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進入“小常春藤”名校，是為了學習“勸退專業”？

從此

世界在我面前

新東方CEO周成剛老師2025年的全新力作《從此，世界在我面前》，書中收錄了30個打破常規、向光而行的成長故事。

我們將在公眾號持續分享，與您一起見證那些向光而行的生命軌跡。本期，我們來講述自幼懷揣考古學夢想的黃培珊的故事。

黃培珊

2005年出生，湖北人

高中畢業于美國賓州某寄宿高中

2024年進入美國阿默斯特學院

學習人類學本科課程

我說想考古他們都覺得很酷，但不可思議。

——黃培珊

01

跨時空的伏筆

與19歲的黃培珊對話時，她言語間的篤定與熱忱，竟意外地激起了我內心的澎湃。腦海中不時浮現這樣一幅圖景：未來某刻，已是青年學者的她在研究室拾起一片考古陶片，指尖撫過那些模糊的紋路，望向陶片延伸的方向，看到的是1926年那個30歲的背影——李濟正站在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上，望著一片待墾的土地，為中國考古事業推開了第一扇門。兩個身影跨越近百年，在時光里完成了一場無聲的接力。

黃培珊很小就確定了自己的方向——與考古相關。2024年，結束三年美國寄宿高中生活后，她如愿進入阿默斯特學院人類學系。“這里的人類學專業全美前三，還有12個考古田野合作項目，能接觸到最前沿的田野實踐。”她語氣輕快，眼底卻藏著認真。

“我計劃未來繼續深耕人類學或亞洲研究，中國地大物博，地下一定還有很多未知的寶藏等著被挖掘。”

談及對考古的興趣，她總會不自覺地提起與外公外婆共度的童年。在那個被陽光曬得暖暖的客廳里，藏著她對歷史最初的認知。外公是個十足的歷史迷，在她的記憶里，外公不是捧著泛黃的歷史書細讀，就是守著電視看歷史紀錄片。《大國崛起》里的航海地圖、《探索發現》中的考古現場，是她童年最熟悉的畫面。所以，當其他孩子還在為動畫片里的情節歡呼時，黃培珊已經在紀錄片里認識了“周吳鄭王”，聽著那些與王朝興衰、文明更迭相關的故事。

紀錄片里的考古場景總帶著“未解之謎”，天然勾著她的好奇心。“小時候看紀錄片里的木乃伊、千年古尸，嚇得躲在沙發角落，手指緊緊攥著外婆的衣角，簡直是童年陰影！”她笑著擺手，眼里卻閃著光，“可每次都忍不住從指縫里偷看，就是覺得神秘、刺激。尤其是最后揭秘的時刻，比如考古學家通過骨骼鑒定出墓主人的身份，或是用科技手段還原出青銅器的原貌，像解開了一個藏了千年的密碼，特別有趣！”

▲黃培珊參與的考古項目集體合影

外公對歷史的熱愛，不僅為她營造了濃厚的文化氛圍，更在無形中成為了她的榜樣。美國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曾說，觀察與模仿是人類重要的學習方式。孩子會在無意識中模仿身邊人的行為，這種影響往往比刻意教導更有效。這也是教育中常說的：想讓孩子成為什么樣的人，自己先要成為那樣的人。外公日復一日與歷史為伴的樣子，悄悄在她心里種下了親近歷史的種子。

在這份童年的文化浸潤里，外公的影響如春風化雨，而外婆的一段往事，則讓這份興趣多了幾分命中注定的意味。外婆曾說，文革時期她在武漢周邊的小鎮勞作，當時鎮上正在發掘曾侯乙墓——湖北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曾侯乙編鐘”便出自這里。因為工廠離發掘現場不遠，外婆常和同事下班后去圍觀，親眼看著一件件文物從泥土中被小心取出。

半個世紀后，上初中的黃培珊陪外婆逛湖北省博物館。展館里光線柔和，玻璃展柜將文物與觀眾隔開，卻隔不斷歷史的氣息。路過一個展柜時，她莫名地停住了腳步。那是一只漆木首飾盒，長約二十厘米，表面的彩繪雖有些模糊，鳳鳥紋樣卻依然能看出靈動的輪廓，透著一股沉靜的光澤。她湊過去，鼻尖幾乎碰到玻璃，仔細讀著展簽上的發掘故事，忽然愣住了——那“1978年隨縣曾侯乙墓出土”“水封保存”“器物出土時漂浮于墓坑積水”的描述，竟和外婆年輕時在小鎮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樣。

