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商朝歷史，就讀懂了美國！

鄭重聲明：本系列文章為基于“洪清宇宙”的歷史架空創作，

描述的是發生在平行宇宙的故事，與現實無關。

內容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前言：后母戊大鼎的隱喻

國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后母戊大鼎，重達八百多公斤，是中國乃至全世界迄今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銅器，被譽為“青銅器之冠”。

該鼎出土于河南安陽侯家莊武官村殷墟墓，是商代青銅文化巔峰時期的代表作，因鼎腹內壁鑄有銘文“后母戊”字樣，故以此命名。

如果將全世界出土的青銅器按照重量排名，那么前二十名估計全部屬于中國，其中大多數來自商代的祭祀禮器。這既顯露出商朝冠絕全球的青銅開采和冶煉技術，也反映出商代對于祭祀的癡迷。

將同時期其他人類文明夢寐以求的海量寶貴青銅資源，消耗在看上去沒什么實際用途的祭祀之上，商朝人到底圖什么？

作為商代祭祀用的禮器，后母戊大鼎不僅見證了血腥殘暴的活人祭祀，也見證了人性與神性的永恒角逐。

鼎上各處的紋飾均各具特色，鼎身四周，鑄有盤龍紋和饕餮紋，十分精巧。饕餮“貪如狼惡，好自積財”，常用來形容貪婪的欲望。鼎身四面交接之地，以扉棱裝飾，扉棱上為牛首，下為饕餮。鼎耳外廓雕有兩只猛虎，虎頭繞至耳上部，大張的虎口里銜個人頭，俗稱虎咬人頭紋，給人以恐怖的壓迫感，顯示出統治階級的權威。

虎代表通天的神權，人象征被物化的生命。

二者結合，揭示了一個核心邏輯

——神權通過壟斷人神溝通渠道，將人物化為維持統治的消耗性資源。

今日世界，資本將人異化為經濟要素的底層邏輯，與三千年商朝將人物化的機制，何其驚人相似！

人類必須從資本異化之下解放出來，否則三千年前那個犧牲無數生命才被封印的噬人惡魔，又將重回人間！

前情提要：

根據1723年出版的《共濟會憲章——內容最古老、最正宗、最尊貴的兄弟會之淵源、戒律、法規等》，簡稱《共濟會憲章》，共濟會源頭可以一直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大洪水時期。但是這個源頭并非諾亞方舟，而是大禹治水。

共濟會的胚胎形成于東方，著床于歐洲，在美洲發育完成，這就是美國。

大禹治水是華夏文明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治水經驗總結而成的《洪范九疇》， 是華夏文明最核心的文件之一，可以理解為《華夏文明白皮書1.0》，也是理解“洪清宇宙”的核心密碼。共濟會的“上規下矩”標志，就是“洪范”。

大禹治水后，各方勢力陣營彼此斗爭，持續數千年，本質上都是按照本方的理解，踐行《洪范九疇》的思想。因此而衍生出來的秘密組織，就是共濟會，其宗旨是：

天下/世界秩序的守護者！

組織也許出自偉光正的初心，但由于組織在暗中掌握了巨大的權力，以及由此帶來的龐大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墮落。所謂共濟會，就成為“肉食者聯盟”的代稱，為了門戶私計蠅營狗茍的一幫精英，作為中國（中央集權政體）的對立面或者陰影存在。

