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責任事故罪與相關罪名（如玩忽職守罪）的競合與區分實務

當一起慘烈的安全生產事故發生后，偵查機關與公訴機關在確定追訴罪名時，并非簡單地從法條中隨機抽取。?重大責任事故罪（刑法第134條）?、?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刑法第135條）? 與 ?玩忽職守罪（刑法第397條）? 的選擇，背后映射出國家對事故歸責的不同側重點：是懲罰直接違反規章的“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還是問責于安全保障設施與條件的“提供者”，抑或是追究國家工作人員監督管理職責的“褻瀆”？

不同的選擇，意味著證明重心、主體范圍、刑罰尺度乃至社會評價的顯著差異。對于辯護而言，指控罪名的不同，直接決定了是進行“行為與結果因果關系”的正面切割，還是進行“主體責任資格”或“注意義務來源”的釜底抽薪式抗辯。厘清三者的競合與區分，是為當事人爭取最有利法律地位的戰略起點。

重大責任事故罪vs.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

此二者的競合最為常見，也是實務中混淆的重災區。它們同列于刑法分則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保護的法益均為“生產、作業安全”，但規制路徑截然不同。

1.歸責邏輯的本質區分：?

重大責任事故罪? 規制的是 ?“人”的不安全行為?。其核心在于生產、作業中的個人或組織，因?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無論是通過積極作為（如違章指揮、強令冒險）還是消極不作為（如未履行職責），直接引發了事故。罪責的根源在于?行為違反了具體的行為規范?。

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 規制的則是 ?“物”或“環境”的不安全狀態?。其核心在于工廠、礦山等單位的?安全生產設施或安全生產條件?，因不符合國家規定而存在重大隱患，且經有關部門或職工提出后，單位或其負責人仍不采取有效措施，最終導致事故。罪責的根源在于?對已知的、客觀存在的危險狀態放任不管?。

2.辯護實務中的關鍵切割點?

因果關系鏈的起點不同?

在重大責任事故罪中，辯護可攻擊“違規行為”與“事故結果”之間的直接因果聯系（如運用客觀歸責理論）。而在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中，辯護的關鍵在于質疑“隱患”與“事故”之間的必然性，或論證當事人已盡最大努力采取“有效措施”，但受制于技術、資金等客觀條件無法立即消除隱患。

證明責任與主觀要件的微妙差異?

重大責任事故罪對“違反規定”的證明要求較高，且更貼近于（業務）過失。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中，“經提出后仍不采取措施”帶有更明顯的?間接故意（放任）? 色彩，公訴方需證明行為人對隱患的明知與漠視。辯護時，可強調當事人已提出整改方案、申請預算但被上級駁回等證據，以否定其“不采取措施”的故意與能力。

競合處理原則?

當行為既違反規定操作（觸犯134條），又利用了不符合安全條件的設施（觸犯135條）導致事故時，屬于典型的?想象競合犯?，應“從一重處斷”。在多數情況下，兩罪法定刑相同，此時從舊兼從輕或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可能發揮作用。辯護律師需仔細計算情節對應的刑檔，選擇對當事人更有利的罪名進行辯護。

重大責任事故罪vs.玩忽職守罪?

當涉事主體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時（如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負有安全監管職責的政府官員），罪名的選擇更具政治與法律復雜性。

1.主體與法益的鴻溝?

重大責任事故罪?

主體是一般主體，包括所有生產、作業的組織者與參與者，保護的是?社會公共安全?。

玩忽職守罪?

主體是特殊主體——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保護的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職務的勤勉性、公正性）。

2.競合場景與辯護策略：?

在“管行業必須管安全、管業務必須管安全、管生產經營必須管安全”的背景下，負有安全監管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其失職行為可能同時觸犯兩罪。此時的競合關系需分層辨析：

作為直接生產經營組織者?

例如，一名國有礦礦長，直接指揮工人違規下井作業導致事故。其行為直接侵害生產安全，應優先認定為?重大責任事故罪?。其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可能作為從重情節，但不應改變罪名本質。

作為純粹的行政監管者?