那一刻，時光仿佛在展柜前打了個結。這只曾侯乙家眷的首飾盒，2400多年前被親手放入墓穴，深埋千年后重見天日，外婆或許曾親眼看著它浮出水面，而此刻，她和外婆正一同站在這件跨越時空的文物前。外婆的手指輕輕點在玻璃上，“你看這紋路，和我當年遠遠看見的那個盒子多像。”更巧的是，外婆圍觀發掘的那個下午，腹中正孕育著黃培珊的母親。

或許從那時起，祖孫三代便因這件器物，與春秋戰國的那個家族有了隱秘的交集。外婆那次意外的“見證”，也悄悄為黃培珊的人生埋下伏筆——“從那時候起，我就很確定，未來要做考古相關的事。”她低頭笑了笑，“好像冥冥中，有根線把我們和千年前的人連在了一起。”

02

一片陶片

初中畢業后，在父母的支持下，黃培珊遠赴美國濱州的寄宿高中，開啟了新的求學旅程。美國高中的社團和課程豐富得像個萬花筒，戲劇社的排練、機器人隊的編程、辯論社的唇槍舌劍，幾乎能滿足大多數學生的興趣，唯獨黃培珊鐘愛的考古是個例外。“很多學校會設戲劇課、編程課，卻很少為考古這種小眾方向開專門的課程。”她略帶無奈地笑了笑，“同學們聊起未來，不是想當醫生就是想做工程師，我說想考古，他們都覺得‘很酷但不可思議’。”

轉機出現在一節拉丁語課上。她的拉丁語老師是位頭發花白的老先生，曾在大學主修考古與古典學。一次閑聊中，黃培珊偶然提起自己對考古的癡迷，說起紀錄片里的埃及金字塔與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老師眼睛一亮，立刻從抽屜里翻出一個考古項目網站的網址：“這個網站上有世界各地的發掘項目，你可以試試申請。”

黃培珊立刻把網址存進瀏覽器收藏夾，每天睡前都要刷一遍。網站上的項目像一顆顆散落的珍珠：埃及盧克索的神廟遺址、希臘雅典的古城墻、墨西哥尤卡坦半島的瑪雅村落……但所有項目都有個硬性要求：年滿18歲。

“我從高一就開始刷那個網站，把心儀的項目存在收藏夾里，像盼著長大的孩子數著日子。高三暑假第一天，剛滿18歲的我立刻填了申請表，申請了羅馬郊區的一個考古項目。”

▲黃培珊和朋友們的合照

說起這段經歷，黃培珊難掩興奮——這是她第一次跳出紀錄片和書本，親身參與熱愛的事業。項目持續五周，成員們住在羅馬市區一棟老公寓里，清晨六點就要起床，擠著復古的有軌電車去郊區。“電車哐當哐當響，窗外的梧桐葉掃過玻璃，像在為我們伴奏。”她記得第一天下車時，泥土的腥氣混著野草的清香撲面而來，發掘現場已圍起白色的隔離帶，幾個戴著草帽的隊員正蹲在地上清理泥土。

白天，他們蹲在烈日下，用小鏟子小心翼翼地撥開泥土，生怕碰壞地下的文物；用軟毛刷拂去陶片上的浮塵，指尖能感受到陶土的顆粒感；傍晚回到住處，項目組的教授會搬來投影儀，在客廳的白墻上講授基礎的考古學、古典學或藝術史知識。而她，是當時項目里唯一的高中生，“大學生們會開玩笑說我是‘考古界的小實習生’，但都會耐心教我怎么分辨土層、怎么記錄出土位置。”

“我們挖掘的是羅馬附近一座小城的廢墟，它藏著三個時代的密碼：最早是兩三千年的部落時期，還沒形成城市，只有零散的聚居點，出土的多是粗糙的陶片和石制工具；接著是一千多年前的城邦時期，和羅馬共存，能看到很多羅馬特征，比如帶花紋的地磚、陶瓶的樣式，這也是我主要負責的階段；最后，這座小城被羅馬吞并，漸漸消失在歷史里，只留下城墻的殘垣。”

