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中國學者文章“二桃殺三士”，意外引燃美印大討論

本文共5142字

閱讀預計13分鐘

作者 |阿諾德·伯特蘭德

編譯 |張謙和

編譯審核|陳卓

本期編輯|龍風穆

本期審核|單敏敏 陳玨可

編者按

我國學者毛克疾近期發表的中文論文《從寵兒到棄子：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對印政策轉向》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國、印度智庫界和學術界引發熱烈討論。其中以著名國際政治評論員阿諾德·伯特蘭德（Arnaud Bertrand）的觀點最為典型，他認為這篇文章跳出了“美印聯手制華”的慣常敘事，直指美印關系深層結構性矛盾。正是這一洞察，經由他的系統轉述與評析，迅速在X、Reddit、Substack、Youtube等海外媒體平臺引發熱議，獲得數十萬轉發和數千萬次閱讀。伯特蘭德認為此文前瞻性在于，它不僅解釋現實，更通過嚴謹邏輯推演出一種反直覺卻自洽的未來圖景——隨著中國鞏固自身主導地位，美印或將從“準盟友”滑向“第二名之爭”。這一判斷，為困于舊框架的國際關系思考，提供了一個極具沖擊力的新起點。

這一在國際輿論場中獲得空前重視的分析，并非憑空而來。它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中國學界日益增強的學術自信與理論原創力。新一代學者正在擺脫單純描述與引進的角色，轉向扎實的區域知識，并敢于提出框架性命題，并據此主動引導議程設置。毛克疾文論引發的熱議并非孤立現象，而是根植生長于一個持續運轉、不斷積累的學術共同體之中。

近年來，“南亞研究通訊”等研究平臺匯聚了一批長期關注南亞問題的青年學人，他們以高度自發的方式，持續編譯文獻、追蹤區域動態、分享原創研究，逐步形成了國內重要的南亞知識傳播網絡。這類平臺與研究實踐，標志著中國區域研究從“學習追趕”走向“平等對話”，致力于以嚴謹、清醒、立足現實的分析，參與全球思想市場的激烈競爭。這篇文章在海外引發的強烈回響，既體現了學者個人判斷的前瞻性，更反映了中國學術共同體長期積累、整體進步所形成的合力。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如下，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ISAS-NUS

我非常有幸能與毛克疾相識，他就讀于清華大學，并在中國統籌經濟規劃與宏觀政策的政府部門擔任研究人員多年。他也是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

毛克疾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印度地緣政治。他早在2025年3月便預測美印關系將出現“反直覺式的降溫”，并且是極少數做出這一判斷的學者之一——這一預判發生在特朗普于8月啟動懲罰性關稅措施之前近六個月，也早于9月上合組織峰會上中、印、俄三國領導人氣氛相對緩和的會晤。

但他的洞見遠不止于印度議題。長期關注我的讀者或許仍記得，我此前曾三次系統性地介紹過毛克疾的思考：一是他關于中國青年群體的分析，指出這一代人以高度務實的態度，主動拒斥西方式的意識形態陣營化；二是他將特朗普時期的“DOGE運動”（美前政府效率部 相關的政策運動），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以及中國文化大革命等歷史節點并列分析，作出的頗具啟發的分析；其三，則是我曾分享他一篇從地緣政治視角解讀《哪吒2》的文章。

圖源：X平臺

毛克疾之所以能成為一位如此難得的思想者，恰恰在于他廣闊的視野：他能夠在文明分析、國內政治、歷史與地緣政治之間自如切換，分析總是基于物質現實而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框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往往判斷正確。

長話短說，他此前發表在《文化縱橫》的一篇新文章——《從寵兒到棄子：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對印政策轉向》——不出所料，也是我本月讀到的最犀利的一篇地緣政治分析。在文中，毛克疾系統分析了美印關系的急劇惡化，并在結尾提出了一個極具沖擊力的判斷：美國與印度最終可能會陷入一場“爭奪第二名的競爭”——在一個中國已然成為不可撼動的世界第一的格局下，雙方為“銀牌”而展開較量。下面就讓我們來看一看他的論證。

一、衰落焦慮：美印關系惡化的深層動因

毛克疾認為——我本人亦持相同看法——美國對外戰略取向正在發生一次根本性轉變，其背后由兩個相互交織的因素共同推動：一是結構性現實，即美國相對實力的實際下滑，尤其是其與中國之間的實力差距持續收窄；二是由此衍生的衰落焦慮。他指出，這種焦慮在MAGA聯盟內部尤為尖銳，并集中體現為一種圍繞“救亡圖存”的政治敘事。