治水五人天團的后裔，分別建立了夏商周齊秦五國，構成了中國上古歷史的主線。然而還有一個隱藏在歷史陰影中的龐然大物，暗中操控這一切。這就是有莘氏，共濟會的初代目。

“天下為公”的理想，與人性中的貪婪利己的私欲之間的永恒之戰，從文明誕生之初就以開始，持續到人類文明的滅亡！

01 王權與神權的博弈開端

公元前1600年，在商湯滅夏的刀光劍影中，一個新的王朝誕生了。

這場革命不僅是政權的更迭，更是一場人性與神性之間的漫長博弈的開端。

商湯與伊尹（有莘氏）的結盟，是中國歷史上王權與神權相互需要又相互制約關系的開端。

商湯作為商族首領，需要神權為其暴力革命提供合法性；

伊尹的背后，是有莘氏這個古老的金融神權家族，需要借助王權實現其政治影響力，將潛在的資源控制能力變現。

當商湯在桑林祈雨，以身禱天時，他或許不會想到，他對神權的妥協，將成為延續三千年的統治難題；在他的對立面，作為神權的代言人伊尹，將成為困擾他的子孫們最大的夢魘。

商湯代夏，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改朝換代，也開啟了后世困擾無數王朝開創者的永恒難題：如何塑造新生政權的合法性？

同樣的難題，也困擾著屋大維建立的羅馬帝國，以及中世紀的法蘭克王國，最終他們不約而同地采用了相同的選擇：君權神授。也同樣為日后的帝國埋下了最大的隱患。

《尚書·湯誓》記載，商湯伐夏時強調“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表明他深知需以“天命”為革命正名。伊尹作為有莘氏培養的代理人，掌握著溝通天地鬼神的知識與技能，成為商湯獲取“天命”支持的關鍵。

在商湯桑林祈雨的故事中，王權對神權的讓步顯露無遺。

夏末連年氣候異常，成為商湯攻擊夏桀暴政無道最好的借口。但商朝建立之后，并未像眾人期待那樣風調雨順，而是陷入更為嚴重的連年干旱。

這就讓人很尷尬了。

如果說氣候異常表明夏桀失德，現在商湯當政，氣候更加異常，那豈不是說明商湯更加無道？

思念夏朝漸成風潮，如不遏制，必將成為顛覆商朝的合法性危機。

商湯的祈雨手段層層升級，祭品變得越發珍貴，最終升級到人祭。

伊尹的人祭提案一出，立即被商湯否決，他決心以自身為犧牲，祈禱于桑林：

“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作為沐浴在華夏文明之光的有為君主，商湯一方面帶有“以人為本”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必須與鬼神溝通以獲得天命，產生了“國王的兩個身體”的政治神學雛形：統治者既是政治領袖，也是宗教儀式中的大祭司。

其中蘊含著難以調和的深層矛盾：

以人為本，以神為本，到底應當以哪個作為治國的第一性原理？

美國誕生，源于“山巔之城”的政治理念，一方面號稱“人民的名義”，另一方面則訴諸于上帝，通過神圣化政治使命，來鞏固統治合法性。

人與神難以彌合的深層矛盾，從一開始就被種下。

02 神在人間的代理人

治理國家和與鬼神溝通，這是兩類完全不同的能力體系和資源要素，兼顧二者的跨界人才極難養成，這就使得通過神權代理人分擔祭司職責成為一種剛需。

桑林祈雨，體現了王權與神權的博弈取得了驚險的平衡，但這種平衡需要極大的幸運成分，極難復制。

開國君主商湯逝去，博弈的天平向神權傾斜。

太子太丁死在商湯之前，繼任兩位商王外丙和仲壬，都在上任兩三年內相繼去世，商王仿佛成為最高危的職業。伊尹放逐太甲事件，更將王權與神權的博弈推向高潮。

伊尹作為四朝老臣，更重要的是作為神在人間的代理人，擁有廢立君主的權威。因太甲“暴虐、不遵湯法”，伊尹將其流放于桐宮，三年后太甲悔過才得以復位。太甲復位的條件是，必須接受神權的規訓。以此為標志，神權開始凌駕于王權之上。

與之類似，當一群共濟會成員推翻了君權神授的王權，在北美創立一個沒有國王的新興政權，他們也為如何塑造政權合法性而苦惱。他們找到了一組抽象的原則：天賦人權、主權在民、反抗壓迫，并將這組原則寫在《獨立宣言》當中，作為美國的立國之本。

