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市縣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底層邏輯與實踐路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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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共振：省市縣三級地方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底層邏輯與實踐路徑研究
摘要：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背景下，地方治理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有效協同，是檢驗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標尺。本文基于政策文本分析與多案例深描，提出“三階共振”的理論框架，旨在系統解構省、市、縣三級地方在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中的底層政治邏輯。研究發現，這一邏輯的核心在于通過黨建引領下的政治勢能傳導，將國家戰略自上而下精準貫注于不同行政層級的差異化行動中，并最終在基層社會轉化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實踐。省級層面扮演“系統構建者”與“資源統籌者”角色，通過宏觀制度設計與跨域資源整合，確立治理的頂層架構；市級層面發揮“創新轉化器”與“協同樞紐”功能，將省級藍圖轉化為可操作的地方方案并協調轄區資源；縣級及以下基層則作為“精準執行端”與“活力激發源”，直面最終用戶，通過精細化的服務與多元參與激活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本研究認為，當前中國地方治理正呈現出從“壓力型體制”向“賦能型治理”的深刻轉型，其成功關鍵在于構建了政治勢能、制度創新與社會參與三者良性互動的共振回路，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本地化實踐提供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范式。
關鍵詞：地方治理；可持續發展；社會責任；政治邏輯；三階共振；黨建引領；共建共治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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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治理現代化中的層級協同難題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全球實踐表明，任何宏大議程的落地，最終都依賴于本土化、層級化的治理行動。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其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的建設，正是將全球目標與國家戰略相結合的政策創新。然而，一個根本性的治理學問題隨之浮現：在幅員遼闊、層級復雜的中國，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宏觀理念，如何穿透省、市、縣三級行政體系，克服“條塊分割”與“政策懸浮”的固有挑戰，轉化為切實的地方行動與民生福祉？
傳統的“壓力型體制”解釋強調上級考核與行政命令的驅動作用，但難以充分詮釋當前治理實踐中涌現的主動性、創新性與社會協同。本文基于四川、河南、湖北、廣東等多省實踐，以及湖州、鄂爾多斯、承德等國家示范區的創新案例，試圖揭示一種新的底層運行邏輯。我們發現，有效的治理并非簡單的指令傳遞，而是一個 “政治勢能精準傳導—層級功能有機分化—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三階共振”過程。其中，“政治勢能”源于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通過黨建工作與社會工作體系的深度重構，轉化為強大的組織動員與資源配置能力；“層級分化”體現了省、市、縣三級權責清晰、功能互補的治理角色定位；“協同共治”則是治理效能最終顯現的場域，強調政府、市場、社會與公眾的合力。本研究將層層剖析這一邏輯的運作機理與實踐形態。
一、 省級邏輯：系統構建與政治勢能生成
省級政權在國家治理體系中處于承上啟下的關鍵節點。其核心邏輯是構建全省域治理的“操作系統”，通過系統性政策設計與高規格組織架構，將中央的戰略意圖轉化為具有本省特色的治理框架，并生成驅動下級行動的強大“政治勢能”。
