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江南春》：真跡與否已不重要，過云樓遞藏史才是無價之寶

拍賣場吵翻天的《江南春》，憑什么說真偽已經不重要？

去年香港秋拍，一幅署名仇英的《江南春》卷以近千萬港幣成交，隨后在學界和收藏圈掀起一場口水戰——有人說筆墨不對，有人說材質存疑，而更多人在爭論：這卷畫到底是不是仇英親筆？

但當我們把目光從筆墨細節上移開，順著卷后密密麻麻的收藏印和題跋一路追溯，會發現一個比“真偽”更有趣的故事——這卷畫穿越五百年，被一代代江南文人捧在手心傳遞，本身就是一部活著的歷史。

一、過云樓：江南文脈的守護者

同治十三年（1874年）春，蘇州鐵瓶巷顧家書房里，顧文彬小心翼翼展開新得的《江南春》。

這位晚年辭官歸鄉的藏書家，正在籌建一座前所未有的私人收藏殿堂——過云樓。他定下“子子孫孫永保之”的家訓，卻也知道，文物聚散如同潮汐。

畫上董其昌的題跋墨色尚潤，那是百年前松江畫壇盟主的品鑒；吳湖帆的鑒定印章赫然在目，這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書畫鑒定家，曾為無數名畫“驗明正身”。

顧文彬可能沒想到，這卷在他手中歸入“過云樓”收藏體系的畫作，將開啟一段比仇英生平更清晰的傳承之路。

二、虛齋：實業家的文人夢

畫卷傳到第三代顧麟士手中時，蘇州城外的機器聲已隱約可聞。這位過云樓最后的主人在戰亂中竭力守護祖藏，卻終究抵不過時代洪流。

1912年，上海實業家龐元濟在日記里記下一筆重要收購。這位靠實業積累財富的“虛齋”主人，正系統性地收藏正在散佚的江南文物。

當《江南春》卷從過云樓進入虛齋，它見證的不僅是一次所有權轉移——更是江南收藏史從文人世家向實業家群體的歷史性過渡。龐元濟的《虛齋名畫錄》詳細著錄此卷，比任何真偽鑒定都更具文獻分量。

三、戰火中的漂泊

1937年秋，上海某銀行保險庫里，龐家人正在緊急轉移藏品。炮火已逼近蘇州河，但《江南春》必須保住——它不只是幅畫，更是幾代人托付的文化血脈。

接下來的流轉軌跡像一部諜戰片：從上海到香港，再從香港秘密運回內地。每道轉運痕跡都成為新的鑒藏印記。當吳湖帆在1950年代再次見到此卷時，他在裱邊寫下新的觀跋，如同為這幅畫的“生命歷程”續寫篇章。

四、我們到底在爭什么？

回到開頭那個問題：這卷《江南春》到底是不是仇英真跡？

故宮專家徐邦達曾將其列入“存疑”目錄，但同時又詳細記錄其流傳脈絡。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恰恰揭示了文物鑒定的深層邏輯——當一件作品的收藏史足夠清晰完整，它就已經獲得了另一種意義上的“真實性”。

好比家傳的老照片可能略微褪色，但照片背面祖父母寫下的日期、地點、人物備注，讓這張照片的歷史價值超越了影像本身。

五、文物最好的歸宿

2002年，這卷《江南春》出現在嘉德春拍圖錄中。預展現場，一位白發老者指著畫后的顧文彬藏印對身邊學生說：“看，這是過云樓最鼎盛時期的收藏印。”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這卷畫最動人的，不是疑似仇英的筆墨，而是它身上層層疊疊的時間印記——從明代畫坊到清代書齋，從戰火硝煙到拍賣場聚光燈，每一次易手都是一次文化選擇，每一次鈐印都是一次精神認領。

今天，當我們在博物館玻璃柜前凝視某件傳世名作，看到的不僅是藝術家的創造，更是無數雙曾經托舉過它的手——收藏家的眼光、保護者的決心、研究者的智慧，共同構成了文物超越材質的靈魂。

所以，《江南春》真偽之爭或許永無定論。但確定的是：這卷穿越五百年的絹本，已經成為一個文化傳承的鮮活樣本。它的每一次打開與卷起，都在續寫著中國人對待歷史的態度——不是占為己有，而是接力傳遞。

下一次你在博物館遇見流傳有序的文物，不妨多看一眼那些小小的收藏印。每一方紅印背后，都是一個在時間洪流中努力守護文明碎片的故事。

而這些故事本身，就是最珍貴的真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