表面上，他們廢除了神權，但實際上，他們通過復雜的法律條文，龐大的政治和經濟理論，構造了一個名為自由資本主義的新神。

法院和銀行取代了神殿，法官和金融家取代了祭司。

表面上天翻地覆，實際上紋絲不動。

美國最高法院和美聯儲都是希臘神殿造型建筑

新生的美國與共濟會，也形成了相互需要的利益同盟：

美國需要共濟會提供的金融支持，輿論構建與合法性背書；

共濟會需要美國這個政治實體獲得政治影響力，將其潛在的資源控制能力變現。

美國政府為了維護其政治聲譽，至少要在表面上、一定范圍（初期僅限于白人男性）兌現其宣稱的價值觀；共濟會隱身與暗處，核心關切唯有資本增殖，因此雙方也存在不可調和的深層矛盾。

這種矛盾，在美國建國初期就已顯現。制憲會議的艱難籌備，憲法的難產，圍繞奴隸制的爭吵與妥協，最后以著名的“五分之三妥協”，艱難完成了制憲談判。該妥協意味著聯邦黨同意奴隸制存續，但是將奴隸的實際人口乘以五分之三，以作為稅收分配與美國眾議院成員分配的代表性用途，以提升北方的地位。

但由于南方蓄奴人口的快速增長，使得南方的議會席位占據優勢，在內戰爆發前的這段時間，南方人主導了總統選舉、眾議院議長人選和最高法院。

以民主和自由的名義，打開了美國的地獄之門！

03 擴張紅利下的脆弱平衡

太甲復位后，商朝進入相對穩定的擴張期。

青銅技術的成熟和貿易網絡的擴展，為王朝帶來豐厚的經濟紅利，暫時掩蓋了王權與神權的內在矛盾。

神權的信仰，轉換成資本的信用，帶動商朝經濟的快速發展。披上神權外衣的資本，成為經濟的發動機。

考古發現顯示，鄭州商城遺址的青銅冶煉規模擴大，青銅冶煉技術和青銅器制造工藝的高度發展，更集中反映當時手工業技術水平和時代的特點。在殷墟和鄭州商城遺址，都發現有為王室所專用的青銅器鑄造作坊。

這些作坊中都有比較細致的分工，有世代從事生產擅長專精技藝的工匠。生產規模之大和技藝水平之高，是當時世界所罕見。農業生產規模相當大，種植的農作物有粟、黍、稻、麥等。畜牧業發達，飼養六畜，祭祀用幾百甚至上千頭家畜。由于出現了大量糧食剩余，釀酒業得到迅速發展。商人嗜酒的風俗開始形成。商品經濟的發展推動了貨幣數量的擴張，從原有的海貝，擴展到骨貝，玉貝和銅貝。

大邑商通過壟斷青銅冶煉技術，建立了以禮器分配為核心的政治經濟秩序，諸侯方國需以朝貢上交本國的特色產品，換取象征權力合法性的青銅禮器。

大邑商通過不斷的技術更新，禮器式樣和重量的更新迭代，以及諸侯隨葬消耗，不斷制造和擴大青銅消費缺口。以青銅禮器為媒介，諸侯對于大邑商的經濟依賴不斷加深，陷入了無形的債務陷阱，對大邑商予取予求。

隨著祭祀規格的持續升級換代，神權系統在此過程中進一步專業化，出現了專業的神權（資本）代理階層——貞人（神職人員）集團。他們掌握文字、天文和占卜知識，成為溝通天人的專業階層。甲骨文中出現的貞人名號多達百個，顯示神權已發展出完善的組織結構。

