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剛主國楨先生(1901~1982),安陽人,是史學界前輩,學識淵博,藏書宏富,雖已過世23年,但有一件小事,使我縈懷不忘。謝老給我的一封索書函,保存至今,視若文物。
我素來景仰謝剛主先生,常到北京建國門外先生寓廬,有時求解難疑,有時借閱圖書。謝老精神奕采,思維活躍,十分健談,相會之時,總是聽他侃侃而言,很難有插嘴的機會。“文革”結束后不久,有一次我到謝老家去。他興致勃勃地對我說:“最近我很高興,《社會科學戰線》雜志有一位周雷,坐飛機到北京來,在北京飯店請客。‘臭老九’被邀請到北京飯店,我去了。吃飯的時候,向我約稿。十年了,沒有人向我約稿。這次,又請吃飯,又約稿,我很高興。吃完飯回到家里,我把‘蹲牛棚’時寫的稿子,翻騰出來,讓他拿去。”謝老深沉而又得意地說:“做‘牛鬼蛇神’的時候,派我打掃衛生。我一面搞衛生,一面想學問,想我頭天晚上查閱的資料。想出點心得,怕忘記了,就躲個地方,掏出小本,記錄下來。回到家里,查核資料,稍加整理,抄錄成文。一條一條地摘,一篇一篇地纂,積累成一摞文稿。我抽屜里積攢的文稿,抽出一篇,他們要就拿去發表吧。他們那一趟首都之行,在北京飯店請客,從北京‘牛鬼蛇神’的抽屜里,拿走了不少稿子。”
還有一次,謝老說:“你來之前,剛走一個人。他說他是某某師范學院歷史系畢業的,分配在一所中學教歷史課。‘文革’開始,他覺得歷史這門課沒有用,還受批判,干脆改行,教體育課。他津津樂道,跟我講自己怎樣參加造反派,又怎樣練氣功、學針灸,還怎樣學打拳,就是把歷史給丟了。他現在想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要我給他寫推薦信。我拒絕了。”說到這件事情,謝老意猶未盡,又說:“我看他不喜愛歷史,如果喜愛歷史,不管有多少困難,都要堅持學下去。我不但沒有給他寫推薦信,還批評了他。我跟他沒有話說,稍坐片刻,就起身送客。”謝老說:“你跟他不一樣,你‘文革’時照樣學習,我們談得來。”還說:“我在‘文革’期間,白天勞改,休息的時候,記讀書心得;下班回家,晚上讀書,查資料、摘卡片。‘文革’剛一結束,福建人民出版社來人找我要出書。我的《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書稿,就是在‘蹲牛棚’的時候做出來的。等書印出來,我送你一部。”1980年,《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編出版,中、下編第二年也出版。《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三冊書出版之后,我得到了一部。
謝老有個特點,就是一邊跟你說話,一邊翻書或是找書。其實,我這次到謝老家,主要是借書。當時我正在修改“文革”期間寫的《努爾哈赤傳》書稿。需要查找王一元的《遼左見聞錄》,我跑了幾家圖書館都沒有借到,就想到謝老家試試看。到了謝老家,我一提書名,謝老說:“有!”說完,他就到書柜里信手我把要的書抽出來。謝老收藏的《遼左見聞錄》是抄本,很珍貴。謝老獎掖后學,成為學林佳話。據我所知,有的老先生收藏的書,不愿意讓別人看,更不愿意借出。我說:“謝老,我想借回家看,看完還您!”謝老說:“借走可以,你要登記,借期兩周。如果沒看完,再來續借。”我以為這是一句戲言,便信口答應。謝老隨手拿出一個筆記本,我寫上:書名,姓名,日期。我辦完借書的手續后,裝起書就向謝老告辭。
二
時間恰好過了兩周,我沒按期送還借書。三天后,我突然接到謝老寄來一封信。郵戳的時間是:1979年9月11日。謝老寫信落款時間是9月8日。謝老這封索書函,擺在我的書桌上。掐指一算,我借的書,過期三天。這封信,我保存了26年,依然完好。
謝老催我還書的索書函,依照原函樣式,全文轉錄為下:
崇年同志:好久不見。你好。前次帶去的書,不知看完了沒有?昨天,姚雪垠同志派人來,要我提供有關堂子神及清兵入關的資料,我推延他到下星期再來訪問。尊借各書請即速為擲下,以供周轉,至希諒察。此致敬禮
謝國楨9.8.
