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JPM：中國創新藥，從被審視到被擁抱

王晨 吳妮 | 撰文

王晨 | 編輯

2026年的JPM，和以往幾年沒什么不同：依舊人潮涌動，舊金山市中心Union square的房子價格依舊高漲7到10倍。

不管生物制藥是火熱還是寒冬，這里永遠流動著焦慮、希望，短期目標和未來愿景。

80%的人，只要還在這個行業中，幾乎每年都來，只是每次來的身份和目的不同。

而JPM最大的魅力在于，參與者的角色，也在這個舞臺上不斷被審視、被定價。

一位去年剛把公司以十幾億美金賣給MNC的美國biotech創始人回憶，公司初創時，過來找投資人；公司有進展時，來這里找MNC（跨國藥企）看BD機會，那個時候全是焦慮的記憶，“提前一個月約MNC，需要輾轉找很多關系。”去年剛把公司賣掉的他，沒有迫切任務，比較輕松的來感受行業趨勢。今年再次創業的他，依舊忙碌，但以為過往的“戰績”，卻成為MNC高層主動想見他的專業背書。

而中國biotech，和從業者一樣，每年都轉換角色。一位來自美國頂級風投的嘉賓，在2025年JPM參加由中國投資機構主辦的會前會時，他本以為臺下會是典型的亞洲面孔，“結果大部分都不是”，那時他“就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了”。

接下來的整個2025年，在他的描述中，是所有大型制藥公司和生物技術公司首次全面拓展其在華業務的年份。只要問跨國藥企業務拓展團隊“你們在招人嗎？”，他們的答案是：“我們只在中國招人。”

而中國biotech，今年在這場盛宴中，又進入了另一個身份層次。

從幾年前的陌生，被審視；到MNC們先“買來一試”；再到去年成為被討論的主題，而今年依舊是被討論的中心，但主題詞變成了“innovation（創新）”、“first-in-class（源頭創新）”還有“多層次深化合作”。

在BayHelix 、BlOSeedin主辦的幾場會前會中，受邀的不同MNC的BD負責人，不約而同的提到：在全球BD市場中，中國的占比已從過去的約五分之一穩步攀升至接近三分之一。2025年，中國創新藥出海交易規模突破千億美元，貢獻了全球約30%的研發項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二十筆重大出海交易中，首付款普遍已達到十億美元級別。

這兩年的一筆筆短期交易之后，隱藏的是MNC買家和合作方對中國biotech更深層的判斷。在初次合作之后，他們大多選擇了更長久、更多樣化、甚至更深層的共創型合作。

當中國數據獲得臨床信任

中國創新藥資產的核心競爭力始終圍繞“速度”與“成本”展開——臨床試驗推進效率顯著高于歐美，同時執行成本卻僅為歐美的一半甚至更低。

然而，在跨國藥企評估中國資產的過程中，一個不可回避的焦點長期存在：成本優勢是否會犧牲數據質量？

一家去年從中國購得多個項目的美國MNC的BD高管回憶，在2023年，在與某中國藥企洽談合作時，他的團隊成員直接發問：“這些來自中國本土的臨床數據可信嗎？”

那個時候，數據盡職調查依舊是MNC審視中國項目的關鍵環節。中國臨床生態的突出特點是入組極快，從而能在短時間內產生大量臨床數據。但對于國際買家而言，解讀這些數據時，必須考慮跨區域可轉化性。包括患者背景、醫療實踐以及試驗設計。有時甚至要考慮動物模型是否具有區域可比性。

但這兩年隨著MNC對中國臨床數據開展更深入的核查，這一信任危機逐漸解除。

上述高管稱， “我們檢查了約 70% 的一期患者原始數據，驗證了其可靠性。從 2024–2025 年起，我再也沒聽過團隊成員問過‘數據是否可信’這個問題。”

這一轉變也得到了多方的認證：2024年3月，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在《Cancer Communications》上發表文章，基于FDA的生物研究監測（BIMO）核查結果指出，自2015年中國藥審改革后，中美歐日監管核查中“無需采取行動”的比例已趨于相當。

“但我們至今仍面臨一個問題：有時獲取這些數據非常困難。”

日本一家跨國藥企的BD負責人稱，“我曾經參與過一個尚未公開的項目，我們當時明確要求獲取患者級原始數據。當時有一些阻力，雖然中國藥企開放了影像數據、患者敘述記錄。從跨國藥企角度看，這一點極其關鍵，但我們必須查看患者級數據，因為我們需要重新處理這些信息，重跑 SAS 表（ 用原始臨床數據，在對方（通常是 MNC 或其第三方）指定的統計程序和標準下，重新生成全部統計結果），以核對申報的結論、結果和終點指標是否匹配。有時候我們能拿到這些數據，有時候卻拿不到。甚至有一次，我們因為拿不到這些關鍵數據，最終把整個項目輸給了競爭對手。”

這背后其實有一個很現實的結構性問題：在國內，很多項目雖然在合同上寫著“數據歸申辦方所有”，但在實際操作中，原始數據往往掌握在研究者、醫院或具體執行團隊手中。企業在真正需要調用、整合這些數據時，并不總能做到隨時、完整、可控。

而一旦項目進入跨國合作階段，這種“名義擁有、實際受限”的差異，就會迅速演變成交易節奏、估值判斷乃至項目命運的關鍵變量。

為此，上述高管喊話中國藥企：“這個問題應該盡早解決。在開發分子時，就應該同步思考未來合作伙伴的策略需求，提前三到四年規劃。”