神權階層的擴張，必然要謀求進一步的政治權力。

商王太戊時期，任用伊尹之子伊陟為相，發生了著名的怪樹事件：

亳地有怪異的桑樹和楮樹合生在朝堂上，一夜之間長得有二手合抱那么大。太戊害怕，于是詢問國相伊陟。

伊陟說：“臣聽說過，妖魔鬼怪不能戰勝有德行的人。大概是大王在治理朝政上有什么過失之處，所以才會出現妖魔鬼怪。大王如果善政修道，以德治民，自會免除禍害。”太戊聽從他的話，怪桑樹果然枯死。

怪樹事件通常被作為一樁歷史上的奇事逸聞，但這一事件揭示了神權階層如何通過裝神弄鬼，解釋異常現象來操控話語權，影響人的思想和行為，是神權擴張的標志性事件。

表面繁榮下，矛盾正在積聚。青銅資源分配不均導致諸侯勢力失衡，貞人集團對儀式知識的壟斷，使神權逐漸脫離王權控制，形成獨立利益集團。

甲骨卜辭顯示，商王在出征、祭祀等重大決策中對神權的依賴加深，王權與神權的表面和諧，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激烈的斗爭將浮出水面。

這段歷史對應美國的西進運動時期。建國初期兩黨的激烈內斗，隨著西進運動大大緩解。通過掠奪印第安人土地獲得的驚人紅利，調和了美國內部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北方工商業和南方奴隸種植園經濟并行不悖地擴張，但是這種表面和諧，隨著土地擴張到了盡頭，雙方開始圍繞存量資源進行激烈博弈。

北方一方面陷入勞動力和原材料的短缺，另一方面為了保護幼稚制造業要求提高關稅，而南方不僅占用了大量土地和勞動力，而且為了獲得商品要求降低進口關稅，雙方的矛盾日漸尖銳，最終引爆南北內戰。

04 人祭與經濟危機

從太戊的兒子一輩開始，圍繞繼承制度的爭奪，連續九代商王（仲丁至陽甲）都處于內戰當中，史稱“九世之亂”。

傳統史觀將九世之亂歸因于，“父死子繼”與“兄終弟及”兩種繼位規則沖突，但這只描述了現象，完全沒有觸及真正的原因。

同樣的道理，你不能把南北戰爭爆發，歸因為美國的民主代議制導致的兩黨之爭。從建國開始到戰爭爆發前夕，兩黨斗爭從未停歇，那為啥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就導致了內戰呢？內戰爆發，本質上是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結果。

九世之亂，表面是繼承制度之爭，實則是王權與神權長期博弈積累的矛盾的總爆發。

經過幾代人的發展，建國初期形成青銅-奴隸貿易機制難以為繼，可能是抓捕奴隸引發激烈反抗，使得經濟成本大幅上升，也可能是生產無需擴張與諸侯消費力相對枯竭，導致了經典的經濟周期現象：經濟危機。

于是，王室與神權貴族圍繞存量資源展開激烈斗爭。

經濟危機來了，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的經典處理措施：將牛奶倒進河里，消滅過剩產品，重啟消費。

商朝的主打消費品是青銅器，不像牛奶那樣易腐，生產多了大不了存在倉庫里。但是用來采礦的奴隸就顯得多余了。

養著他們還要消耗糧食，讓他們無所事事，還要加派人手看管，搞不好還要逃跑和反抗，進一步增加管理成本。

也許此起彼伏的逃奴或造反事件，讓奴隸主貴族們不堪其擾。

于是，面對經濟危機，商朝體現了原教旨資本主義最冷酷的一面：

要不，我們把多余的奴隸都給殺了？

以后重啟生產怎么辦？

到時候再抓唄，反正羌人有的是！

如果要批量殺掉，奴隸們剩余價值不就白白浪費了？

作為取悅神靈的祭品，怎么能說是浪費呢？

以上想象中的喪心病狂的對話，我們看著毛骨悚然，商朝的貴族們，也不可能人人都是泰然處之。

特別是那些讀了較多古代圣賢書，受到華夏傳統價值觀熏陶的部分王室成員和貴族，更是覺得三觀盡毀。

更有野心家，看到了火中取栗的機會：讓他們斗起來，斗得越兇，那我上位的可能性就越大！

05 商朝的宗教改革

如果聯系商朝的青銅-奴隸貿易機制，神權資本帶來的經濟危機，《翦商》中提出的宗教改革派與保守派斗爭，就可以得到一個更加合理解釋：

發展模式的階段性瓶頸以及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引發社會矛盾加劇，由此成為政治斗爭的導火索。

