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確診ADHD，我終于與自己和解了。”
最近，類似的分享正席卷社交平臺，心理疾病標簽好像已經成了新一代的社交貨幣。
這背后，是怎樣的時代情緒在涌動？
爭相認領精神疾病？
如果說MBTI是上一代年輕人的“社交密碼”，那么各種心理疾病標簽正在成為新的身份徽章。
小紅書上，ADHD（注意缺陷多動障礙）、雙相情感障礙、焦慮癥等詞匯頻繁出現。
幾天前，羅永浩還坦然公開了自己患有ADHD的經歷。
不同于傳統認知中確診疾病的恐懼與回避，確診后許多人感到的不是痛苦，而是解脫。
短視頻里，博主們演繹各種病癥現象。
間歇性無差別厭人、小事情拖延、看視頻必須2倍速、長時間無意義刷手機、看虐文心臟疼……
還有以第一視角記錄的患者日常。
ADHD者的一天：永遠在找鑰匙，工作五分鐘分心兩小時，計劃列滿卻永遠最后一天才開始......
評論區滿是“終于找到組織了”“原來我不是懶，是病了”之類的集體釋然。
一份精神診斷書，在社交媒體上成為了獲得認同和理解的入場券。
這種自我診斷熱潮，也引起了不少網友的批評。
很多人質疑這種“人人都有病”的風氣，擔心嚴肅的醫學診斷正在變成社交談資，甚至是“時尚單品”。
脫口秀演員于祥宇就曾調侃：如今在社交場合，不說自己有點“焦慮”或“抑郁”，仿佛就顯得不夠深刻、不夠時髦。
之前是沉迷MBTI、星座、血型等人格測試，現在又開始認領ADHD、焦慮癥、雙相情感障礙等精神疾病，年輕人到底在想什么？
為何我們需要“得病”？
首先，是解釋的誘惑。對許多人來說，診斷書提供了困擾一生問題的答案。
很多人從小被說“聰明但不努力”，工作后又被認為“有想法但執行力差”，直到精神診斷將這些“陋習”定義為“心理問題”。
在不確定的時代，醫學解釋提供難得的確定感。
這也暗合自我差異理論。
當“應該自我”與“現實自我”差距過大，疾病標簽悄然降低了社會期待值。
大腦結構如此，遠比能力不足更易接受。
更深層的是，標簽提供了一項暫停許可。
在躺平有罪的氛圍中，生病幾乎是唯一能被接受的休息理由。
說“太累了”會被認為抗壓差，但說“焦慮癥復發”就能獲得理解。
警惕娛樂化陷阱？
當精神疾病從一種需要嚴肅對待的病癥，演變為社交媒體上人人可對號入座的“熱門人格”時，問題就來了。
在短視頻構建的速食文化里，復雜的醫學診斷被肢解為一個個獵奇、有趣、浪漫的“癥狀”標簽。
ADHD被美化為“天才病”，雙相情感障礙被浪漫化為“藝術家的靈感來源”，真實的痛苦在輕松敘事中消音。
確診疾病和測試MBTI一樣輕松，“互聯網醫生”泛濫......
這不僅是對醫學權威的消解，更讓真正需要幫助的患者淹沒在真假難辨的信息中。
被娛樂化的疾病標簽，還迅速淪為社交攻擊的武器。
NPD（自戀型人格障礙）、BPD（邊緣型人格障礙）等專業術語被娛樂化之后，在人際摩擦中被濫用。
這種標簽化的攻擊，加劇了社會關系的對立與冷漠。
更深層的危機在于，這種娛樂化現象正在重塑我們的大腦與自我認知，形成一種“雙向馴化”。
研究指出，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尤其是其帶來的頻繁注意力切換和即時獎勵反饋，可能加劇病癥。
社會心理學中的“標簽效應”在此完全顯現。
當一個人被反復賦予某個標簽，無論起初是否準確，他都有可能逐漸內化這一標簽，并使自己的行為與之趨同。
娛樂化的疾病標簽，因其帶有特別的、有創意的隱性褒獎，吸引力更強。
年輕人，尤其是自我認知尚在形成中的群體，可能會無意識地調整自己的行為和敘事，去貼合那個流行的疾病人設，從而扼殺了自身行為的多樣性和成長的可能性。
當“病人”成為比“普通人”更閃耀的身份時，我們便集體拋棄了面對平凡困境的勇氣。
心理標簽真的毫無價值嗎？并非如此。
對許多人而言，確診帶來了真正的解放和治療。
但如果急于為自己或他人貼標簽，也可能會錯過人類情感本應有的豐富維度和灰色地帶。
在這個熱衷分類的時代，保持一點對分類的懷疑，或許是最珍貴的自我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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