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訪談 | 汪仲啟：從提質到領先，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營商生態

戰略轉變：從“補短板”到“創優勢”

——訪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社會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汪仲啟

從指標對標到生態構建

文匯報：不少學者、企業代表對比之前的8.0版方案，認為9.0版完成了從量變到質變的躍升，您認為這一變化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新版與老版的延續性又體現在哪里？

汪仲啟：9.0版方案創新點突出且更具系統性，實現了框架重構、維度延伸、精度升級，更聚焦“全生命周期服務”“新業態適配”“全球資源鏈接”。

8.0版以“世界銀行指標對標”為核心抓手，針對性解決如市場準入、納稅、辦理破產等國際評估中的短板環節，方案各部分關聯性較強，但未形成“環境生態”的整體閉環，更多聚焦“單點改革”和“流程優化”。

9.0版的核心邏輯則打破了對標局限，構建起“政務服務、市場競爭、產業生態、社會共治”四大環境體系，政策思路從“解決具體問題”升級為“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營商生態”，更加凸顯“環境營造+生態賦能”的整體邏輯。相比而言，覆蓋更全，新增“社會共治環境”模塊，將政企溝通、街鎮賦能、活力街區、協同共建納入體系；鏈條更順，圍繞企業“引進來-活下去-發展好-走出去”全生命周期，舉措之間形成閉環；層級更清，從“市級統籌-區鎮落地-園區執行”形成三級聯動，突出“一區一品”“一街一品”的差異化打造。

無論是2025年8.0版方案，還是今年的9.0版方案，其核心邏輯都是圍繞“提升企業感受”和“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從提質到領先

文匯報：在您看來，9.0版方案在上海持續優化營商環境過程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其勾勒出的目標營商環境是什么樣的？

汪仲啟：8.0版核心解決“國際評估對標”和“基礎服務優化”問題，9.0版更聚焦“企業感受”和“生態競爭力”，在理念、服務、治理、場景、品牌等方面都進行了升級，目標是打造更具包容性、創新性、全球性的營商環境——這是從“提質”到“領先”的跨越。兩者的差異本質是“問題導向”與“生態導向”的遞進，體現了上海營商環境建設從“補短板”到“創優勢”的戰略轉變。

比如服務，以前是“普適便利”，現在是“千人千面”的“精準賦能”，針對企業的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提供“惠企政策集成包”“走出去風險提示”“新業態監管分工”等差異化服務。

再比如場景，從“傳統場景”到“新型場景適配”，主動以數據出境管理、平臺算法治理、首發消費品“白名單”、跨境破產機制等，回應數字經濟、平臺經濟、首發經濟、跨境經濟等新場景需求。

文匯報記者 范家樂攝

從優化到重構

文匯報：上海連續9年推進營商環境改革，從今年的方案來看，自我加壓、主動作為更加明顯。其中提到的哪些創新與升級讓您眼前一亮？

汪仲啟：以政務服務為例，其實現了從“流程優化”到“智能精準+全球服務”的升級。具體來看，在數字化政務服務方面，8.0版側重“工具優化”，9.0版則以推動“人工智能+全場景融合”為目標，構建“企業服務智能體”，體現出從“單點智能功能”到“全流程智能協同”的思路躍升；涉外服務方面，8.0版側重入境服務、離境退稅等“基礎便利”，9.0版更聚焦“引進來”“走出去”雙向賦能，體現出從“被動提供便利”到“主動搭建全球服務網絡”的轉變；在政策服務方面，8.0版強調“政策申兌便利”，側重“政策落地”，9.0版則升級為“政策全生命周期服務”。

再來看市場環境建設，重心從“公平監管”轉向“合規保障+生態包容”。相比8.0版方案聚焦公平競爭審查、招投標整治等“顯性不公”，9.0版伸至“隱性不公”治理，包括整治“內卷式”競爭、平臺算法治理，體現了從“禁止違法競爭”到“引導良性競爭”的思路變化，兼顧市場活力與秩序。在權益保護方面，9.0版加強“全鏈條權益保障”，體現了從“傳統權益保護”到“新型風險防控”的變化，更多覆蓋數字經濟、平臺經濟下的新問題。退出機制方面，9.0版構建“多元退出渠道”，體現了從“便利退出”到“有序退出+風險防控”，兼顧市場出清效率與公平。

從普惠到精準

文匯報：“產業生態”和“社會共治”首次作為單獨模塊寫入方案，體現上海在營商環境建設思路上的哪些轉變？

汪仲啟：在9.0版方案中，產業生態環境的打造從“要素保障”轉向了“場景適配+品牌塑造”，例如，空間載體從“基礎供給”升級為“精準適配”，更加貼合產業差異化需求；產業賦能從“要素供給”進階到“生態協同”，形成“產業生態閉環”；品牌打造方面，9.0版進一步明確了具體落地路徑，提出構建“區-街鎮-園區”多層級品牌體系，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增強對特定產業、特定企業的吸引力。

“社會共治”則從“氛圍營造”轉向“多元協同+基層賦能”。為了彌補傳統機制的互動性不足，9.0版方案在政企溝通方面更加突出“閉環溝通體系”的構建，提升企業訴求解決實效；同時，9.0版方案注重推動“街鎮主動賦能”，并強化園區、商協會、高校、媒體的參與，意在將之前的“政府單向管理”模式轉變為“政府引導、企業主體、社會協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礎上推動形成全社會參與的“大營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