以神權和原教旨資本主義為代表，堅持人祭的宗教保守派，以及以王權和人本主義為代表，主張減少或廢除人祭的改革派。雙方各自抱團展開殘酷斗爭。

鄭州商城末期考古發現三座反常祭祀坑：坑內整齊埋藏青銅重器，僅含極少量人獸骨頭，與同期王室大規模人祭傳統截然不同。這一現象在《翦商》中被解讀為，某位商王（可能是太戊或仲丁）推動的宗教改革嘗試——以“埋器祭祀”取代人牲獻祭。

與此同時，王宮區的殺人產業鏈——頭骨加工作坊被毀棄，在鄭州商城壕溝，發現大量未完工的頭骨加工半成品。充分浸潤在資本主義的商族人，會充分利用每一分剩余價值，因此他們會把人骨加工成骨簪、骨鏃、骨針等日常工具或飾品，并對外銷售。這些產業在懷有人本主義的改革派看來，簡直就是令人作嘔的犯罪現場。

筆者基本同意宗教改革的觀點，但改革派的經濟基礎需要做更深入的闡釋：

從實體經濟的發展出發，通過設置青銅器庫存，來緩解經濟危機的同時保存生產力，同時避免殺人，爭取民心支持，從而宣稱天命在我。

宗教改革被視為對貞人集團神權壟斷的挑戰，貞人集團隨即宣稱，改革違背“天命”，將自然災害和社會危機歸咎于“廢棄人祭觸怒神靈”。

以有莘氏為首的神權保守派貴族，聯合地方實力派方國（如仲虺后裔），在鄭州西北14公里處建立小雙橋新都，作為反改革基地。該遺址發現數十個“叢葬坑”，人牲數量遠超鄭州商城，且處決方式更殘酷（如活埋、肢解后與獸骨混埋），通過炫耀性儀式處決的方式，刻意彰顯傳統神權權威。

在小雙橋遺址，考古發現一座9米高夯土臺，臺基周圍散布密集人祭坑。一處坑內埋有30具身首異處的尸骨，頭骨朝向正東（象征“卯”刑），與青銅炊器、豬骨混雜，表明人牲曾被烹食——這種儀式性食人，是保守派對改革派的極端示威。

甚至很有可能，被吃的正是被保守派抓住的，改革派代表性人物。

這些被烹食的人骨，我們甚至無從知曉他們的名字，只能從這些遺骨感受當年那場斗爭的殘酷。

與此同時，保守派打破商朝已經形成慣例的父死子繼繼承傳統，重提早期的“兄終弟及”舊制，扶持與神權集團聯姻的旁系王子奪位，引發持續百年的“九世之亂”。

《史記》記載仲丁遷都后“弟子爭相代立”，實為改革派（父死子繼，王權正統）與保守派（兄終弟及，神權貴族支持的王室旁支）對王權控制權的拉鋸。這場“百年戰爭”相當殘酷，大量商朝的城市被夷為廢墟，人口死于非命，生產被嚴重破壞。

九世之亂持續百年，根據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的總結，經濟危機周期大約為12年，那么差不多每一輪經濟危機，都意味著一輪內戰的爆發，整整持續了九世。

06 神權資本的狂歡

九世之亂自然就是對應美國內戰，美國內戰正好處于鐵路大躍進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前夜。借助鐵路和工業化力量，北方快速獲得勝利，由此開啟了工業革命歷程，經濟發展的紅利，撫平或掩蓋了社會內部傷疤，帶動了美國從農業國發展為頭號工業國。

