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崇年：謝國楨先生的一封索書函

謝剛主國楨先生(1901～1982),安陽人，是史學界前輩，學識淵博，藏書宏富，雖已過世23年，但有一件小事，使我縈懷不忘。謝老給我的一封索書函，保存至今，視若文物。

我素來景仰謝剛主先生，常到北京建國門外先生寓廬，有時求解難疑，有時借閱圖書。謝老精神奕采，思維活躍，十分健談，相會之時，總是聽他侃侃而言，很難有插嘴的機會。“文革”結束后不久，有一次我到謝老家去。他興致勃勃地對我說：“最近我很高興，《社會科學戰線》雜志有一位周雷，坐飛機到北京來，在北京飯店請客。‘臭老九’被邀請到北京飯店，我去了。吃飯的時候，向我約稿。十年了，沒有人向我約稿。這次，又請吃飯，又約稿，我很高興。吃完飯回到家里，我把‘蹲牛棚’時寫的稿子，翻騰出來，讓他拿去。”謝老深沉而又得意地說：“做‘牛鬼蛇神’的時候，派我打掃衛生。我一面搞衛生，一面想學問，想我頭天晚上查閱的資料。想出點心得，怕忘記了，就躲個地方，掏出小本，記錄下來。回到家里，查核資料，稍加整理，抄錄成文。一條一條地摘，一篇一篇地纂，積累成一摞文稿。我抽屜里積攢的文稿，抽出一篇，他們要就拿去發表吧。他們那一趟首都之行，在北京飯店請客，從北京‘牛鬼蛇神’的抽屜里，拿走了不少稿子。”

還有一次，謝老說：“你來之前，剛走一個人。他說他是某某師范學院歷史系畢業的，分配在一所中學教歷史課。‘文革’開始，他覺得歷史這門課沒有用，還受批判，干脆改行，教體育課。他津津樂道，跟我講自己怎樣參加造反派，又怎樣練氣功、學針灸，還怎樣學打拳，就是把歷史給丟了。他現在想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要我給他寫推薦信。我拒絕了。”說到這件事情，謝老意猶未盡，又說：“我看他不喜愛歷史，如果喜愛歷史，不管有多少困難，都要堅持學下去。我不但沒有給他寫推薦信，還批評了他。我跟他沒有話說，稍坐片刻，就起身送客。”謝老說：“你跟他不一樣，你‘文革’時照樣學習，我們談得來。”還說：“我在‘文革’期間，白天勞改，休息的時候，記讀書心得；下班回家，晚上讀書，查資料、摘卡片。‘文革’剛一結束，福建人民出版社來人找我要出書。我的《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書稿，就是在‘蹲牛棚’的時候做出來的。等書印出來，我送你一部。”1980年，《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編出版，中、下編第二年也出版。《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三冊書出版之后，我得到了一部。

謝老有個特點，就是一邊跟你說話，一邊翻書或是找書。其實，我這次到謝老家，主要是借書。當時我正在修改“文革”期間寫的《努爾哈赤傳》書稿。需要查找王一元的《遼左見聞錄》,我跑了幾家圖書館都沒有借到，就想到謝老家試試看。到了謝老家，我一提書名，謝老說：“有!”說完，他就到書柜里信手我把要的書抽出來。謝老收藏的《遼左見聞錄》是抄本，很珍貴。謝老獎掖后學，成為學林佳話。據我所知，有的老先生收藏的書，不愿意讓別人看，更不愿意借出。我說：“謝老，我想借回家看，看完還您!”謝老說：“借走可以，你要登記，借期兩周。如果沒看完，再來續借。”我以為這是一句戲言，便信口答應。謝老隨手拿出一個筆記本，我寫上：書名，姓名，日期。我辦完借書的手續后，裝起書就向謝老告辭。

二

時間恰好過了兩周，我沒按期送還借書。三天后，我突然接到謝老寄來一封信。郵戳的時間是：1979年9月11日。謝老寫信落款時間是9月8日。謝老這封索書函，擺在我的書桌上。掐指一算，我借的書，過期三天。這封信，我保存了26年，依然完好。

謝老催我還書的索書函，依照原函樣式，全文轉錄為下：

崇年同志：好久不見。你好。前次帶去的書，不知看完了沒有?昨天，姚雪垠同志派人來，要我提供有關堂子神及清兵入關的資料，我推延他到下星期再來訪問。尊借各書請即速為擲下，以供周轉，至希諒察。此致敬禮

謝國楨9.8.