在這里我做一點小的說明:上文中“好久不見”四個字后面,原信缺畫句號,我轉錄時,將其補上。
我接到謝老的索書函后,第二天就到謝老家,把借的書奉還,謝老當即給銷了賬。
謝老這種嚴格借、還書習慣,同他曾在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工作有關。圖書館有借書、還書制度,無論何人,不能例外。先生可能受了圖書館借書制度的影響,也可能過去曾經有人借書不還又忘了是誰借去的,以至于沒法索回借出的圖書。我自己后來書多了,也有同事、學生來借書的。可我不登記,時間一久,便忘記了借書者的姓名,常東尋西找,鬧出了笑話。至今我有些借出的書找不回來,如《滿族大詞典》、《清實錄經濟資料輯錄》等。后來我也學習謝老的辦法,預備一個本子,誰借走了書,在上面登記。但不能堅持,時登時忘,有些書借出去,還是去而不返。
三
話轉回來,還說謝老。由謝老的索書函,聯想到先生的《增訂晚明史籍考》,以及先生的治學精神。
《增訂晚明史籍考》是一部史學名著。這部書先生花費了52年的心血。先生《晚明史籍考》一書,濫觴于梁啟超先生。謝國楨先生對梁啟超先生懷著一種知遇之恩。他跟我說:“我沒有學歷,是梁任公看了我的文章,請我到大學。我問先生:‘行嗎?’任公先生說:‘行!’這樣我就進了大學的門。”1927年,剛主先生受梁啟超先生的啟發,收集晚明史料。他先利用飲冰室主人梁啟超先生的藏書,爾后用海鹽朱希祖、東莞倫明、江安傅增湘、海鹽張元濟、上虞羅振玉、吳興嘉業堂、上海涵芬樓、平湖傳樸堂等私家藏書,還利用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沈陽故宮圖書館等所藏的圖書,從而“得窺江南塞北之遺書,鄉邦遺老之傳說”。先生廣采博聞,爬梳史料,摘錄做卡,歷時四載,編成《晚明史籍考》,1931年出版。爾后四十余年,廣征博采,尋訪朋儕,搜求不輟,“凡藏書之地,無不亟往求之”。1979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增訂晚明史籍考》。晚明的史籍,汗牛充棟。全祖望嘗言:“明季野史,不下千家。”晚明史籍到底有多少?謝老藉著任職北京圖書館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命專理其事,俾成完書,館中所藏之書,得悉資披覽”。加上先生百折不撓的精神,總算摸出個結果。他在《增晚明史籍考·自序》里說:“惟今斯輯,較謝山所言明季野史凡千余家之說,合己見未見之目,亦竟與之相等,固不可謂非幸事矣。”謝老長期癡心于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訂、匯編工作。然而,史料搜求,費時費力,事倍功半,難見成效。朱希祖先生曾言:“蓋群眾心期,往往隨一時之風氣,而非思千秋之絕業也。”諸多群眾的凡俗心期,時而尚空論,時而重金錢。歷史學界,需獻身者——不隨一時之風氣,而思千秋之絕業。
從《晚明史籍考》到《增訂晚明史籍考》,長達48年,加上其前搜集資料4年,共歷時52年。半個世紀,磨一本書。在那個突出“史論”的年代,不趕時髦,不慕名利,甘于寂寞,坐冷板凳,這種治學精神,著實令人敬佩。柳亞子先生在《懷舊集·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中說:“這部書,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一個鑰匙。它雖然以晚明為號,上起萬歷,不盡屬于晚明的范圍,不過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這部書,也可以按圖索驥,事半功倍了。”這里似應做點補充:《增訂晚明史籍考》一書,不僅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鑰匙,而且也是研究清初史料的一把鑰匙。
謝國楨先生熟悉南明的史事與史料。前者,先生著有《南明之際黨社運動考》和《南明史略》;于后者,先生長于史料學,除前引諸書外,還有《史料學概論》。史料匯纂考辨工作,實為做學問之基礎,應務求搜羅廣博、務權去取輕重、務必考訂精審、務期闡述縝密。
謝老早已離開我們,從他的一紙索書函,透視出他的為人與治學品格。我從中得到一點啟發:學術研究要想做出點真實成績,必須有獻身的精神、品格和毅力,必須戒浮名、戒浮議、戒浮躁。謝國楨先生滴水穿石、一以貫之的治學精神,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第3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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