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動態丨監管再升級！多部慈善組織新規已生效

自2026年1月1日起，一批與慈善組織息息相關的新規正式生效，包括新修訂的《慈善組織信息公開辦法》、《慈善組織公開募捐方案備案指引（試行）》，以及《民政部登記認定的慈善組織行政處罰裁量權基準》。

與此同時，已施行超過二十年、堪稱行業基石之一的《基金會管理條例》修訂也已進入關鍵階段，被列為國務院和民政部年度立法重點，出臺在即。

法規是行業發展的關鍵基石，這一連串密集出臺的法規絕非簡單的條文修補，而是標志著中國慈善事業的監管邏輯正在發生深刻的系統性升級。這意味著，行業將逐步告別過去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粗放式增長，全面邁入一個以透明度為基石、以規范化為導向、以公信力為生命線的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看看這些新規的核心內容，它們將給行業帶來哪些實實在在的影響。

一、 信息公開：邁向“全透明”時代的硬性要求

公眾的信任是慈善事業的根基，而信息公開則是構筑這份信任的唯一途徑。新修訂的《慈善組織信息公開辦法》正是抓住了這一核心，將慈善組織的“玻璃口袋”從一個行業倡導的理念，升級為一項更具剛性、更具體、更及時的法律義務。

首先，公開范圍的“顆粒度”更細。 新《辦法》顯著拓寬了信息公開的廣度和深度。它不僅要求公開常規的年度工作報告和財務會計報告，更首次明確了對“主要捐贈人”、“重大慈善項目”的界定，并要求進行公開。這意味著過去一些可能被模糊處理的大額捐贈來源、關鍵項目細節，如今都必須置于陽光之下。此外，《辦法》還鼓勵慈善組織主動公開規定之外的信息，這為那些治理水平高、意圖建立卓越公信力的組織提供了正向激勵。

其次，公開頻率的“即時性”更強。 針對社會高度關注的領域，新《辦法》提出了近乎“實時”的公開要求。特別是對于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公開募捐活動，要求在應急救援階段“至少每5日”公開一次款物接收情況，并及時公開使用詳情。對于周期超過六個月的公開募捐或慈善項目，也要求“至少每三個月”公開一次進展。這一變化徹底改變了過去以“年度報告”為主的滯后性公開模式，極大程度上滿足了捐贈人及社會公眾對善款流向的即時知情權，有助于在第一時間回應社會關切，避免因信息不透明而引發的輿情危機。

最后，公開平臺的“權威性”更統一。 新《辦法》明確了信息公開的主要平臺為“全國慈善信息公開平臺”（即“慈善中國”），這有利于信息的集中、查詢的便捷和監管的統一。當所有法定公開信息都匯集于一個國家級平臺時，不僅方便了公眾監督，也為監管部門利用大數據進行行業分析和風險預警提供了可能。盡管新《辦法》在處罰條款上未見顛覆性新增，但其通過細化義務，實際上已收緊了違規的“口子”，一旦未能依法履行公開義務，民政部門的處罰以及多部門的聯合懲戒將有更明確的依據。

可以說，新《辦法》的施行，將倒逼所有慈善組織，尤其是具有公募資格的組織，必須將信息公開工作提升到機構生存與發展的戰略高度，建立起一套常態化、精細化的信息管理與披露機制。

二、 募捐備案：從事前規范入手，防范“源頭”風險

如果說信息公開是事中事后的透明度保障，那么《慈善組織公開募捐方案備案指引（試行）》則體現了監管思路向“事前預防”的重大轉變。它旨在從募捐活動的發起端就進行規范，從而在源頭上降低違法違規風險。

該《指引》的核心是“一事一備案”原則。它要求慈善組織在開展公開募捐活動前10日內（應急情況可后補），必須通過“慈善中國”平臺提交詳盡的備案材料。這些材料不僅包括募捐方案本身，還涉及內部決策文件（如理事會決議）、合作方協議等。

這一制度設計的精妙之處在于，它并非行政審批，不旨在增加準入門檻，而是通過備案這一程序性要求，引導和督促慈善組織在策劃募捐活動之初就進行審慎思考和合規審查。民政部門在收到備案材料后，會對其齊備性和合規性進行核對，這本身就是一個篩選和警示的過程。一個連備案材料都無法準備齊全、內部決策流程混亂的組織，其項目執行能力和公信力自然會受到質疑。

《指引》的實施，將對慈善組織的內部治理提出更高要求。組織必須建立清晰的立項、決策、執行和監督流程。特別是對于合作募捐，備案要求能夠促使慈善組織更審慎地選擇合作伙伴，并以規范的協議明確各方權責，有效避免了過去因合作方問題而引發的“甩鍋”現象。從長遠看，這一制度將有效遏制那些策劃粗糙、目的不明、甚至存在潛在風險的募捐活動，從而凈化整個行業的募捐生態。

三、 處罰基準：劃定行為“紅線”，統一執法尺度

《民政部登記認定的慈善組織行政處罰裁量權基準》的頒布，是慈善領域法治化建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它直面了長期以來行政處罰中存在的“同案不同罰”、標準模糊等問題，為執法者提供了統一、透明的“標尺”，也為慈善組織劃定了清晰可見的行為“紅線”。