正如毛克疾所言，美國如今愈發認為，與傳統地緣政治對手持續對抗的成本已開始超過其所能帶來的戰略收益。對中國和俄羅斯的遏制需要長期高強度的資源投入，而美國越來越擔心，這種投入本身正在加速其相對衰落。正如毛克疾所指出的那樣：“特朗普政府始終高度聚焦于美國自身的相對衰落問題，因而表現出更為明顯的內顧傾向，并對傳統形式的地緣政治競爭采取極度審慎的態度，以避免戰略資源的持續消耗反過來加速這一衰落進程”。

在這一新的戰略邏輯下，名義上的“盟友”已不再被視為一項戰略投資，而更像是一種戰略負擔：美國需要為其安全承擔成本，為其進入美國市場提供便利，并維系其在現行全球秩序中的特權地位。而一旦美國本身正試圖回避地緣政治對抗，這些投入實際上幾乎無法轉化為任何實質性的戰略回報。

更進一步而言，在這一新的戰略框架下，“盟友”甚至被視為潛在的負資產：他們如同“絆線”（tripwire，一種自身防御能力有限、卻因其一旦遭受沖擊就必然引發大國介入，從而在政治與戰略層面自動觸發升級的前沿存在或機制），隨時可能將美國拖入其正竭力回避的高成本地緣政治沖突之中。同時，其也整體性地制約了美國試圖與中俄達成交易的空間。從美國新的戰略視角看，盟友間的團結已不再是力量倍增器，反而更像是一種制度性的束縛。

二、從“圍堵敵人的棋子”到“續命血包”

毛克疾在文中使用了一個我認為極具穿透力的比喻：他指出，特朗普已不再是將“盟友”視為“圍堵敵人的棋子”，而是將其當作為自身續命的“血包”——這里取的是嚴格的醫學意義，即一個走向衰弱的病人，為了維持生命，不得不持續接受輸血。盟友不再承擔協助圍堵中國或俄羅斯的戰略功能，而是被轉化為可供吸吮的對象：其市場需向美國商品開放，其產業需服從美國的優先安排，其資源則被持續抽取，用以為一個正在衰落的霸權體系“續命”。

由此，同盟關系已從以戰略協作為主，轉向以寄生性汲取為主。正是這一邏輯，解釋了美國對外行為中那些表面上看似前后矛盾、難以自洽的現象。為何美國對歐洲反而比對俄羅斯更為強硬？原因并不復雜：俄羅斯具備施加實質性成本的能力，與其持續對抗，反而可能加速美國自身的相對衰落。而歐洲并不具備這種能力——或者更準確地說，本可以具備，卻選擇了屈從——因此成為一個風險更低、回報更確定的施壓對象。在這一框架下，傳統的“朋友—敵人”區分已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冷酷的標準：誰能夠施加成本，誰又只能充當“血包”？在這種視角中，中國和俄羅斯不再是美國需要應對的威脅，而是必須與之共存的行為體——甚至，如毛克疾意有所指的那樣，可能在某些領域成為“進行地緣政治共謀的同謀”。

三、最終滑向與印度的“第二名之爭”

這一邏輯最終將討論引向印度——而這正是毛克疾最為核心的研究領域。過去二十年間，印度一直是美國的“戰略寵兒”。美國奉行的是毛克疾所稱的“戰略利他主義”：在不要求即時或對等回報的情況下，持續支持印度的崛起，其基本假設在于，一個更強大的印度將會在結構上自然制衡中國。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總體上延續了這一正統路徑：2017年，在“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沉寂近十年之后，美國推動其重新啟動。隨后，拜登政府進一步加大對印投入，推出美印關鍵與新興技術倡議（iCET），向印度開放人工智能、半導體等關鍵前沿技術；將QUAD升級為領導人級別的峰會平臺。此外，其還設立印美防務創新加速生態體系（INDUS-X），以深化雙邊防務合作。在當時，美印合作“對雙方都有利”的共識幾乎未遭質疑。

然而，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徹底打破了這一既有模式。印度如今面臨美國25%的關稅，并因購買俄羅斯石油而額外承擔25%的次級制裁關稅，合計高達50%，甚至超過了對中國的關稅水平。H-1B簽證費用被大幅上調，明顯針對印度僑民群體；擬議中的《HIRE 法案》擬對外包服務征收25%的稅率，直接威脅印度規模 2600億美元的信息技術產業。與此同時，對印政治話語也迅速變得丑陋不堪：特朗普公開嘲諷“印度經濟已死”，其顧問將印度描繪為“俄羅斯的洗錢坊”，而特朗普陣營中的部分人物更將印度移民污名化為“來自第三世界的入侵者”。

