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銘文訴說了什么古老往事？川大博導吳毅強解讀吉金里的“密碼” | 名人大講堂

封面新聞記者 李雨心 攝影 陳羽嘯

講座現場

提起青銅器，也許不少人腦海中就能浮現的是古樸厚重、通體呈暗綠色的文物重器。在數千年歷史的長河中，它們見證過國家的興亡、朝代的更迭。而青銅器上的銘文，是古人“藏禮于器”的智慧結晶，也是研究先秦歷史的珍貴資料。

1月9日，一場關于古文字的穿越之旅，在成都師范學院（溫江校區）開啟。現場，四川大學古典學系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吳毅強做客2025名人大講堂“漢字源流”季，以《青銅器銘文與兩周禮樂》為題帶來講座，解讀青銅器上的文字密碼。

鐘鳴鼎食間，一個王朝的禮樂秩序曾如何運轉？青銅器上的古老銘文，又如何與傳世文獻相印證？隨著吳毅強的講述，線上線下的觀眾進入了一個琳瑯滿目的青銅器世界，與鼎、鬲、甗、簋、盨、尊、壺、卣、觥等一系列青銅禮器相遇，透過其上珍貴的銘文回到久遠的先秦時代。

講座現場

回到久遠的中國青銅時代

體會吉金里的璀璨文化

如今，當人們走進博物館中，凝視著一件件或精美，或拙樸，或獨特的青銅器時，也許很難想到這些重器，曾散發出耀眼的光芒。在歷史的長河中，青銅還有一個浪漫優美的名字——“吉金”。

“在青銅器沒有氧化之前，其原本就是黃色的、金燦燦的。”吳毅強就強調道，當下的人們要理解青銅器，就應回到當時的環境，理解古人如何用、如何想的，才能接近它們的本來面目。于是，在講座的伊始，吳毅強首先回顧了中國早期青銅時代與青銅文化，以及周代禮樂制度。

吳毅強表示，按照丹麥考古學家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湯姆森提出的“三期論”，將史前時代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三個階段。而青銅時代，是指以青銅作為用具和武器的階段，大約從公元前21世紀到前5世紀，相當于文獻中的夏、商、西周和春秋時期。

可中國的青銅文化，和世界其他地區有著明顯差別。吳毅強提到，相較于其他地區將青銅器作為實用工具，中國古代青銅器自誕生之初，就被賦予很多特殊的內涵，“中國的青銅器遠超其一般的實用功能，而是與當時的政治、禮制、思想、信仰等緊密相連。”

夏商周三代，正屬于中國青銅時代文化中的鼎盛期。在這一時期，青銅器既是祭祀、禮樂等文化的物質載體，又是宗法、禮制、等級制度的外在化身，甚至成為國家、權力、地位的象征。“青銅時代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根基，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吳毅強這樣說道。

在講座中，吳毅強還介紹了周公制禮作樂，這對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影響至深且遠。以至五百年以后的春秋后期，孔子以及晉國的韓宣子提到周公制禮作樂，還贊賞不絕，“但需要注意的是，周公制禮作樂，應理解為以周公為首的執政者，對前代的禮樂制度進行加工、改造，以便適合周代的政治統治與社會結構。”

在吳毅強看來，周朝的禮樂制度，用八個字就可以體現——鐘鳴鼎食、金聲玉振。周人敬天祭祖，以宗法制度作為政治權力和社會生活的基礎。西周開始盛行鼎、簋組合，形成了“列鼎”制度，“周人吸取商代酗酒亡國的教訓，中國青銅時代禮器制度從商人‘重酒’轉向了周人‘重食’的傳統。”

“金聲玉振”，則由編鐘、編磬形成，這是祭祀和宴饗場合中使用的一種金石組合的打擊樂器。周人嚴格規定了各級貴族的用樂制度，即“樂懸制度”。由此可見，周王朝將宗法制度和王權意識滲透于禮樂制度，用來維護和鞏固統治秩序。

講座現場

鼎、簋、盤、匜……

透過青銅重器看周朝禮樂

說起青銅器的名稱，鼎、豆、尊、壺、爵也許不少人都認識，那甗、簋、盨、斝、瓿、觚這些器物呢？講座中，吳毅強說道，青銅禮器可分為五大類，分別是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兵器，循著他的講述，觀眾得以了解不同青銅禮器里的代表性器物。

鼎，在吳毅強看來，無疑是最重要的青銅禮器之一。“后世詞語如‘定鼎’‘鼎革’‘問鼎中原’等，皆來源于鼎這種重要的禮器。”吳毅強說道。同時，吳毅強還介紹了周朝實施的冊命制度，即官員的任命有一套流程。而西周大盂鼎中的291字銘文，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冊命金文，“這個銘文很重要，它凸顯周人以‘天命觀’來構建政權的合法性，還提出了很重要的治國理念，就是要效法‘先王’、‘敬德’，以及分封制怎么運作的。”

此外，吳毅強還提到了頌鼎，其銘文記錄了一次冊命典禮的完整過程。需要注意的是，冊命金文，百分之八十以上多鑄于鼎、簋之上，說明鼎簋的重要性。

說了重要的青銅器，自然也少不了簋，其跟鼎一樣，在商周時期作為標志貴族等級的器物。而據考古發現和禮書記載，簋往往成偶數出現，鼎以奇數出現。其中，1976年出土于陜西臨潼的利簋，其銘文記載了武王伐紂在甲子日晨，“這非常重要，該銘文與《逸周書·世俘》《尚書·牧誓》的記載相同，說明傳世文獻的記載完全可信。”

講座中，吳毅強介紹了西周中期的豳公盨，這一青銅器中銘文的問世，是目前發現關于“大禹治水”的最早的文字證據，所帶來的意義巨大。“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疑古運動，‘禹’是重點懷疑對象。”吳毅強說，當時有學者認為，《尚書》中的《禹貢》等篇，都是戰國時期的作品。而通過豳公盨的銘文，可以證明“大禹治水”在西周中期已經流行開來。同時，銘文對探討古書形成的淵源很重要，也反映了周人治國理念。

同時，何尊、史墻盤、曾侯乙編鐘、秦公镈等不少耳熟能詳的青銅重器，也在吳毅強的講述中，讓觀眾更能理解其銘文背后的深刻含義和所代表的祭祀禮儀制度。透過這些器物，能夠看到在歷史長河中，周代的天命觀、法先王、敬德、保民等基本思想及治國理念，以及敬天祭祖，明德孝友等倫理規范。“這些理念、思想，對后世影響至深且遠。”吳毅強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