該《基準》最大的亮點在于其精細化的裁量階次設計。它將違法行為可能面臨的處罰，清晰地劃分為不予處罰、從輕處罰、一般處罰和從重處罰等多個檔次。更重要的是，它明確了適用不同檔次的具體情形。例如，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無主觀過錯的，可不予處罰；而情節惡劣、造成嚴重后果、屢教不改的，則將面臨從重處罰。

《基準》還綜合考量了多種裁量因素，包括違法行為的手段、主觀過錯程度、持續時間、社會影響、涉案金額，以及當事組織的改正態度、配合調查情況等。這種綜合性的裁量框架，體現了處罰與教育相結合、過罰相當的法治原則，既保證了法律的威懾力，也給予了初犯、偶犯的組織改過自新的機會。

對慈善組織而言，《基準》的價值在于其“可預期性”。組織可以通過對照《基準》，清晰地認識到哪些行為是高壓線，一旦觸碰將面臨何種程度的懲戒。這大大增強了組織的法律意識和風險防范能力，能夠引導其從“被動合規”轉向“主動合規”。對于監管部門而言，這份文件規范了自身的權力，確保了執法的公平公正，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體現。

四、 展望未來：《基金會管理條例》修訂預示行業治理新格局

在上述三部新規已然落地之際，我們更應將目光投向正在緊鑼密鼓推進的《基金會管理條例》修訂工作。這部自2004年起實施的法規，是基金會這一慈善事業主力軍的基本法。歷經二十年風雨，其諸多條款已難以適應《慈善法》實施后的新環境和行業發展的新需求。

根據2024年底發布的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我們可以預見，未來的新《條例》將帶來一場深刻的行業治理變革。其核心趨勢包括：

1.強化內部治理與負責人責任： 修訂草案對基金會負責人的任職資格、關聯交易的規范、財務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旨在壓實治理責任，防止內部人控制和利益輸送。

2.優化登記管理體制： 草案提出實行直接登記與雙重管理相結合的體制，并探索將登記權限下放至市、縣兩級，這有望降低準入門檻，激發社會活力，特別是促進社區基金會等基層慈善力量的發展。

3.與《慈善法》全面銜接： 草案淡化了公募與非公募的身份劃分，統一適用《慈善法》關于慈善組織、慈善活動的規定，將年檢制度改為年度報告制度，建立信用記錄和異常名錄制度，實現了與上位法及配套法規的體系性融合。

雖然新《條例》的最終版本和施行日期尚待明確，但其修訂方向已經清晰地表明，未來對基金會的監管將更加注重法人治理的有效性、資產管理的規范性和公益活動的專業性。這不僅是對基金會，也是對整個慈善行業的未來發展定下了更高標準的基調。

五、 數字化浪潮下的監管思考：機遇與待解命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輪法規升級中，對于近年來風起云涌的數字化慈善，特別是互聯網募捐平臺、區塊鏈、智能合約等新技術的應用，法規層面更多體現為原則性鼓勵與規范，尚未出臺強制性的技術應用要求。例如，新規并未強制要求使用區塊鏈技術來確保信息不可篡改和善款可追溯。

這反映出立法者在面對飛速發展的技術時的審慎態度。一方面，監管層鼓勵技術創新在提升慈善效率與透明度方面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認識到技術本身尚在發展，過早以法規形式固化特定技術路徑可能抑制創新或帶來新的風險。

然而，這正是留給行業的思考題。法律劃定了信息公開、募捐備案的底線，但如何以更高效、更可信的方式去實現這些要求，則為技術應用提供了廣闊空間。我們已經看到，一些領先的平臺和機構開始探索利用區塊鏈進行捐贈溯源，但這仍是“加分項”而非“必選項”。未來的監管如何與技術發展同頻共振，如何為個人求助、網絡眾籌等游離在《慈善法》主體之外的“泛慈善”行為提供更有效的規制，將是下一階段慈善法治建設面臨的重要挑戰。

此外，《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社會團體年度檢查辦法》也已于2026年1月1日開始實施。前者核心目標是通過標準化核算，增強組織公信力，滿足捐贈者、監管機構及公眾的信息需求。后者則旨在加強社會團體監督管理，規范年度檢查工作，促進其規范化建設和高質量發展，同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貫徹黨和國家路線方針政策。

總之，2026 年 1 月 1 日將作為中國慈善法治進程中的重要節點被載入史冊。從信息公開的硬約束，到募捐備案的前置閥，再到行政處罰的度量衡，加之《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社會團體年度檢查辦法》的配套要求，一套邏輯更嚴密、體系更完善、操作性更強的慈善行業監管框架已然成型。這對于所有從業者而言，既是挑戰，更是機遇。

挑戰在于，合規成本將顯著提升，對組織的專業化、精細化管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機遇在于，一個更加清朗、誠信的行業環境，將最終贏得公眾的持久信任與支持，為中國慈善事業的行穩致遠奠定最堅實的法治基石。

但應該明確，監管的升級，終將通往公信力的升級和整個行業的高質量發展。相信這是每一個公益人都希望看到的局面和未來。

本文來源于善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