乍看之下，這似乎與毛克疾的整體判斷存在張力：如果特朗普政府正試圖回避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對抗，為何又要以購買俄羅斯石油為由，對印度施壓并加以制裁，甚至輔以高度妖魔化的政治言辭？但正如毛克疾所強調的那樣，這里的“俄羅斯因素”并非原則性立場，而只是一個便利的政策借口。若美國當真關切各國購買俄羅斯石油，其施壓對象就理應包括中國和土耳其——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這兩個國家具備對美國施加實質性成本的能力。印度則不具備這一能力，因此成為更易被擠壓的對象，而“俄羅斯石油”不過是一個順手可用的正當化工具。這一邏輯，與所謂的原則并無關聯。

為何美國會對印度采取如此強硬的姿態？毛克疾的回答在本質上是：印度正在變成當年的中國——一個正在崛起、卻拒絕俯首的國家。這一點，在邏輯上與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對華政策的轉向高度相似。當然，中國從未像印度那樣成為“美國的寵兒”，但在“特朗普1.0”之前，美國對華政策名義上仍以“接觸”（engagement）為核心，其基本假設是：將中國深度納入全球經濟體系，最終會促使其走向自由化。特朗普打破了這一共識，轉而對一個不愿服從美國主導秩序的崛起中國采取激進對抗策略。如今，美國已難以再對中國實施同等方式的正面對抗，因為中國具備反擊能力，能夠對美國施加真實而持續的成本；但對印度仍然可以。模式如出一轍：同樣是正在崛起的力量，同樣不愿完全對齊美國（亦不愿淪為徹底的“血包”），同樣對自身命運抱有高度自信。區別在于，印度仍處在尚不足以進行實質性反制的階段，因此成為美國對“拒不順從的崛起者”施加懲罰沖動的相對安全出口。

正如毛克疾所概括的那樣，在美國的認知中，“印度顯得格外忘恩負義”：一方面從美國的慷慨支持中持續受益，另一方面卻拒絕按照美國的規則行事。這套敘事，與當年用以描述中國的說辭幾乎完全一致——我們向你開放市場、轉移技術、將你接納進既有秩序，而你回報我們的，卻不是服從與感恩，而是抗拒與自立？

毛克疾進一步指出，這種摩擦并非源于個別領導人或短期政策選擇，而是一種結構性矛盾，因而將超越特朗普本人而長期存在。中國的崛起直接沖擊了美國的制造業基礎，并最終引爆了“特朗普1.0”時期的貿易戰；而印度的崛起所沖擊的，則是美國的服務業部門——也就是美國在去工業化之后所退守的白領就業領域。可以說，中國拿走了“工廠”，而印度正在進入“辦公室”。在政治層面上，這一沖擊甚至可能更具破壞性，因為它威脅到的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長期自認為相對安全的中產階層。

順著這一邏輯推演下去，便會觸及毛克疾最具顛覆性的判斷：美國與印度未必會如既定設想那樣聯手制衡中國，反而可能最終彼此競爭——爭奪中國之下的“第二名”位置。而一旦中國的進一步確立領先優勢，毛克疾設想的一種情形是：中國與美國、以及與印度之間的結構性緊張關系，反而可能出現某種程度的“相互松動”——因為這兩個競爭者將越來越多地彼此牽制，而非繼續將主要戰略注意力集中于中國。

由此，一種深刻的歷史反諷得以完成：美國過去二十年對印度的戰略投入，其核心目的正是“離岸制衡”——培育一個地區性制衡力量，以便在不與中國直接對抗的情況下牽制中國。而在毛克疾所描繪的情形中，這一角色卻發生了徹底反轉：中國反而可能成為真正的“離岸制衡者”——穩居體系高位，置身直接對抗之外，冷眼旁觀其兩大潛在競爭對手相互對峙、彼此消耗。

爭奪“第二名”的較量，或許才剛剛開始。

作者簡介：阿諾德·伯特蘭德（Arnaud Bertrand），法國企業家、國際政治評論員，長期活躍于西方輿論場，其圍繞地緣政治與國際秩序的評論在社交平臺X上擁有約37萬關注者，在歐美政策與學術討論中具有較高傳播度與影響力。

本文編譯自 Arnaud Bertrand的Substack個人賬號2025年12月28日文章 ，原標題為：

Are we starting to witness a "battle for second place" between the U.S. and India?

本期編輯：龍風穆

本期審核：單敏敏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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