從小的耳濡目染，讓她對文物背后的故事格外敏感，總能從碎片里讀出時光的痕跡。有次她挖到一塊帶葡萄紋的陶片，立刻想起老師講過的羅馬酒神文化，“仿佛能看見兩千年前，有人捧著這只陶杯，在宴會上唱著頌歌。”

日復一日的發掘中，一位沉默寡言的專家漸漸走進了她的視線——他總能憑一片剛出土的陶片，精準分辨出陶器的種類、形制、材料、工藝，甚至來源地和年代，像在和古人對話。有次出土了一塊巴掌大的紅陶片，他只看了一眼紋路，就說“這是公元前1世紀的雙耳罐碎片，產自坎帕尼亞地區”，后來比對數據庫，果然分毫不差。黃培珊覺得奇妙，便主動上前申請做他的助手。專家笑著點頭，帶她到工作臺，讓她從繪制陶片紋樣學起，還給了一份厚厚的陶器參照圖例，里面印著從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4世紀的陶器紋樣，按地區和年代分類，像一本“陶片字典”。

“太有意思了！”黃培珊的語速快了起來，眼里閃著興奮的光，“一片剛出土的碎片，你根本不知道它原本是什么樣子，但只要紋樣能和參照圖對上，它就有了具體信息——年代、產地、風格。比如幾何紋常見于早期，卷草紋多見于帝國時期；帶橄欖枝圖案的，可能和祭祀有關。從這么一小塊碎片，能推演出它所處的時代、文化背景、社會發展到了什么程度，就像從一片落葉里看見整個秋天，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黃培珊親手挖出的一塊碎片

這就像她親手從土里挖出了一塊歷史的多米諾骨牌。單獨看，它只是塊被歷史淘汰的碎片，陳舊、普通，甚至毫無價值。但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追尋的，正是無數碎片間的聯系。哪怕再微弱，一旦連綴成圖景，被塵封的時代便會破土而出，徐徐展開。

她忽然想起讀過的歷史、見過的古建與文物，瞬間理解了那些投身歷史的人——他們站在烈日下的土地上，或埋首于萬千古籍中，在無數考古碎片上拂去細塵，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追問，用日日夜夜還原真實的過往。就在那一刻，她對考古不再只是純粹的興趣，而是生出了一種沉甸甸的使命感，堅定了要投身其中的決心。

03

與歷史的對望

站在阿默斯特學院的圖書館里，黃培珊對未來有著清晰的規劃：回到中國西南地區從事考古工作。“中國考古已經很成熟了，但腳下還有很多未知的世界等著揭秘。”

她提起三星堆時，語氣里滿是向往，“那些青銅神樹、縱目面具，至今沒人能完全說清它們的寓意；還有金沙遺址的太陽神鳥，背后藏著古蜀人怎樣的宇宙觀？”她更想知道，帝王將相的史書之外，普通百姓是如何生活的，比如他們用什么器具做飯，孩子玩什么玩具，這些瑣碎的細節里藏著最真實的歷史。她也好奇文明交匯的角落里，比如絲綢之路沿線的古鎮，中原的瓷器與西域的織物會碰撞出怎樣的故事。

在勾勒未來藍圖時，有一位前輩的身影始終在她心中矗立——中國現代考古之父李濟。“李濟從哈佛畢業后回國，1923年創建了南開大學人類學系，還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搭建起人類學、考古學的學科雛形。”黃培珊的語氣里帶著敬意，書桌上還放著一本李濟的《安陽》，扉頁上寫著“考古者，叩問文明之根也”。

“他一手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南渡北歸》里寫他的故事，看得我熱淚盈眶。抗戰時期，他帶著殷墟的文物輾轉南遷，箱子上寫著‘人在物在’，那代人真的是憑著情懷做事。”

“通過野外發掘獲取實物，是人類學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這在以前的中國從未有過。”黃培珊的話不假。傳統觀念里，考古曾被等同于盜墓，直到上世紀初，外國探險家在西北掠奪式挖掘、帶走大量珍貴文物后，我們才猛然意識到，國家的考古事業必須自己來做。于是1926年，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傳說中夏朝王都的中心——開展了中國現代第一次專業考古，用小鏟子和毛刷，為中國考古學鏟開了第一捧土。

