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東西方歷史,有個問題總是繞不過去:為什么中國這邊動不動就“分久必合”,搞了幾千年大一統,而歐洲那邊,從羅馬帝國散架后,就再也沒能真正統一過(羅馬也只是占了歐洲南部,偌大的北方并沒有占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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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人特別團結,還是歐洲人天生愛分家?其實,根子上的原因,并不復雜,因為這兩邊的“房子”地基,天上不一樣。
我們先看看各自腳下的這塊地。
中國這地方,天生就像個“安全屋”,北邊是極寒之地,東邊和南邊是大海,在古代那就是世界的盡頭。西邊呢,聳立著古人難以逾越的青藏高原、喜馬拉雅山脈,直接把南亞次大陸隔成了另一個世界。西南則是橫斷山脈加熱帶雨林,想要來打這邊,難如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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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大門”朝西和西北開,正對著廣闊的草原。這本來是游牧騎兵最好的入侵通道,結果,我們的祖先硬是用磚石和汗水,修了一道地球上最強悍的隔離帶——萬里長城。
所以你看,古代中國核心區處在一個三面絕境、一面專防的超級地理保險柜里,只要中央政權集中力量守好北邊這一道門,外部勢力想打進來,成本極高。
有人說游牧部落翻墻也能過來啊,但他們得騎馬,人能過去,馬過去就很麻煩了,沒有馬的游牧騎兵,分分鐘被我們反殺。長城的作用,就是極大地削弱了游牧部落的機動能力。
所以,這種環境,天然就呼喚一個強大的中央,能調動全國資源去修長城、養軍隊,老百姓也愿意交稅支持,因為大家的安全需求是一致的。
但歐洲,那就不妙了,完全是個“開放式街區”。它的地理格局,簡直是四通八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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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邊的阿爾卑斯山這些山脈,根本算不上不可逾越的屏障。古典時期的漢尼拔就能帶著戰象翻過去爆錘羅馬。至于東部和北部,那更是一馬平川的大平原。從亞洲來的游牧騎兵,只要過了烏拉爾山,就能像逛自家后院一樣,一路沖到英吉利海峽。
歷史也確實如此,從“上帝之鞭”阿提拉,到蒙古鐵騎,一波接一波的草原風暴把歐洲犁了一遍又一遍。歐洲人連個穩定的“后方”概念都很難形成,因為敵人可能從任何方向來。
更麻煩的是海岸線。歐洲海岸支離破碎,優良港口無數。這意味著外族不僅能從陸上來,還能從海上任何一個角落登陸襲擊。連北歐維京人這種“海匪”,都能把整個西歐攪得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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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四面八方都漏風的環境,導致了一個關鍵結果:在歐洲,一個集權大國也很難保證大家的安全。既然你羅馬帝國強盛時都擋不住蠻族,那我們小邦小國靠自己筑堡自衛,說不定還更靠譜點。
老百姓對“統一”帶來的“安全感”,沒有像中國那么強烈的渴望。
地理這個“硬件”定了調,后面的一切“軟件”發展,路徑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兩邊文化核心的凝聚力天差地別。
我們這邊,雖然地方大、方言多,但漢字是超強的粘合劑。你廣東話、福建話、陜西話互相聽不懂,但寫出來的字大家都認識,公文、典籍全國流通無障礙。
秦始皇“書同文”這一招,影響穿透兩千年。再加上“車同軌、行同倫”,以及后來儒家思想成為官方主流,文化認同感非常強。主體民族漢族,又有著極強的包容和同化能力,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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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呢?語言就亂成一鍋粥。拉丁語、日耳曼語、斯拉夫語三大語系鼎立,下面又分化出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英語、德語……五花八門。文字也不統一,有用拉丁字母的,有用西里爾字母的,還有用希臘字母的。
你說這咋深入交流?文化上更是拉丁文化、日耳曼文化、斯拉夫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互相碰撞,誰也吃不掉誰。沒有統一的文化內核,想捏成一個整體,太難了。
文化之外,兩邊的制度,也是東西方最本質的一個區別:封建制的含義,在兩邊完全不一樣。
中國的“封建”,早期是分封諸侯,但自秦以后,主流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核心是“強干弱枝”:皇帝通過官僚系統(特別是科舉選拔的文官)直接管理地方,削藩、推恩令等各種政策,都是為了削弱地方貴族的獨立性。權力像金字塔一樣,頂尖牢牢握在皇帝手里。
而歐洲的封建制(Feudalism),是真正的“分級承包制”。國王把土地分給大貴族(公爵、伯爵),大貴族再分給小貴族(男爵、騎士)。每一級領主,在自己的地盤上,都擁有近乎獨立的行政、司法、軍事和財政權。所謂“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國王想打仗,得求著下面這些領主們帶著自己的騎士來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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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導致歐洲的政治權力是破碎化、網絡狀的。沒有哪個君主能像中國皇帝那樣,一句話調動全國的資源和軍隊。你看看《冰與火之歌》里的維斯特洛大陸,就活脫脫是歐洲封建的寫照:鐵王座上的國王,真正能完全指揮動的,可能只有自家領地那點人馬。
還有一個中國沒有,歐洲獨有的“超級變量”:宗教權力。
在歐洲,長期存在一個能和世俗王權分庭抗禮甚至壓過一頭的強大力量——以教皇為首的教會體系。
教皇不僅想管靈魂,還想管土地和國王。中世紀很多君主,因為得罪教皇而被開除教籍,搞得王位搖搖欲墜。教權與皇權之間長達數百年的爭斗,嚴重撕裂了歐洲的政治統一性。
它使得歐洲的權力結構不是二元(中央vs地方),而是三元(王權、貴族權、教權)甚至多元的角力。大家都想當老大,結果就是誰都當不成整個歐洲的老大。
所以,回到最初的問題。中國能實現長期的大一統,不是因為我們更聰明或更善良,而是地理給了我們一個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后續的文字、文化、科舉、官僚體系等一系列“軟件創新”,都在不斷強化和維護這個統一體,形成強大的路徑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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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分裂,也不是因為他們天生愛內訌,而是開放破碎的地理“硬件”,催生了多元的文化、分散的語言、真正的封建制和強大的獨立教權這些“軟件”,使得統一的成本高到幾乎無法實現。
歷史沒有高低,只有不同的選擇。但理解這種源自地理的“路徑依賴”,能讓我們更看清很多現實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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