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王稼祥寫信求工作，毛主席看完沉思良久：遵義會議沒他不行

01

一九七二年五月，北京的春天已經深了，中南海西花廳的燈光下，周恩來手里捏著一封信，許久沒有說話。

寫這封信的人叫王稼祥。

這一年，王稼祥已經在家賦閑了兩年多。從一九七零年三月離開工作崗位開始，這位曾經在外交戰線上叱咤風云的老革命，就過起了深居簡出的日子。但身在家里，心卻還在國家大事上懸著。

到了五月，王稼祥覺得自己的身體狀況有了好轉，那股想為國家再做點什么的心思，怎么也按捺不住。他提起筆，給周恩來寫了這封長信。信里寫得很實在，先是把自己這兩年的身體情況、思想狀況做了一個詳細的匯報，然后委婉地提出了請求。

他的意思很明確：自己還能動，希望能給黨中央分擔點擔子，哪怕是做一點外事調查研究的工作也好。

這封信送到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周恩來看著這熟悉的字跡，心里大概也是五味雜陳。從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蘇區并肩作戰，到后來的長征路上互相扶持，再到建國后的外交戰線，周恩來太了解這位老戰友了。王稼祥是有大才的人，也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但這事兒牽扯到的人事安排和政治考量比較復雜，周恩來沒有哪怕一刻的耽擱，拿著信就去了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接過信，戴上眼鏡，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放下信紙的時候，毛主席的臉上露出了一種很少見的懷念神色。

他對周恩來說了一句分量極重的話。他說，遵義會議沒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

這句話，一下子就把時間的指針撥回到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毛主席接著指示，既然王稼祥是有功勞的人，他現在想出來工作，那就順著他的意思辦。

有了毛主席這句話，事情就定下來了。其實當時王稼祥的身體狀況并不樂觀，醫生檢查發現他的肺部和脾臟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傷，這種時候出來工作，那是拿命在拼。但對于這些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老革命來說，只要還有一口氣，就得在崗位上發光發熱。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會議召開，王稼祥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重新回到了大眾的視野中。這段復出的背后，藏著的是毛主席和王稼祥長達四十多年的深厚情誼。

02

要把時間線拉回到一九三一年。

那時候的王稼祥，是個標準的“海歸派”。一九零六年出生在安徽涇縣的一個書香門第，家里條件不錯，父親從小就督促他讀書。王稼祥這人聰明，讀書也是把好手，后來一路讀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又轉入紅色教授學院。

在莫斯科那幾年，他把馬列主義理論學得通透，還掌握了流利的英語和俄語。一九三零年回國后，王稼祥成了黨內的“筆桿子”，搞宣傳、編刊物，那是把好手。

一九三一年四月，王稼祥被派到中央蘇區擔任總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江西寧都縣，他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

這兩人的第一次見面，特別有意思。

當時的毛主席，那是從井岡山一路打出來的實戰派，講究的是因地制宜，打仗不按套路出牌。王稼祥呢，是喝過洋墨水的理論派，滿腦子都是系統的馬列理論和蘇聯經驗。

按理說，這兩種風格的人碰在一起，很容易“火星撞地球”。可見面之后，兩人手握在一起，那是相見恨晚。

毛主席雖然沒留過洋，但他對理論的鉆研一點不比留學生少；王稼祥雖然是書生出身，但他心里裝的是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兩人坐下來一聊，那是唇槍舌劍，你來我往，但越聊越投機。最后兩人還定了個“君子協定”，說以后咱們坦誠相見，有啥說啥，吵架斗嘴都行，但君子動口不動手。

這次見面還發生了個小插曲，特別能說明兩人后來的關系。

當時王稼祥對毛主席那套游擊戰術特別佩服，毛主席興致來了，當場給他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下聯是“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十六個字，把紅軍打勝仗的秘訣概括得淋漓盡致。

王稼祥正看得入神，毛主席低頭拿文件的時候，口袋里的煙盒掉了出來。

那是個空煙盒。

王稼祥眼尖，趕緊把自己兜里的煙掏出來，想全塞給毛主席。結果打開一看，自己也就剩兩根了。這要是換了別人，可能就尷尬了。但毛主席樂了，說這不正巧嘛，咱們一人一根。

于是，兩個大男人，一人叼著一根煙，在滿是硝煙味的蘇區，聊成了知己。

03

革命的情誼，那都是血與火淬煉出來的。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圍剿”戰役打得正激烈。王稼祥為了弄清楚前線的情況，冒險往最前沿挺進。結果遭到了敵軍空襲，被炸成了重傷。

那傷勢相當嚇人，腹部被彈片炸開一個大口子，腸子都露出來了，還有彈片留在了肚子里。當時的醫療條件簡陋得讓人心酸，前線衛生所連麻藥都沒有。要做手術取彈片，縫合傷口，只能硬抗。

