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莉的三萬元耳釘，商紂王的象牙筷子，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簡單？

2022年深秋，呼和浩特的天氣已經透著寒意，城區里很多人卻把目光投向了一塊發黃的發布會大屏。

鏡頭里，一位女副局長端坐在主席臺上，指尖沿著發言稿緩緩移動，耳垂上那對閃著光的耳釘，被鏡頭無意間捕捉下來。

有人盯著屏幕，壓低聲音問了一句：“你看，她耳朵上那是什么？”旁邊的人回道：“聽說是某頂級品牌的耳釘。”

一張截圖，從會議室傳到手機里，又從手機傳遍網絡，不得不說，公眾的情緒，就在這樣的細節里悄然被點燃。

有意思的是，大家嘴上說的是耳釘的價格，心里惦記的卻是另一件事：既然生活可以打理得這么精致，對待老百姓的床鋪、冰箱里的食物，是否也能再體諒一些？

那一陣子，這位副局長在發布會上提到的“消殺標準”，和她佩戴的耳飾一起，被放到了同一個顯微鏡下反復審視。

在不少中年讀者看來，這場風波并不陌生，只是換了一張現代面孔而已。

三千年前的商王朝，也曾在看似不起眼的一雙筷子上，埋下了覆滅的伏筆。

一、象牙筷子與耳釘的“配套邏輯”

時間撥回到公元前11世紀前后，商朝末年，帝辛，也就是后世常說的紂王，還沒有被寫進“亡國之君”的名單時，在朝中其實是出了名的聰明能干。

《史記·殷本紀》中說他“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年輕時能徒手搏猛獸，反應極快，在當時的諸侯之間，算得上是一位頗有才干的君主。

這樣的天資，本應成為穩固江山的助力，可惜后來走向了另一條路。

關于轉折點，《韓非子·喻老》中記了一句非常簡短的話：“紂為象箸而箕子怖。”

事情看起來很簡單：紂王命人做了一雙象牙筷子，他的叔父箕子看見以后，心里一驚，暗暗覺得不妙。

按今天的眼光看，一雙筷子算什么大事？

但放在當時的氛圍里，這卻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箕子之所以心驚，是因為他比別人更清楚，象牙筷子不會單獨存在。

象牙來自遠方的巨獸，需要付出很大代價才能取得；既然用上了這樣的筷子，擺在王案上的杯盤，自然也不可能再是普通陶器。

于是，犀牛角做的杯、玉石雕成的盤，便順理成章地出現了。

有了這樣的器皿，餐桌上再擺粗糧野菜就顯得不“配套”，于是，更為珍貴的肉食、罕見的獵物，會一件件地被端上來。

飲食講究起來，住處也要跟著升級。

茅屋草舍不配象牙筷子，高臺廣廈、雕梁畫棟才算體面，衣服也得換成綾羅綢緞，車駕器用一并講究起來。

從筷子，到杯盤，到飲食，再到衣裝宮室，一環扣一環，這就是箕子擔心的“配套效應”。

幾年之后，事情果然朝他預感的方向滑去。

《韓非子·十過》中又記：“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遂以亡。”

肉園、酒池、糟丘，這些極致奢侈的畫面，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個人愛好，而是整個王朝走向放縱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貴族日常用具里，筷子并不算最昂貴的那件。

正因如此，一雙象牙筷子看似微不足道，卻恰好暴露了生活方式正在暗暗改變。

一件“小東西”，揭開了背后更龐大的一整套排列組合。

三千年后，當公眾盯住一對耳釘時，想到的也是同樣的道理。

二、從司馬光到公職人員：儉與侈的分界線

離商紂王之世，又過去了二千多年，歷史走到北宋。

北宋仁宗、英宗年間，司馬光不僅是以《資治通鑒》著稱的史學大家，也是一位在朝堂上以正直謹慎聞名的政治人物。

他寫給兒子司馬康的《訓儉示康》，篇幅不長，卻流傳極廣，其中一句話，被后人一再引用：“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這話說得并不華麗，卻很扎實。

司馬光認為，節儉是做人的共同美德，奢侈則是許多禍患的起點。

他接著解釋，君子如果欲望少，就不容易被物質牽著走，可以比較坦然地走正路；若欲望太多，就會追逐富貴，為了滿足這些欲望，不惜彎曲本心，甚至鋌而走險。

這里有個容易被誤解的地方。

在司馬光筆下，“君子”與“小人”更多是社會身份的區分，而不是道德上的簡單好壞劃分。

在北宋的語境里，公卿大夫、士人官吏，大多被稱作“君子”，哪怕其中也有品行不端之輩。

正因如此，他特別提醒這些身居其位的人：一旦過分沉迷于衣食住行的享受，就很難把精力放在職責應當承擔的地方。

說句實在話，這個提醒放在任何朝代都不過時。

宋代的官員，收入有限，卻掌握著一定的權力和資源。

如果生活方式明顯超過了自己的正常收入水平，百姓心里自然會打問號。

到了近現代，公職人員“該不該講排場”“能不能用名貴物品”，時不時都會引發議論。

問題往往不在于一件物品的絕對價格，而在于它所傳遞出的信號：是與身份職責相稱，還是遠遠超出了社會心理的預期。

再往細里說，公權力與公共形象，是綁在一起的。

普通人戴什么、穿什么，大多屬于個人自由，別人也許羨慕，也許無感，很少上升到原則層面。

但若是手里握著權力的人出現在公共場合，尤其是在處理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事務時，細節就變得敏感起來。

