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失蹤疑云：一紙偽作鑒定，讓8800萬古畫從博物館溜進拍賣行

一幅被博物館鑒定為“偽作”而調撥處理的古畫，幾十年后卻在拍賣市場被標價近億元，捐贈者后人直到這時才發現家族捐贈的珍貴文物早已不知去向。

近千年來，人類對文化瑰寶的熱情從未減弱，但文物的安全管理始終是個難題。2025年初，明代繪畫巨匠仇英的《江南春》圖卷原應安然躺在南京博物院的庫房中，卻意外出現在北京一家拍賣行的圖錄里，標價8800萬元。

作為國家受贈文物，這幅畫在入庫66年后突然“消失”又“重現”，其背后折射出中國文物管理的灰色地帶。

01 事件爆發

文物從國家博物館庫房“溜”進拍賣市場，天價估值引發公眾質疑，事件牽出一系列管理漏洞。

2025年的一場藝術拍賣預展上，估價高達8800萬元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引發轟動。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件拍品本應是南京博物院的館藏文物。

該作品系1959年由近代著名收藏家龐萊臣后人龐增和捐贈給國家的137件書畫之一。在龐家后人龐叔令舉報后，這件拍品被緊急撤下。

龐叔令依據法院調解書前往南京博物院查驗家族捐贈文物時，竟發現包括《江南春》在內的五件宋明古畫“不翼而飛”。

02 官方解釋

面對質疑，南京博物院回應稱這五件作品“經鑒定為偽作”，已按程序“劃撥調劑”。然而，這一說法并未平息爭議。

博物院稱畫作分別于1961年和1964年經兩次鑒定為“偽”“假”之作，上世紀90年代依照相關規定進行了處置。

但若確系偽作，為何在入庫66年間從未告知捐贈方？為何無任何公開鑒定記錄或流轉憑證？

一件被定為“偽作”的作品，又何以能進入高端拍賣市場并標出近億元估值？這種“先處置、后解釋”的做法，引起了公眾對博物館作為“國家文化信托人”角色的質疑。

03 法律盲區

事件暴露出我國文物管理在鑒定復核、退出機制、信息公開等方面存在的模糊地帶，特別是“調劑”制度可能被濫用。

《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確認不夠入藏標準、無保存價值的文物，應另行建立專庫存放，謹慎處理。

必須處理的，需由學術委員會或社會專家復核審議后造具處理品清單，報主管文物行政部門批準后妥善處理。

《國有館藏文物退出管理暫行辦法》也規定，館藏文物如被鑒定為無文物價值的現代復仿制品，需作退出處理的，應按與捐贈人約定的協議辦理；無約定協議的，應事先征得捐贈人同意。

從1961年的鑒定到1990年的劃撥調劑，再到2001年的銷售，幾十年里捐贈人家族竟毫不知情。

04 新法改革

2025年3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正式施行，標志著我國文物事業進入依法治理新階段。

新法首次在法律中明確文物定義，使保護對象更加明確；加強文物普查和專項調查；增加“先調查、后建設”和“先考古、后出讓”等保護前置機制。

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在“法律責任”章加大了對文物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對單位最高可處以1000萬元罰款，同時責令承擔相關費用，并可降低直至吊銷資質證書。

新法還明確了人民檢察院對文物保護的公益訴訟制度，增加對公職人員違法行為懲治的規定。

05 深度解析

文物管理的核心問題在于透明度不足和監督機制缺失，建立文物“生死簿”制度刻不容緩。

南京博物院事件并非孤例。多年來，我國文博系統存在“重接收、輕管理”的弊端。文物的鑒定、處置過程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監督。

“調劑”一詞常被用作文物非正常流動的灰色通道。本意為優化資源配置的館際調劑，在缺乏透明程序和第三方監督的情況下，極易淪為變相處置甚至流失的遮羞布。

國家文物局在2024年已組織開展文物衛星遙感執法監測，首次實現世界文化遺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監測全覆蓋。

然而，對于館藏文物的內部管理和處置流程，仍缺乏有效的技術監控手段。

國家文物局已經成立工作組前往南京開展核查，江蘇省也組建了由紀委監委、政法、公安、文物等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

這幅《江南春》圖卷到底是不是龐家捐贈的那一幅？另外4件“消失”的捐贈文物又在哪里？當公眾開始懷疑博物館庫房安全時，受損的將是整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公信力。

文物管理不能有“差不多”，必須是“零差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