商朝就沒有那么幸運了，青銅革命的潛力已經充分釋放，下一次關鍵的技術革命——鐵器革命，差不多要等到千年之后的戰國時代才會開啟，雙方長期勢均力敵，展開了一場長達百年的拉鋸戰。但由于大邑商的青銅技術代差，盡管內斗如此漫長而激烈，國勢衰落諸侯不朝，但畢竟也沒有引來外部敵人的入侵，使得他們最終還是自己收拾了殘局。

在九世之亂的同時，也發生了頻繁的遷都。在持續內斗的背景下，可以解讀為類似北魏孝文帝的遷都動機：改革派擺脫神權保守派的掣肘，提拔依附于王權的新興貴族，建立改革派大本營。

但是，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大邑商的經濟基礎，就是建立在喪葬祭祀產業之上的青銅-奴隸貿易體系，與商朝的宗教神學緊密相連，經濟基礎依賴神權提供合法性，神權也牢固根植于這一經濟基礎之上，無法根本鏟除。只要經濟基礎不變，新興貴族遲早會融入原有經濟體系，成為神權保守派的一員。

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的腐敗早就有目共睹，被有識之士詬病，也曾掀起過多輪宗教改革運動，全部都以失敗告終。比如十四世紀英格蘭由約翰·威克里夫掀起的宗教改革就被血腥鎮壓。究其原因，就是天主教與封建莊園地租經濟相互適配，形成了穩固的利益共同體，不打破這一利益共同體，宗教改革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十六世紀在海外貿易構建的新經濟秩序之下，宗教改革才終于成為燎原之勢。

因此，商朝的改革派只要還在商朝經濟體系之內，就不可能拎著自己的頭發原地飛升。

商朝的改革派最終被撲滅，改革派人士遭遇血洗，下場恐怕都成了貴族人牲。商朝也從長期的戰亂中恢復了過來。商湯之后的第十代子孫，第十九任商王盤庚，將都城遷至殷地（安陽）。

隨著盤庚遷殷，王權和神權達到了新的妥協平衡，形成了凌駕一切的神權資本集團。在神權資本的推動下，商朝又迎來了一輪經濟大發展，對外大規模軍事征服炫耀武力，對內用大規模人祭宣誓神權。

他們用高價值商品殘酷壓榨各個諸侯國，無底線地汲取各國的人口資源，這些人口要么作為奴隸，要么殘忍地殺害獻祭給神。

他們也曾宣稱要做得比夏朝更好，以人為本，天下為公，帶領大家共同富裕，但實際上建立的是血腥恐怖的神權統治，無情踐踏人的尊嚴和生命。

大邑商，終于變成了我們熟悉的那個樣子。

這也正是我們熟悉的那個美國：

通過先進技術塑造軍事優勢，依托軍事優勢掠奪和控制戰略資源，基于戰略資源控制全球經濟，再用經濟優勢收買全球優秀人才，保持技術優勢。

曼哈頓的摩天大樓，正如龐大的后母戊方鼎，作為神權資本的奇觀，成為無數人的精神圖騰。

這一系列花團錦簇，烈火烹油的表象之下，是遍布全球的經濟殖民地，十四億中國人996辛勤勞動輸出廉價商品，千萬非法移民打黑工供養，被資本拋棄的鐵銹帶，跌落斬殺線的中產階級，統統都是對神權資本的獻祭。

他們宣稱“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實際上以自由之名掩蓋罪惡，以民主之名發動政變，以人權之名制造殺戮，從上到下，人人都被異化為資本的奴隸。

商朝與美國，都被“泛共濟會勢力”奪舍，變成了神權資本榨取人類，以壯大自身的暴力工具。

（未完待續）

洪清宇宙系列（連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