第一，頂層設計與體系重構。 省級治理的首要行動是進行制度性、架構性的根本布局。例如，四川省在“十四五”期間將社會治理現代化定位為“基礎性、支撐性工程”，并進行了具有深遠影響的組織創新：2024年，全省組建了省市縣三級黨委社會工作部。這不是簡單的機構增設，而是對分散在多個部門的社會治理職能進行“集成”與“升格”。該部門被賦予“牽頭抓總、統籌協調、重點突破、督辦落實”的核心職能，并由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擔任省級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協調機制總召集人。此舉在行政體系內部建立了跨部門的權威協調中樞，確保了治理工作擁有足夠的政治位階和資源調配能力，從根本上破解了“政出多門、協同不力”的頑疾。
第二，資源統籌與標準設定。 省級政府利用其宏觀視野和財政能力，扮演“資源池”和“規劃師”角色。其工作體現為“兩個統籌”：一是財政資源統籌，如四川每年省級獎補支持490個社區提升服務功能，各級財政民生支出占比穩定在65%以上；二是政策標準統籌，四川全面完成了“每萬城鎮常住人口擁有社區工作者18人”的“萬人十八”目標，并出臺《村（社區）工作機制指導目錄》等規范性文件，為基層治理提供清晰指引。河南則全省推行“黨建+網格+大數據”模式，開展16個專項行動，構建齊抓共管格局。這些舉措為下級政府劃定了工作基線，提供了基礎保障。
第三，省級邏輯的效能輸出：生成“勢能”與“動能”。 省級行動的本質是生成兩種能量：一是政治勢能，通過高規格的組織設置和“一把手”工程，向市縣傳導“必須高度重視、全力推進”的明確信號與壓力。二是系統動能，通過統一的平臺、標準和資源投入，為基層創新提供統一的“基礎設施”和“初始燃料”。例如，四川整合12個部門20類項目，首批打造50個多功能社區綜合服務中心，這就是省級搭建的標準化“舞臺”，市縣在此基礎上進行特色化“演出”。
二、 市級邏輯：創新轉化與協同樞紐
市級政權是“三階共振”中的關鍵轉換器。其核心邏輯是扮演“戰略解讀者”和“創新工坊”，負責將相對宏觀的省級框架，結合本市的地理特征、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轉化為具有地方特色、可操作、可示范的具體方案，并協調轄區內各區縣及各類資源的協同聯動。
第一，主題化聚焦與特色路徑創造。 市級治理的智慧體現在“聚焦”和“轉化”。這一點在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建設中尤為突出。各示范區并非全面鋪開，而是精準鎖定一個核心瓶頸問題，探索系統性解決方案。例如：
· 山西太原聚焦北方城市水資源短缺，創新利用城市熱網輸配中水，開辟了再生水利用的新水源模式。
· 浙江湖州作為“兩山”理念誕生地，聚焦生態價值轉化，將廢棄礦坑群轉化為世界級文旅綜合體（太湖龍之夢），并發展綠色金融，建立企業“綠色低碳畫像”。
· 內蒙古鄂爾多斯針對荒漠化問題，探索“光伏長城”等“光伏+治沙+產業”的復合模式；在“無廢城市”建設中，在社區層面創新“廢舊家電換綠植”的“雙積分”機制，激發居民參與。
這些案例表明，市級邏輯是從“貫徹”走向“創造”，找到將全局目標與本地優勢相結合的最優解。
第二，協同樞紐與跨界資源鏈接。 市級政府具備比縣級更強的資源吸附和跨域協調能力。其角色如同“區域協同樞紐”，打通政府、市場與社會領域的邊界。例如，湖北荊門市東寶區（市級層面）在創建治理示范區時，系統性構建了區委書記掛帥的領導小組和8個專項工作組，實行“四大家”領導包聯制，將任務清單化推進。同時，它打造“寶正好”城市綜合服務驛站，實現“四站合一”，服務新就業群體，并引導他們成為城市治理的“移動探頭”。這體現了市級層面整合黨政資源、鏈接社會力量的樞紐功能。
第三，市級邏輯的效能輸出：提供“方案”與“平臺”。 市級治理的輸出成果，一是可復制、可推廣的本地化解決方案（如“云縣模式”醫改、“桂林經驗”漓江管理），二是促進多元主體參與的區域性協同平臺。它填補了省級宏觀規劃與基層微觀操作之間的鴻溝。
三、 縣級及基層邏輯：精準執行與活力激發
縣（區）、鄉鎮（街道）和村（社區）是治理體系的“神經末梢”，直接面對企業和群眾。其核心邏輯是充當“服務終端”和“活力細胞”，核心任務是將上級的政策與方案，通過精細化、人性化、智能化的手段落到實處，并在此過程中激發社會自身的治理活力，實現從“行政化管理”到“社會性治理”的深刻轉變。
第一，精細化落地與“最后一米”服務。 基層治理的核心能力是“精準”。這體現為需求精準識別和服務精準投送。湖北東寶區的“四季問安”行動是典型例證：對高齡獨居、重病重殘等特殊群體，建立“直接包聯+協助包聯”雙保障機制，社區工作者為直接責任人，鄰里志愿者為“協助人”和“鄰里探頭”，確保全區1882戶重點人群“戶戶有人聯、事事有人管”。四川則推廣“微網實格”，在城市社區構建更細化的治理單元；在農村，通過“川善治”平臺和積分制、清單制管理村務。這種治理如“繡花”般精細，直達社會需求的“最后一米”。
第二，自治法治德治融合與內生秩序構建。 基層善治的最終目標不是永無止境的政府干預，而是培育健康的社會自我運行機制。廣東潮州市湘橋區的實踐深刻詮釋了“三治融合”：
· 自治賦能：通過組建小區業委會、推行“巷長制”“樓長制”，搭建“居民議事廳”，讓居民在家門口議事決事。
