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帶著原罪來了，歷史帶著殘酷去了

最近在讀一些關于中國經濟改革史的舊資料，有些感慨。

聊到資本的話題，我們經常會聽到一個詞，叫原罪。很多年輕人現在看富豪榜，心里總犯嘀咕：這幫人的第一桶金，到底是怎么來的？為什么那是幾十年前，大家都在種地上班，他們就能突然弄出個億萬身家？

如果去翻正史，你會看到“敢為人先”、“艱苦奮斗”。這沒錯，但這只是故事的A面。

故事的B面，藏在一由于制度變遷留下的巨大的灰度空間里。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那段歷史。那是一段從上到下都諱莫如深的日子，也是中國財富版圖進行最大一次重新洗牌的時刻。

說白了，就是公有的變成了私有的，集體的變成了個人的。

80年代那會兒。那時候還是計劃經濟的尾巴，不過在農村，已經冒出了一堆鄉鎮企業。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無法理解，那時候你想做生意，你是不能叫私營老板的，那叫“走資派”，是要被戳脊梁骨甚至抓起來的。

所以，當時誕生了中國商業史上最奇特的一個現象：帶紅帽子。

明明是你自己出錢、自己擔風險搞的小作坊，非要掛在村集體或者鄉鎮政府名下，說這是集體企業。

當時的這批狠人，主要分三類：

一是村里的支書、隊長，政經合一的帶頭人；

二是原來社隊作坊的廠長；

三是膽子最大的個體戶。

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

大家耳熟能詳的華西村、南街村，其實就是第一類。領頭人既是書記也是董事長，一手抓權，一手抓錢。這種模式下，資產名義上是集體的，但控制權是高度集中的。

而另一類，像魯冠球、沈文榮這種，后來成了大名鼎鼎的教父級人物，他們其實更接近現在的企業家，但在當時，他們必須極其小心地處理和政府的關系。

我看到一份資料，當年魯冠球接受法新社采訪時，說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他說：“如果我的收入比工人多太多，他們就沒有主人翁感情了。這不行。”

為了證明自己不是貪婪的資本家，魯冠球把鄉里108個復員軍人都招進了廠，全鄉每十個人就有一個在他的萬向節廠上班。他給鄉里修了四條大馬路，建中學、建市場。

這背后的邏輯是什么？

其實就是一種隱形契約。那時候國家沒有明確的法律說產權歸誰，政策也是模糊不清的。企業家為了活下來，為了拿地、拿貸款、拿資源，必須向政府交投名狀：我幫你承擔社會責任（就業、基建、稅收），你默許我賺錢。

政府也樂見其成。當時的邏輯很天真：既然國企搞不好，這幫鄉鎮企業愿意出錢修路養人，那資源就傾斜給他們吧。

于是，大量的低成本甚至無償的資源輸送到了這些企業手里。直到90年代，這些企業翅膀硬了，大部分通過各種方式摘掉了紅帽子，變成了真正的私企。

如果說農村的改制還帶著泥土味，那城里國企的改制，手段就更高明了。

城里的國企，產權關系更復雜，盯著的人更多。

你想直接把廠子賣給自己？門都沒有。

于是，一種叫“體外循環”或者“借船出海”的玩法出現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聯想。

聯想最早是中科院計算所的全資國有企業。柳傳志當年的任命都要中科院批。早期的聯想，那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員工是計算所的，技術是計算所的，辦公室、電話甚至貸款擔保，都是中科院給的。

但在1988年，柳傳志就開始琢磨事兒了。他在新辦子公司的時候，引入了私人合資者。

這一招極其高明。

你看，母公司是國有的，動不得。但我可以搞個子公司啊，子公司是混合所有制。然后，通過一系列的業務操作，讓母公司的資源流向子公司，讓子公司變成真正的盈利平臺。

這在后來成了很多國企改制的標準動作：成立一個產權清晰的新公司，把老國企的優質資產裝進去，爛資產留給老國企。

溫州有個案例很經典。一家二輕系統的物資公司，把底下20多家企業全改了。怎么改？

全廠200多職工每人出點錢，經營者出大頭，湊個250萬成立新公司。

關鍵點來了：新公司無償使用老國企的機器設備，但所有開支和債務由老國企承擔。

這畫面簡直太美不敢看：新公司用著免費的設備瘋狂賺錢，老廠子背著債務和退休工人瘋狂虧損。

一年后，新公司利潤驚人，老廠子徹底資不抵債。

這時候，經營者站出來說：“你看，老廠子不行了，不如我們新公司把它‘并購’了吧。”