王稼祥愣是咬著牙，一聲不吭地挺過了八個小時的手術。當時在場的醫生護士，還有警衛員，一個個看得是眼淚直在眼眶里打轉，心里都佩服這條硬漢，說這簡直就是當代的關云長刮骨療毒。

雖然命是保住了，但身體徹底垮了。傷口愈合得不好，還得插管，只能常年臥床。

到了一九三四年，局勢惡化，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也就是后來的長征。王稼祥這身體狀況，跟著大部隊走那就是個累贅。他自己也清楚，主動提出來說別管我了，把我寄養在老鄉家里，等我傷養好了再去找部隊。

當時紅軍內部也有人覺得，帶著重傷員行軍太困難，萬一遇到敵人突襲，跑都跑不掉。

關鍵時刻，毛主席站出來了。

毛主席的態度非常堅決，說越是這種危急時刻，越不能丟下自己的戰友。毛主席親自安排了幾名身體強壯的警衛員，專門抬著擔架，一定要把王稼祥帶上。

就這樣，在漫漫長征路上，出現了一幕奇特的景象。后來毛主席也生病了，身體虛弱，也坐上了擔架。兩副擔架，一前一后，在崇山峻嶺間晃悠。

這反倒給了兩人大把的交流時間。行軍途中休息的時候，或者兩副擔架靠得近的時候，毛主席和王稼祥就開始聊天。

聊什么呢？聊紅軍的未來，聊為什么會敗得這么慘。

王稼祥雖然是蘇聯回來的，但他不盲從。他早就看出來了，那個德國顧問李德的一套瞎指揮，根本不適合中國。他在擔架上跟毛主席說，李德那一套太偏激了，完全不顧實際情況，再這么打下去，紅軍這點家底都要敗光了。

王稼祥明確表示，紅軍的指揮權，還得交回到毛主席手里。這一路上的“擔架會談”，為后來遵義會議的轉折，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筆。

04

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打下了貴州遵義。

那時候國民黨的追兵被甩開了一段距離，紅軍終于有了喘口氣的機會。但這口氣不能白喘，必須得把路子找對，不然前面還是死路一條。

王稼祥利用這個空檔，主動聯系張聞天等中央領導，積極推動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遵義會議。

會議的氣氛非常緊張。

博古和李德還在那里強詞奪理，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歸結于敵人太強大，武器太先進，甚至歸結于運氣不好。

這種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前四次反“圍剿”，敵人的兵力也多，武器也好，為什么紅軍能贏？怎么毛主席一離開指揮崗位，紅軍就開始打敗仗？

毛主席在會上做了長篇發言，一針見血地指出，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拋棄了行之有效的游擊戰術，搞了教條主義的陣地戰。毛主席講得有理有據，大家心里其實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畢竟博古是一把手，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這層窗戶紙誰來捅破，是個大問題。

在這個節骨眼上，王稼祥站起來了。

他雖然身體還很虛弱，躺在藤椅上，但說話的聲音異常堅定。他旗幟鮮明地批評了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指揮，并且直接提出了那個改變歷史的建議：紅軍應該由毛澤東這樣富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

最后，政治局進行表決。王稼祥毫不猶豫，投出了自己那關鍵的一票，堅決支持毛主席。

這就是毛主席后來一直念叨的“關鍵一票”。

因為王稼祥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他的態度，直接影響了會議的走向。

從那以后，中國革命的歷史被改寫了。毛主席重新回到了領導崗位，紅軍在四渡赤水、強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這一系列神操作下，奇跡般地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

05

新中國成立后，王稼祥的身體一直不太好，但他還是主動請纓，出任了第一任駐蘇聯大使。他覺得自己在蘇聯待過，語言通，情況熟，能為新中國的外交打開局面。事實證明，他的工作非常出色。

但身體的病痛終究是拖住了他的腳步，后來不得不離職休養。這一歇就是好幾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他覺得自己還能再干點什么，才有了那封給周恩來的信。

可惜的是，當年的傷病加上長期的勞累，已經把他的身體掏空了。即便毛主席特批他出來工作，即便他重新當選了中央委員，但留給他的時間真的不多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距離他重新出來工作僅僅一年多，王稼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那個曾經在擔架上和毛主席指點江山的書生，那個在遵義會議上力挽狂瀾的戰友，終究還是被病魔帶走了。

他這一生，出身富貴卻投身革命，滿腹經綸卻腳踏實地。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他沒有選擇明哲保身，而是勇敢地站出來，投出了那決定性的一票。

就像毛主席說的那樣，他是有功勞的人。

這八個字，是對王稼祥一生最好的總結。

有些人，不需要一直站在舞臺的最中央，也不需要每一場戰斗都沖在最前面。他只要在最關鍵的那個時刻，站在了正確的位置，說出了正確的話，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歷史就永遠不會忘記他。

一九七四年，王稼祥走了。但他投出的那一票，卻讓中國革命這艘大船，在驚濤駭浪中找到了方向，最終駛向了勝利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