· 法治護航：建立遍布城鄉的人民調解組織，培養“法律明白人”，甚至將潮州工夫茶文化融入調解，形成“茶文化六步調解法”。
· 德治潤化：挖掘本地非遺文化，開展“尋找最美古城聲音”活動，選樹“身邊好人”，以文化認同和道德榜樣凝聚人心。
這種融合治理，使秩序源于內生共識，而非外部強制。
第三，社會資本動員與共創共享。 基層是激活社會力量的主戰場。四川全省擁有超過1500萬名注冊志愿者、7萬余支志愿服務隊和13.57萬名專業社工，他們在重大賽事、災害應急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東寶區推行全域積分制管理，29.8萬居民參與，積分可兌換物質和精神激勵，有效改變了“干部干、群眾看”的局面。河南的“黨建+網格+大數據”模式，則強調科技的支撐作用，推動“未訴先辦”。這些實踐都在于將分散的社會資本編織成網，形成“人人參與、人人盡責、人人共享”的共同體。
四、 深層邏輯剖析：政治勢能傳導與共振回路的形成
縱觀省、市、縣三級的行動，一條清晰的深層邏輯鏈條得以浮現：以黨建引領為根本保障，通過組織機構的重塑和權責的重新配置，實現政治勢能的層層傳導與有機轉化，最終在基層與社會多元力量發生“共振”，形成可持續的治理效能。
1. 黨建引領：勢能傳導的根本保障與組織基礎。 黨的領導貫穿三級治理的全過程。這不僅體現在“黨委社會工作部”這類組織創新上，更體現在具體機制中：市縣兩級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協調機制由黨委書記任總召集人；四川推動全省70%以上的派出所所長和社區民警進入鄉鎮（街道）黨政班子或社區（村）兩委；“兩新”工委（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工作委員會）由黨委分管領導擔任書記。這確保了治理工作始終處于強有力的組織領導之下，政令暢通，動員高效。
2. 勢能傳導與層級共振。 省級生成的政治勢能（政策、資源、權威），并非以簡單壓力形式下達，而是通過市級“創新轉化”的緩沖與賦能，轉化為更貼合基層實際的“解決方案包”和“資源工具包”。縣級和基層在運用這些“包”時，又結合本地社會資本進行“二次創新”（如積分制、巷長制）。這是一個勢能逐級轉化、效能逐級反饋的動態共振過程。上級為下級提供“武器”和“彈藥”，下級用實戰成果和群眾反饋來驗證和優化上級的設計，形成良性循環。
3. 社會責任的內化與可持續發展閉環。 治理的終極目標是使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成為各主體的內在要求和自覺行動。湖州的綠色金融讓企業因“綠色”而獲得更低融資成本；鄂爾多斯和平社區的居民用廢舊家電兌換積分；雷波縣的農戶因生態種植而增收。這些案例表明，當治理設計能夠精準嵌入并重塑地方的經濟社會運行規則，使踐行社會責任的行為產生可感知的經濟收益、社會聲譽或生活便利時，外部要求就內化為內生動力。政府、企業、社區、居民在共同的“激勵—響應”框架下，結成了責任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從而構筑起堅實的可持續發展閉環。
結論與展望
本文通過對中國多省市縣治理實踐的分析，揭示了當代中國地方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底層政治邏輯：這是一個以黨建引領為軸心、以政治勢能有機傳導為動力、以省、市、縣三級功能互補與共振為結構、以共建共治共享為最終呈現形態的復雜而精密的系統。它超越了傳統的科層制執行模式，展現出強大的適應性、創新性和韌勁。
這一“三階共振”邏輯的成功，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治理基礎，也為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落實SDGs貢獻了重要的“中國經驗”：即通過強有力的政治整合與組織創新，為跨越不同行政層級的協同行動提供可能；通過鼓勵地方層面的主題式創新，確保全球議程與本地需求的深度咬合；通過激活基層社會的自治活力，將宏觀目標轉化為微觀個體的自覺行動。
展望未來，這一治理邏輯仍需在動態中不斷完善。挑戰可能存在于：數字治理的深化與數據壁壘的破除、跨行政區生態補償等更深層次利益協調機制的建立、以及如何更有效地衡量和激勵長期的社會價值創造。然而，“三階共振”模型所展現的體系化思維與演進能力，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地方治理能夠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繼續演進升級，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更多本土智慧和實踐方案。（王連升 中國特色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研究員、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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