在這里我做一點小的說明：上文中“好久不見”四個字后面，原信缺畫句號，我轉錄時，將其補上。

我接到謝老的索書函后，第二天就到謝老家，把借的書奉還，謝老當即給銷了賬。

謝老這種嚴格借、還書習慣，同他曾在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工作有關。圖書館有借書、還書制度，無論何人，不能例外。先生可能受了圖書館借書制度的影響，也可能過去曾經有人借書不還又忘了是誰借去的，以至于沒法索回借出的圖書。我自己后來書多了，也有同事、學生來借書的。可我不登記，時間一久，便忘記了借書者的姓名，常東尋西找，鬧出了笑話。至今我有些借出的書找不回來，如《滿族大詞典》、《清實錄經濟資料輯錄》等。后來我也學習謝老的辦法，預備一個本子，誰借走了書，在上面登記。但不能堅持，時登時忘，有些書借出去，還是去而不返。

三

話轉回來，還說謝老。由謝老的索書函，聯想到先生的《增訂晚明史籍考》,以及先生的治學精神。

《增訂晚明史籍考》是一部史學名著。這部書先生花費了52年的心血。先生《晚明史籍考》一書，濫觴于梁啟超先生。謝國楨先生對梁啟超先生懷著一種知遇之恩。他跟我說：“我沒有學歷，是梁任公看了我的文章，請我到大學。我問先生：‘行嗎?’任公先生說：‘行!’這樣我就進了大學的門。”1927年，剛主先生受梁啟超先生的啟發，收集晚明史料。他先利用飲冰室主人梁啟超先生的藏書，爾后用海鹽朱希祖、東莞倫明、江安傅增湘、海鹽張元濟、上虞羅振玉、吳興嘉業堂、上海涵芬樓、平湖傳樸堂等私家藏書，還利用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沈陽故宮圖書館等所藏的圖書，從而“得窺江南塞北之遺書，鄉邦遺老之傳說”。先生廣采博聞，爬梳史料，摘錄做卡，歷時四載，編成《晚明史籍考》,1931年出版。爾后四十余年，廣征博采，尋訪朋儕，搜求不輟，“凡藏書之地，無不亟往求之”。1979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增訂晚明史籍考》。晚明的史籍，汗牛充棟。全祖望嘗言：“明季野史，不下千家。”晚明史籍到底有多少?謝老藉著任職北京圖書館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命專理其事，俾成完書，館中所藏之書，得悉資披覽”。加上先生百折不撓的精神，總算摸出個結果。他在《增晚明史籍考·自序》里說：“惟今斯輯，較謝山所言明季野史凡千余家之說，合己見未見之目，亦竟與之相等，固不可謂非幸事矣。”謝老長期癡心于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訂、匯編工作。然而，史料搜求，費時費力，事倍功半，難見成效。朱希祖先生曾言：“蓋群眾心期，往往隨一時之風氣，而非思千秋之絕業也。”諸多群眾的凡俗心期，時而尚空論，時而重金錢。歷史學界，需獻身者——不隨一時之風氣，而思千秋之絕業。

從《晚明史籍考》到《增訂晚明史籍考》,長達48年，加上其前搜集資料4年，共歷時52年。半個世紀，磨一本書。在那個突出“史論”的年代，不趕時髦，不慕名利，甘于寂寞，坐冷板凳，這種治學精神，著實令人敬佩。柳亞子先生在《懷舊集·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中說：“這部書，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一個鑰匙。它雖然以晚明為號，上起萬歷，不盡屬于晚明的范圍，不過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這部書，也可以按圖索驥，事半功倍了。”這里似應做點補充：《增訂晚明史籍考》一書，不僅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鑰匙，而且也是研究清初史料的一把鑰匙。

謝國楨先生熟悉南明的史事與史料。前者，先生著有《南明之際黨社運動考》和《南明史略》;于后者，先生長于史料學，除前引諸書外，還有《史料學概論》。史料匯纂考辨工作，實為做學問之基礎，應務求搜羅廣博、務權去取輕重、務必考訂精審、務期闡述縝密。

謝老早已離開我們，從他的一紙索書函，透視出他的為人與治學品格。我從中得到一點啟發：學術研究要想做出點真實成績，必須有獻身的精神、品格和毅力，必須戒浮名、戒浮議、戒浮躁。謝國楨先生滴水穿石、一以貫之的治學精神，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第3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