李濟主持的安陽殷墟發掘，更將成湯伐桀、盤庚遷殷、武丁拜相等傳說，變成了確鑿可考的史實，將中國歷史向前推進了八百多年，也確立了商文明在東亞的地位——它是整個東亞地區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文明。“他一直有個宏愿，想走遍大江南北，找到中華文明的源頭。可全面抗戰爆發后，考古工作被迫中斷；1948年，他不得已離開大陸前往臺灣，直到84歲在臺去世，再也沒能回到殷墟看看。”黃培珊輕聲說，“書里說，他晚年常對著殷墟的照片發呆，說‘那些陶片還在等我整理呢’。”

黃培珊靜靜講述著李濟的故事，我的心卻久久不能平靜。我知道她對考古的熱愛——想從遺跡與文物中揭開歷史真相，讓我們回望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想和其他考古人一起，搭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橋梁。但對她而言，最有意義的，或許是終有一天回到中國這片藏滿故事的土地，用那把能拂去歲月塵煙的刷子，延續前輩們耗盡一生點燃的考古火苗。

李濟的故事讓她看到了考古事業的重量，而現實中的聲音，則讓這份選擇更顯珍貴。采訪前，我翻看過近年的考古新聞：標題里滿是“千年文明”“文化傳承”的宏大詞匯，評論區卻充斥著“又苦又累月薪6000”“冷門專業勸退指南”的現實感慨。甚至2020年，高考678分的鐘芳蓉選擇北大考古專業時，成了新聞焦點——在現實主義籠罩的社會里，比起高薪的金融、計算機，學考古被認為是“浪費分數”“自毀前程”。

“但你想過嗎？考古是苦差事，未必能帶來金錢和地位。”我忍不住問她。

“我知道呀，”黃培珊的回答帶著一份孩子氣的天真，卻格外珍貴，“我本來就不追求這些，而且爸媽也支持我做喜歡的事。”她記得高三選專業時，媽媽特意找她談過：“錢夠花就行，做自己熱愛的事，每天醒來才會覺得有勁兒。”這份天真源于純粹的熱愛與理想的意義。她能接受“又苦又累又掙不到錢”，因為對考古的追逐，早已超越了金錢、地位與名利。這也是黃培珊與鐘芳蓉能剝離世俗定義的“好壞”，做出不同選擇的原因。

我常想，我們為何會被這類關乎“熱愛”“追求”“夢想”的故事打動？或許是因為，多數人活在社會規則里：必須上某類大學，必須做某類工作，必須賺夠某數目的錢，必須擁有某等級的地位。可這些“必須”中，有多少源于自己的內心？當發現熱愛與世俗期待相悖時，我們有勇氣掙脫既定的期待嗎？正因為多數人沒有這份勇氣，才會被這些“逆行的理想主義者”深深觸動。

▲黃培珊與朋友們的合照

時間回到黃培珊第一次參與考古的那個夏天，羅馬郊區的陽光把陶片曬得溫熱，她捏著自己挖出的那片陶片，指尖傳來的歷史觸感，帶來一種不尋常的感動——就像李濟在殷墟第一次觸碰到華夏文明根脈時的震顫。我相信，當黃培珊因興趣走進考古，當她終有一天在研究所回望中國考古史時，一定會迎上一雙炙熱的眼睛——那是李濟站在戰亂時代的殷墟廢土上，望向中華民族考古學未來的目光。

考古從不是“挖舊東西”的獵奇，更不是對塵封歷史的無意義打擾。它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物質對話”——通過小心翼翼地拂去泥土、拼接碎片、解讀紋飾，讓沉默的陶片、銹蝕的兵器、殘破的建筑基址重新“開口說話”。這些“物質遺存”不是冰冷的古物，而是人類文明的“活檔案”：一片仰韶彩陶的幾何紋，藏著先民對自然秩序的最初認知；一座漢代冶鐵作坊的爐渣，記錄著古代手工業的技術突破；一頁敦煌寫本的梵文經卷，見證著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融。

考古的終極意義，在于讓過去照亮現在——它不僅告訴我們“從哪里來”，更通過解讀歷史的物質密碼，指引我們“向何處去”，讓當代社會的發展始終扎根于文明的深厚土壤，既不失本源，又充滿前行的底氣。

黃培珊，就是這樣一位廢墟里的守望者。在她身上，我們看到了理想主義的模樣：不被世俗的浪潮裹挾，用熱愛為文明的長河護航，讓那些沉睡的歷史，在時光里永遠鮮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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