例如，地方應急管理局官員，對轄區內企業明顯重大隱患不檢查、不處罰，后企業發生事故。其失職行為并未直接介入生產經營，而是怠于履行外部監管職責，通常認定為?玩忽職守罪?。

最復雜的競合——兼具雙重身份與雙重行為?：例如，某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國家工作人員），同時兼任園區安全生產領導小組組長，為追求經濟指標，強令某化工企業違規提前試生產，導致爆炸。

此時，其行為既直接介入了具體生產經營活動（觸犯134條），又嚴重褻瀆了其負有的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職務（觸犯397條）。這通常被認定為 ?想象競合?。辯護的黃金機會即在于此：?全力將案件定性向玩忽職守罪方向引導?。理由在于：

證明標準?

玩忽職守罪對“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因果關系證明，有時比重大責任事故罪中“違規行為”與“具體事故”之間的直接因果證明更為寬松，但也更易受到“多因一果”辯護策略的沖擊。

社會觀感與刑罰彈性?

盡管法定刑可能相似，但在社會評價上，玩忽職守罪（職務過失）與重大責任事故罪（業務過失）存在差異。且在實務中，對于純粹的監管失職型玩忽職守，判處緩刑的可能性相對較大。

主體身份辯護?

辯護律師可以深入審查當事人履行職責的“職權法定依據”，挑戰其是否真正具有公訴方指控的、能夠直接避免事故發生的具體監管權限與資源，從而動搖玩忽職守罪的構成要件。

辯護律師的罪名審查與應對清單?

面對一起安全生產事故案件，辯護律師應像一位診斷醫生，按照以下流程進行罪名審查：

第一步：主體身份篩查?。

1、當事人是否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

2、是純粹的國家工作人員，還是國企中負有管理職責的人員（可能同時是重大責任事故罪主體）？

3、此身份是源于法定授權，還是內部職務任命？其具體職責內容是否有明文規定？

第二步：行為與狀態分析?。

1、指控的核心是當事人個人的?具體違規操作或決策行為?（如強令冒險、不執行方案）？

2、還是單位整體的?安全生產設施或條件存在隱患?且當事人對此知情而不糾？

3、抑或是當事人對其負有的?外部或宏觀監管職責?的懈怠？

第三步：證據與因果鏈評估?。

1、公訴方證據鏈更傾向于證明哪個罪名的構成要件？

2、事故后果與哪種行為（或狀態）的因果關系更直接、更緊密？是否存在將多因一果簡單歸責于某一行為的傾向？

第四步：策略選擇與定性辯護?。

原則上，優先論證構成處罰更輕或證明難度更高的罪名?（在想象競合時）。若指控為重大責任事故罪，但存在明顯“安全生產條件”缺陷的因素，可引入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的視角，將部分責任導向單位或設施提供方，分攤當事人壓力。

若當事人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且其行為兼具“業務操作”與“職務監管”性質，應?全力構建“其行為本質是職務失職，而非直接生產經營違規”的敘事?，爭取向玩忽職守罪方向定性，并利用監管責任的多因性、間接性進行辯護。

律師結語

罪名的競合與區分，絕非枯燥的文字游戲，而是關乎責任性質、刑罰輕重乃至個人與企業命運的實質性分野。作為辯護律師，我們不僅要精通每個罪名的構成要件，更要深刻洞察司法實踐中罪名選擇的潛在邏輯與傾向。

通過對重大責任事故罪、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與玩忽職守罪之間細微而關鍵差異的精準把握，我們能夠在案件初期就預判控方思路，規劃辯護路徑。我們的目標，是確保當事人因其?真正的過錯行為?而受到恰如其分的追究，避免因罪名適用的模糊或偏差而承受不公正的刑罰。在這條通往精確司法的道路上，對罪名界限的每一次清晰勾勒，都是對法治原則與個體權利的一次堅定捍衛。

關鍵詞

重大責任事故罪；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玩忽職守罪；

競合（想象競合）；罪名區分；辯護實務/策略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師?，執業于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系該所合伙人，?尤其擅長處理重大責任事故罪等生產安全類刑事案件?，并在企業刑事風險防控領域擁有豐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