次轉型是藝術社會學，它排斥美學，更關注行動，卻忽視了藝術作品的本身，將藝術看作一種集體活動，將藝術的個體行為化作集體行為，從而走向了第一種傳統藝術社會學的反面。新藝術社會學總結了前兩種理論的得失，在關注作品的同時，也牢牢地把握社會這個重要的載體，真正迎來了藝術社會學的學科成熟和獨立，推動了藝術發展的重要轉向。新藝術社會學不僅關注傳統藝術社會學中藝術的本身，還將藝術的社會性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和核心，將藝術推向社會這個更大的生存和研究空間。將以往看似孤立的藝術作為藝術家個體的勞動、重視個人審美感受、藝術作品成為精英階層的玩物，甚至將藝術家作為天才的象征等，轉變成一種和社會諸多實踐門類具有同等地位和同樣屬性的社會實踐的產物。如果說傳統文化中的宗教和哲學將藝術神化的話，那么藝術和社會學的結合對藝術則起到了“祛魅”的作用，這種看似藝術走下神壇的去神圣性，其實正是還原了藝術的真相，并將其放到了更大的社會話語體系之中，具有空前的發展可能。對這三種轉向的認識和了解是我們讀懂這本專著的關鍵和前提，也是能看清盧先生試圖在這三種轉型中實現第四次轉型的根基和目的，當然，也提供了一種藝術社會學新論的理論和實踐的可能。

如果我們說藝術社會學已經經歷過三次轉型的話，那么人類藝術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兩次轉向，以藝術社會學為分水嶺，前者為傳統意義上的藝術學，后者為現代意義上的藝術學，藝術社會學屬于現代概念下藝術的現代轉向。這一轉向是我們了解藝術學的發展、藝術社會學的產生、建構自我藝術社會學的理論基礎。

早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人喬治奧·瓦薩里在其《大藝術家傳》一書中提出：藝術有其發生、發展、成熟和衰亡的過程。這將藝術的發展比作一個生命的過程，有誕生就有終結，當然終結不是死亡而是再生，更是轉向。其后，黑格爾在一次美學演講中說：藝術，也喪失了真正的真實和生命，已不復能維持它從前在現實中的必要和崇高地位。其實，藝術發展到這個時候，它與美學、哲學，特別是社會學之間的關系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從傳統線性的、單一方向，轉向為交叉的、多維度的社會空間和藝術社會學領域。當然，藝術社會學的產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有一個生長的過程，如法國人丹納《藝術哲學》、德國人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匈牙利人阿諾爾德·豪澤爾《藝術社會史》、俄羅斯人佛里采《藝術社會學》以及美國學者阿瑟·丹托《藝術的終結》等理論著述，為傳統藝術發展形式畫上了句號，推動了現代藝術的轉型，為藝術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盧先生的《藝術社會學新論》不僅僅在介紹英美藝術社會學的發生、發展、內容和最新的學術概貌，更在于在此基礎上試圖走出一條屬于我們自己的道路，這正是其新的地方、新的目的、新的價值和新的意義，也給我們帶來了重要的思想啟迪和建構屬于我們自己的藝術社會學的思路和方法。

我們說藝術社會學不僅是方法論更是一種工具。盧先生在本書中提出，當前中國藝術社會學的發展既存在著機遇，也有其自身的優勢。機遇就是“新文科”的建設，它推動文科之間的深度融合和對話，在藝術學理論這個平臺上打通各分支學科、相鄰學科、遠距離學科之間的隔閡，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為建立戲劇藝術社會學、音樂藝術社會學、書畫藝術社會學等不同藝術門類的藝術社會學，提供了強大的理論和實踐工具。此外，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蓬勃發展和廣泛運用，新大眾文藝也以前所未有的發展態勢成為藝術制度、藝術傳播、藝術生產、藝術接受、藝術評論等新的文藝業態，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文藝存在方式和傳播形式。打破了精英和大眾、中心和散點、審美和消遣等之間的壁壘，實現了文藝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文藝化，將藝術以全新的方式實現了藝術的社會化，從而納入藝術社會學的研究范疇，也是構建中國式藝術社會學不可或缺的核心內容。

我們在梳理、闡述、了解藝術社會學的同時，構建“藝術社會學新論”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不容忽視，就是中國傳統藝術的獨特個性。中國優秀傳統藝術是一種“心性之學”，它重視個人感悟、實踐經驗和語錄式闡述等個性特質，在對藝術社會學過度走向“社會化”中起到糾偏的作用，具有先天的“防火墻”功能。同時，傳統文化的“集體性”社會意識，又有著天然的社會屬性。因此，藝術社會學新論對傳統文化中藝術的技術體系和社會集體意識的重視，是藝術社會學新論之新的強大文化背景。（作者系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一級美術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