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夜風往院墻里灌,白楊葉子在屋脊上擦來擦去,地主郭良知貓著腰進柴房,黑影擠在角落,粗麻繩勒在柱子上,趙振聲渾身是傷,呼吸淺,眼睛亮,刀出鞘那一瞬“噌”地一聲把空氣劈開,繩子應聲落地,幾塊袁大頭和一枚金戒指塞進掌心,冰涼一層一層滲進皮膚,銀元上的頭像在指腹下慢慢浮出來,低聲壓到最細,“記住我的臉,我叫郭良知,天要是變了,你出來替我和我一家人說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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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門外人影巡來巡去,柴房里不敢點燈,趙振聲被抓在魯南山洞口,叛徒把路引到洞邊,還鄉團的繩索一圈一圈套下來,白天押到郭家,名義是親戚照看,心里是要找個機會把人放走,地面上雪白的灰燼被腳尖撥散,屋檐水沿著瓦縫一點點落,時間拖得像舊麻繩。
刀刃閃過后,趙振聲猛地抬頭,肩膀肌肉抽緊,手指摸向身旁木棍,眼里盯著來人,“別緊張,我不是來害你的”,聲音低得像風里的一縷煙,銀元塞進掌心,戒指帶著體溫,紋路清楚,“順后院墻根走,第三個豁口拐出去,玉米地穿過去就是微山湖,那邊有人接應”,話不多,路很細,出口只有一條。
趙振聲在村里打過照面,知道這個地主有百余畝地,年景不好時開倉放糧,背地里不做狠事,心里卻沒想到他把命搭在這件事上,指頭攥緊銀元和戒指,點頭,氣息從牙縫里往外頂,額頭上的冷汗沿著鬢角滑下去。
郭良知又掏出一個麥餅和一小罐水,塞進懷里,轉手把一塊銅牌推過來,“遭盤查就說你是我家長工,進城買種,這塊‘郭記糧行’腰牌管用”,趙振聲把牌翻過來又翻回來,私章的邊沿有輕微的缺口,像是在辨認一個把命門交出去的確認,躬身一禮,沿墻根走,影子貼著磚縫溜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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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房里剩下一地繩股和鞋印,郭良知把散亂的麻茬子捻成一團塞進火盆,刀身用布仔細擦,屋門輕輕帶上,回房時風順著院廊走,背脊上的汗在風里涼下去,床沿坐著抽煙,煙灰不出聲地落在碟里。
妻子王氏拍拍被角坐起,眼睛在黑里適應了一會,“人送走了”,他點一下頭,氣沉下來,“這世道,好人活得艱,救他不是為了圖個回頭話,是看不下去那些手段,趙同志做的是為讓更多人過好日子”,王氏眼眶濕,手握住手,“家里人多,你心里拿穩”,他把口袋里的賬掏給親戚過目,十塊銀元擺在桌上,“人趁夜跑了,你收著,不要追”,親戚收了,臉色松一點,話頭按下去。
第二天還鄉團進門搜,柴房門一扇扇推,空空,地上干凈,郭良知把臉色放到最慌,嗓子發緊,表親看了看,罵聲抖兩下帶人撤,院門重新落閂,暫時的安穩放在門背后,他心里明白風向不定,把部分家產換成金條,老宅地窖蓋上新土,給家人留出后路,腳下每一步都踩在薄冰上。
趙振聲沿墻根穿行,玉米葉子擦臉,湖面泛著白光,微山湖上的船影靠近又遠開,接應的人遞過來粗布衣裳和藥粉,他上船,回頭看了一眼黑著的村子,把郭良知的名字記在心里,向上級說清來龍去脈,名字被鄭重記下,那四塊銀元摸在手心沉,舍不得花,成了往前走時的一塊壓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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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南的風聲混著槍聲,街道上把“通共”兩個字掛在口上,開明紳士被推上前臺受審,家里老小被趕來趕去,紙契堆成小山,郭良知看在眼里,心里那條線更亮,抗戰年里給八路軍送過糧和藥,到了解放戰爭,見多了腐敗和橫行,心往哪邊自然靠過去,人不吭聲,事在做。
1948年魯南解放,土改隊伍進村,名單上寫著他的名字,按政策家產要處置,門口站著圍觀的鄉親,一張張臉都在等答案,他沒有走,帶著地契和糧食到工作組,手把東西推過去,眼睛一直看著對面的人,屋里空氣像被撐滿的鼓一樣繃緊。
門外塵土一陣亂,身穿干部服的人跨進門檻,趙振聲站住,目光和對面對上,幾步并做一步走上去,握住手,聲音壓著顫,“郭大叔,我是趙振聲,我來晚了”,屋里的目光全轉過來,誰也沒想到新到任的區委書記會對一位地主這樣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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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振聲把1947年那夜的事說清,銀元的冷光,腰牌的刻字,第三個豁口和玉米地,從懷里取出那枚金戒指,“當年匆忙掉在船上,后來幾經周折找了回來”,話一落地,屋里靜,“郭大叔不是惡霸地主,是支持革命的開明紳士”,這句話壓在桌案上,份量夠重。
調查跟上,走訪、核實、印證,一條條對著時間線把事扣緊,結論出來,保留部分家產,糧行繼續經營,請他擔任地方政協委員,拿出見識和經驗,把地方建設的路盤一盤,郭良知沒想到當初那一夜,真把全家的穩交到了今天手里,握住趙振聲的手,“我當時做的是該做的事”,趙振聲回一句,“你的恩情,我不忘,黨和人民不會忘”,屋里人把這兩句話在心里重復。
日子往前推進,郭良知把積蓄拿出來,給貧困學生交學費,鄉親們合力把水利修起來,荒地翻出來,渠道順著田埂一道道延開,年終把糧倉一開,村里笑聲多,娃子的書包不再漏,老人的屋頂不再滴水,郭家村的路面越鋪越實,人說“這是個有良心的人”,不是一句稱呼,是在地里和街口反復驗出來的口碑。
1950年消息傳來,抗美援朝開始,郭良知把金條和銀元交到縣里,又把長子送到部隊,“國家有難,匹夫有責”放在紙上簡單,落到家里是把門一推把人往前送,三年過去,孩子帶著軍功章回來,胸前的光在屋檐下反射出一圈圈亮影,他看著,心里的石頭往下落,“當初的路沒走錯”。
有人問那一夜有沒有想過風險,家里人多,事情一出一連串的禍根會不會卷上來,他把手背在身后,“想過,邪不壓正這四個字我信,活在世上,對得起良心這個字”,聲音平,眼神直,話落地穩。
這件事在縣里傳開,街角茶鋪里有人提到這個名字,書里也寫到那夜的柴房和那塊腰牌,把人們心里對“地主”的固有印象翻轉過來看看,出身是一層皮,心里怎么站才是根,那個年代里,像郭良知這樣的開明紳士不止一個,肩上擔著家,手里托著鄉親,往前推著那盞微弱卻不滅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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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冬天雪落得厚,他安靜離開,八十二歲,走前叮囑子女,“跟著共產黨走,多行善,對得起良心”,趙振聲聽聞,特往這邊趕,靈前站立良久,向前一步,“郭大叔,你放心,你的囑托,我們都會記住”,屋里的人都把頭低下,燭淚順著燭身往下流。
歷史在紙上寫,在人心里寫,堅守良知的人不被忘,善與正不分出身,到了國家要用力的時刻,誰心里有光誰就能頂住風雨,把有限的日子擺在大事上,把能做的事做到實處,走的人留下路,后來的人沿著走,燈一盞盞接下去,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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