中國的創新成為新期待

在這次JPM的一場會前會上，資產管理規模超過1800億元的貝恩資本（Bain Capital）的一位合伙人表示，貝恩早在2018年便決定系統性布局亞洲市場，并將中國作為第一站，至今已近七年；過去五年左右，公司在該地區完成了六項與中國相關的投資，在他看來，亞太已成為貝恩最重要的增長區域之一，其核心邏輯有二：其一，團隊很早便判斷，創新將在亞洲涌現，且增速有可能超過美國，盡管貝恩目前 80% 以上的投資仍發生在美國。

他表示：“最興奮的是看到中國在治療領域以及相關技術領域（例如急性髓系白血病等）所取得的創新成果，還有C-linker技術、mRNA等等”。

而事實也證明，百濟神州的BTK抑制劑澤布替尼、傳奇生物的CAR-T療法Carvykti，早已印證了中國創新藥企已具備研發“best-in-class”藥物的國際競爭力。眾多成功授權出海的臨床階段管線，更是讓全球看到了中國資產在全球市場正面競爭的能力。

這一能力正持續吸引著全球資本的關注。另一家美國頂級生物制藥投資機構表示：“我們機構通常低調，很少對外披露具體交易細節。去年我們公開的一筆交易，是與中國公司的合作。我們之所以看重這筆交易，是因為它代表了真正意義上的 best-in-class 創新能力。”

另一家美國大藥企同樣對中國的資產表達了高度期待，并預言未來兩年將“極其精彩”。他們對中國生物科技生態的投資興趣明確而具體，重點聚焦于能克服毒性的實體瘤TCE平臺技術、ADC新型載荷及新興治療模式。他們觀察到，在需要大量微調與優化的技術路徑上，中國企業往往展現出獨特優勢。

這種優勢的一個重要體現，是中國企業敏捷的迭代能力，從生成抗體、到在TCE或ADC平臺上測試、再到依據數據快速調整策略，很多國際同行表示：“迭代的效率讓人震驚。”

在best in class的基礎上，在今年的JP Morgan大會上，行業討論的焦點已悄然升級。

去年同一場合，對于“中國能否產出first-in-class藥物”的預測，答案還是“三到五年”。而今年，一位論壇主持人則試圖扭轉這一認知：“從真實的交易流看，任何時候，都有中國的first-in-class項目正在推進中。問題已不再是‘有沒有’，而是在過去兩年，市場的注意力尚未完全聚焦于此。”

多樣化合作

跨國藥企在評估賽道時，關注焦點往往集中于臨床數據成熟度和商業化空間。

如果說前幾年，他們和中國biotech的合作主要是“一錘子買賣”的買資產，今年的合作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根源在于，他們了解到了中國biotech的創新能力。

多位不同會前會上的多位跨國藥企、投資人強調，中國企業真正獨特的能力在于極快的戰略轉向速度：可以迅速生成分子、在 TCE 與 ADC 等路徑中測試、根據數據快速調整并重組策略，這種工程化效率比國外快“20%-40%”。

和前幾年大家對中國藥企只生產“fast follow，me-too”的刻板印象不一樣的是，他們感覺到：“現在中國真正的優勢是科學創新的速度”，尤其在免疫腫瘤、細胞治療與衰老相關技術路徑上。

因此，在單一資產之外，組合策略正在成為新的核心方向。面向 2026 年，多位與會者期待中國分子真正“震撼全球”，特別是在 TCE 以及帕金森等中樞神經系統疾病領域實現突破。

在此背景下，跨國藥企正加速轉向開放式創新，合作模式與交易結構持續演化，與風險投資機構的協作方式不斷重構，新的合作機會正在形成。

一位來自波士頓的生物制藥領域頂級風投機構合伙人直言不諱，創新藥最大的商業市場仍然是美國。他表示，一些中國公司擁有非常強的研發能力和早期臨床數據，“我們會協助他們在美國和西歐搭建商業化基礎設施，形成研發—臨床—商業三方能力的完整體系，最終推動企業上市，或被全球藥企收購。”

除了資本和biotech合作的多樣化，一家跨國藥企表示，已和一家中國基金設立合資基金，按照這家跨國藥企的管線戰略，選擇產品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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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身的“地緣政治”：被創新和性價比對沖

2025 年，美國圍繞《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ity Act）的討論與立法進程，成為影響全球生物醫藥合作環境的重要背景事件之一。但與會場外關于地緣政治的熱烈討論不同，2026 年 JPM 現場，這個詞幾乎沒有出現在核心對話中。幾場會前會與小組討論里，話題始終圍繞資產、數據、平臺、合作結構與交易節奏展開。一位跨國藥企高管在交流中提到：“中國的創新能力，本身就在改變我們面對不確定性的方式。”

在過去一年，可能被《生物安全法》波及的一些中國CRO企業，在過去一年，和多個客戶進行了面對面的溝通。許多客戶表示，他們難以找到比中國CRO更具性價比的CRO。一家美國制藥企業表示，“如果換CRO,意味著提高30%以上的成本，和更大的不確定性。”

當然，有些資本也對地緣政治風險進行了設計安排。這種變化，也體現在交易結構與企業布局上。新加坡，成為部分中國生物技術公司正在嘗試的一種路徑：設立區域總部、知識產權或臨床主體，再向東盟、日韓等市場推進注冊與商業化。一位長期跟蹤亞洲市場的投資人形容，這更像是一種階段性的組織安排——在保留中國研發效率與執行優勢的同時，為跨區域交易增加一個更便于溝通與銜接的接口。

不可否認的是，2026年的JPM很可能標志著一個轉折：中國biotech正從被選擇者，逐步成為共同決策者。短期交易還會繼續，但真正改變產業格局的，是長期協作開始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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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fanxinbeijing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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