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三次被定為叛徒，88年獲平反，臨終前囑妻子：代我向黨表心跡

一九八八年二月的北京，乍暖還寒。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一份文件經過層層會簽，被送到會議室的長桌上。簽批人掃了一眼落款——“謝育才”。許多人對這個名字并不熟悉，可在華南老同志心里，那是塊始終壓著的石頭，今天終于要落地。

時間撥回到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廣東湛江的一間窄小病房里，七十五歲的謝育才虛弱地握著妻子王勖的手，聲音嘶啞卻格外執拗：“你要替我把話帶到北京——我從來沒有背叛過黨。”這句話，他已說了無數遍。三個“叛徒”帽子壓在頭上，他始終不肯低頭認命。

說起謝育才的革命履歷，還得追到一九二六年。那年夏天，南昌街頭剛剛擺脫軍閥混戰的硝煙，年輕的他把鮮紅的黨證貼身藏好，跟隨地下組織穿梭于贛江兩岸。他懂電臺，善做群眾工作，三年間南下粵北、東進閩西，都留下了腳印。二次國共合作破裂后，白色恐怖驟起，他幾度死里逃生，直到一九三八年被南方局調往桂林，又隨即被派往華南腹地，參與創建“南方工作委員會”。

南委是特殊產物。當時重慶的南方局要遙控廣東、江西、福建、海南等地地下黨，電波傳遞慢，情報線屢被切斷，索性在一九四〇年六月設立這塊“就近領導”的牌子，由方方、張文彬、涂振農、郭潛等負責。可好景不長，蔣介石的第二次“清共”風暴撲面而來，江西首當其沖。

一九四一年年初，國民黨中統在贛湘邊界的界化隴設卡檢查，逮住了中共南昌市委書記張紹祖夫妻倆。兩人開口變節，把江西省委幾乎完整暴露。不到一年，四十四個縣委、兩千多名黨員被捕，電臺也落入敵手。南委對這張大網毫不知情，因為此時江西書記郭潛發來的電文還在說“一切正常”。

五月，謝育才接到調令，頂替郭潛回南昌收拾殘局。誰知剛一落腳，就被甕中捉鱉。省委宣傳部長駱奇勛先倒戈，又指認了正在吉安待產的王勖。母子雙雙落入囚籠。謝育才被囚于馬家洲集中營，馮琦、莊祖方輪番勸降，軟硬兼施。“給你官做，給你錢花”，他冷笑不語。刑房里，他雙手被鐵鏈鉗得血肉模糊，卻仍想方設法送出情報。

送信之路被封死，越獄成了惟一選擇。謝育才把牙膏皮掰成針狀，磨了三晝夜，配出一把能開腳鐐的小鑰匙。可試開牢門時鑰匙折斷，獄卒加重了守衛。山雨欲來，南委卻還被假電報牽著鼻子走。他暗暗盤算：干脆“示弱”吧。于是留下帶血的“悔過書”，騙過敵寇。

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敵人把“投誠”的謝氏夫婦轉押泰和郊外一處舊祠堂，守衛松弛了。謝育才胃病發作，借看病之機踩著昏暗月色翻墻而出。臨走前，兩人把襁褓中的兒子謝繼強輕輕放在竹席上，還寫下幾行字：“孩無罪，望善待。”那一刻，鐵血戰士也紅了眼眶。

他們日夜兼程，靠借宿、行乞、爬山繞路，在五月初摸到桂林郊區的秘密交通站。南委總算得知江西全線失守，也得知敵人正操縱電臺設伏。這封情報救下了不少同志。可新的懷疑緊隨而來——“自首”記錄在案，加之他能從虎口逃脫，難免被猜成“帶著任務回來的內線”。

抗戰勝利后，中央復查，仍認定謝育才“動搖”，只給了一個折中的結論：黨員身份從一九四五年算起。謝育才咬牙接受，回到華南繼續斗爭，先后參與接管工作、擔任公安系統干部。直到五十年代初，兩位老上級陳泊、陳坤因“兩陳事件”落馬，他也被牽連，第二次戴上“叛徒”帽子，再度被開除。申訴、檢討、復核，一拖便是七年，直至一九五七年才以成績斐然被重新吸收入黨。

遺憾的是，風波并未終結。七十年代初，一場席卷全國的極端年代降臨。舊案被翻，敵偽電報、獄中“自首書”又成證據，謝育才在一九七六年被第三次開除黨籍。那一年，他白發覆額，靠微薄津貼與妻子相依。隔壁屋常聽見他斷斷續續的咳嗽聲，也聽見他翻舊筆記，整理證據，準備再一次申申嗚嗚地敲開組織大門。

病情讓人心焦。王勖為他熬米湯，他卻固執地讓妻子把自己多年的上訴材料一頁頁裝訂，說要留給以后“說話的人”。臨終前，他只說了兩句話，第一句便是那句再三叮嚀的“代我向黨表明心跡”。第二句更輕：“孩子回來了就好。”說完便沒了聲息。

同年，廣東省委決定撤銷對他的全部處分，但公文送到湛江時，骨灰盒已封存。撥亂反正加速推進，越來越多老同志站出來作證。童小鵬回憶：“若不是謝育才及時示警，南委要被一網打盡。”一九八八年，中央最終批復：撤銷一九五一年錯誤決定，確認謝育才自一九二六年入黨起的全部黨齡。

文件傳至華南各地，一些白發蒼蒼的老兵私下里說：“老謝，終于可以挺直腰板了。”王勖捧著那紙泛黃的介紹信，眼眶微紅又笑得欣慰。多年冤屈化作薄薄幾頁公文，但歷史自有它的記憶，曠日持久的辜負，也終被堅守撕開。

謝育才三次被打成叛徒，卻三次用行動證明忠誠。有人問，這樣的命運值不值？留在檔案里的回答只有一句：有些路走到底，就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