因為老廠子虧損嚴重，并購價格自然低得離譜。

這一進一出，僅僅兩三年時間，原本屬于集體的龐大資產，就通過這種吸血的方式，合情合理地轉移到了少數人手里。

到1996年，浙江80%的中小集體企業都這么干了。一大批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就是這么批量生產出來的。

到了1997年，事情起了變化。

為了解決國企虧損的老大難問題，上面開始搞“抓大放小”。到了1998年，演變成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國退民進”運動。

這扇門一開，各地的操作就更是五花八門，甚至是觸目驚心。

當時的口號是什么？“不求其純，但求其佳”，“早改早主動，晚改就被動”。

安徽鳳陽，當年搞大包干的地方，這次又沖在了前面。縣委書記直接放話：過去我們要打破農村的“一大二公”，現在我們要打破城里的。

于是，幾百家企業，那是真的在賣。

怎么賣？這里面有個巨大的Bug：誰來給這些資產定價？

在那個法制監管幾乎空白的年代，定價權往往掌握在少數人和購買者（通常就是原來的廠長經理）手里。

甚至有人在當時總結了一套各地改制的“葵花寶典”，主要是兩招：增和減。

所謂的增，就是增加負債。

明明企業還有不少資產，但通過會計手段，虛設一堆應付款，或者把未來的費用提前算進來。甚至有的企業，明明賬上有錢，非要說那是“應付未付”的款項。

目的只有一個：把企業的凈資產做低。甚至把一個好端端的企業，做成資不抵債。

所謂的減，就是減少資產。

好好的機器，說成是廢鐵；好好的庫存，說是爛賬。或者在改制前，先把值錢的東西低價賣給關聯方，往往是自己在外面的公司，把空殼留給國企。

還有一種叫寬評，評估債務的時候，明明不用還的錢也算成債務；評估資產的時候，明明很值錢的地皮，按白菜價算。

這一增一減，中間的差價全變成了購買者的利潤。

當時蘇南地區有個學者描述過那個盛況：市縣領導桌上摞滿了破產申請，看都不看就批“依法破產”。法院甚至來不及開庭，直接宣布破產，然后轉手賣給個人。

這種“破產改制”，也是公轉私最后的盛宴。

有人統計過，從1998年到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減少了30%。在蘇南和浙北，97%的公有制企業變成了私有。

這是一場巨大規模的財富轉移，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人類歷史上都罕見。

2004年左右，這場運動因為“郎顧之爭”等大討論，加上國資委的成立，慢慢踩了剎車。

回顧這段歷史，心情是很復雜的。

一方面，你不得不承認，這確實造成了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很多人的第一桶金，確實帶著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印記。這種“量化改革”，很難說是公平、公開、公正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改呢？

那時候的國企和集體企業，很多已經僵化到了極點，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如果不把產權清晰化，不把企業交給真正想賺錢、會經營的人手里，這些資產最終可能也會在低效中慢慢腐爛，變成一堆廢鐵。

這其實是一個腐爛與流失之間的殘酷選擇。

歷史選擇了后者。它用一種粗暴、甚至是不公的方式，激活了經濟細胞，造就了一批富有階層，同時也讓中國經濟在后來十幾年里像打了雞血一樣狂奔。

現在回過頭來看，那些在90年代末、2000年初抓住機會的人，與其說是他們能力有多強，不如說是他們膽子夠大。

不過他們確實賭贏了。

《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那個時期，四分之一的私企是國企改制來的，七成半是鄉鎮企業改制來的。而這些新老板里，一半以上就是原來的廠長、書記。

這就是歷史的真實面目。

為什么今天要聊這個？

不是為了翻舊賬，而是為了讓大家看懂現在的商業版圖。

很多龐然大物，它們的根基就扎在那個草莽年代的土壤里。理解了那個年代的混亂與活力，你才能理解為什么現在國家要強調“共同富裕”，為什么要規范資本運作。

因為那個“野蠻生長”、“贏家通吃”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