耳釘、領帶、手表，這些看上去只是個人品味的體現，一旦置于特定場景，就多了一層象征意味。

這也是為什么，從古到今，同樣是講“儉與侈”，落在普通百姓身上是一種尺度，落在官員身上，則是另一重標準。

有意思的是，批評“奢侈”的聲音，往往不會僅僅指向那件具體的物品，而是順著這件物品，追問背后的一連串問題。

三、當耳釘走上發布會的鏡頭

時間回到2022年，呼和浩特正經歷一段緊張的疫情防控期。

病例數一天天攀升，城市節奏被按下了暫停鍵，許多小區出入受限，居民的生活一下子變得十分拘束。

在這樣的背景下，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一位負責相關工作的女副局長走上了臺前。

公開資料顯示，她分管的事務之一，正是當地消毒產品生產企業的審批和指導。

為了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參與生產，相關部門采用了“容缺受理”等方式，加快審核效率。

“容缺受理”這個詞，聽上去略顯專業，說白了，就是在某些非關鍵材料不完備的情況下，只要核心條件符合要求，先行受理，避免流程過于拖沓。

這種做法本意在于“急事急辦”，讓急需的物資盡快投入市場。

然而，防控強度一旦加大，牽涉到千家萬戶的生活細節，執行過程的每一步，就都變得格外敏感。

那次發布會上，這位副局長宣讀的內容中，有一條引起了極大關注：確診或疑似病例所在家庭的床上用品、部分存放食物的器具、冷凍食品等，按照當時的口徑，統一當作醫療廢物處理。

不少還在封控中的居民聽到這一規定時，心里陡然一沉。

有人算了一筆簡單的帳：一家人幾床被子、幾件衣物，加上冰箱里囤的肉菜，一旦全部按醫廢處置，經濟損失并不小。

更讓人焦慮的，是不知道這種“清空式”的處理，會不會落在自己頭上。

就在這種情緒蔓延的時候，鏡頭里那對閃亮的耳釘，闖入了公眾視野。

有網友把截圖放大，對照品牌圖冊，指出這疑似是某國際奢侈品牌的經典款耳飾，市場售價被不少人估算為數萬元。

耳釘究竟價值幾何，外界很難精確判斷，畢竟同款之中也有價格差異。

然而，對于許多在封控中焦急等待的人來說，價格數字本身已經沒有那么重要。

更扎眼的是反差：一邊是“床上用品當醫療垃圾”的剛性要求，一邊是臺上發言者精致的穿戴。

情緒就是在這樣的對比中被放大了。

“她不會在乎被褥要花多少錢重新置辦吧？”這樣的議論，在一些討論區里出現。

嚴格來說，這種揣測難免帶有情緒化的成分，甚至有失公允。

但不得不承認，公職人員的個人形象，與當下民情民意的敏感度疊加，往往會產生出人意料的化學反應。

事件持續發酵后，當地很快對消殺措施作出了調整。

有關部門相繼提出了“五不準”等要求，其中包括：病家衣物不按醫療廢物處理；家具柜門不上鎖不強行開啟；床品、沙發等不隨意噴灑、浸泡消毒液，避免造成次生損害。

這些補充規定，從技術上看，是對防疫與日常生活之間關系的再平衡。

而在不少市民眼里，這種“回擺”，又反過來印證了此前措施確有值得商榷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這座城市在公布疫情信息時，長期采取較為概括的方式，具體到某一棟樓、某一個單元的風險提示，并不總是公開透明。

很多居民只能從零碎消息中揣度自己小區的風險等級。

在這樣的信息環境下，人們面對突如其來的清空式消殺，難免會有一種被“蒙在鼓里”的無力感。

偏偏這一切，恰好與那對被放大的耳釘疊合在一起。

耳釘本身沒有發聲，但它成了許多人心目中的“象牙筷子”。

當年箕子見到的是王案上的一雙筷子，今天網民盯住的是發布會里的一個細節，兩者所引發的聯想，卻有某種相似之處。

一件并不算排在奢侈品頂端的小物件，之所以牽動人心，往往是因為公眾在其中看到了“配套”的影子。

耳釘之后，會不會還有價格不低的絲巾、手表、包袋？

工作之外的生活圈子，是怎樣的消費水準？

更重要的是，在處理具體事務時，是不是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帶入一種“可以不在乎成本”的慣性思路？

這些問題，外人當然無法憑空下結論，但情緒已經擺在那里。

有網友說得直白：“耳釘可以不在意，床上的被子可不能說扔就扔。”

從表面看，這是一句氣話，背后卻點中了關鍵——對普通家庭而言，冰箱里的肉菜、床上的被褥，是日常積攢的小小保障，而不是可以隨手拋棄的物件。

當掌握決策權的人，以一種姿態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時，人們很自然會把這些決策與那種姿態聯系起來。

古人講“儉”與“侈”，落在今天，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穿衣吃飯問題，而是公共權力如何與公共感受相互對照的問題。

從紂王的象牙筷子，到司馬光給兒子的家書，再到呼和浩特發布會上的一對耳釘，一條清晰的線索貫穿其間：當生活方式和權力位置綁在一起時，小小的器物往往最先暴露出不易察覺的縫隙。

歷史書中的故事、古文里的勸誡、現實里的爭議，彼此之間隔著千百年，卻指向同一個事實——器物本身或許并不決定興亡，卻能照出一個時代在欲望與約束之間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