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商業周刊》｜我研究民主如何崩潰，這是我關于特朗普的統一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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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龍·阿杰姆奧盧（Daron Acemoglu）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系的學院教授，研究橫跨政治經濟學、長期經濟增長、制度與繁榮、技術變遷與勞動力市場等領域。 他與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因“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響繁榮”共同獲得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還是美國國家科學院成員（2014年當選）， 其面向公眾影響力最大的著作之一是與羅賓遜合著的《國家為什么失敗》（Why Nations Fail），以制度視角解釋國家興衰。

從關稅到推翻外國領導人之間存在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這一切都指向擴張總統職位的權力。

隨著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密集發布行政命令，并且幾乎每天都在挑戰司法體系，這些做法不斷推動白宮的新聞周期滾動向前，幾乎沒有停歇。很少有人會退一步，從更冷靜、更抽離的角度追問：特朗普及其最親近的顧問團隊背后，是否有一套在指引他們的政治哲學。高級官員以及總統本人那些浮夸的宣示，加上偶爾帶有“戲劇性”的失誤，很容易讓人以為答案是否定的。

但某種意義上，確實存在一套關于特朗普的理論。

政府的大多數舉動，從那些疑點重重的加密貨幣交易，到把不具備資歷的盟友安插進高層職位，再到違憲的驅逐出境與國民警衛隊的部署，以及迫使一位拉丁美洲國家的國家元首下臺，其實都有一條內在邏輯。它們都是為了擴張行政權力，是把總統職位一步步推向一種帝王式總統制的推進動作。

對任何政治行為體(包括總統在內)權力的制約,取決于他們在調動包括人員在內的資源以實現目標方面的有效程度。此外,防止越權和過度擴張的法律,以及適用于任何特定職位行為的普遍規范,也同樣發揮著制約作用。

特朗普正在試圖改造圍繞美國總統職位所形成的一整套行為規范。若是比爾·克林頓、喬治·W·布什或貝拉克·奧巴馬時期，總統要求司法部長或司法部去追擊政敵，在當時會被視為完全不可接受。同樣，一個總統以證據薄弱、記錄不充分的所謂“犯罪緊急狀態”為托詞，向美國城市派遣國民警衛隊，或者一個總統在任內仍持續深度介入自家家族企業經營，這些也會被認為是超出可接受界限的行為。這些規范現已被打破,或許是永久性的,但至少在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內是如此。

去年夏天，華盛頓特區一處國民警衛隊巡邏現場。

當從這種打破規范的策略視角審視時,那些看似判斷失誤的行為呈現出新的意義。為什么特朗普政府會無視美國地區法官詹姆斯·博阿斯伯格的命令,將所謂的委內瑞拉幫派成員驅逐到薩爾瓦多?這是一個明顯的錯誤嗎?畢竟,同樣的目標本可以通過其他一些爭議較小、關注度較低的方式實現。也許并非如此。若你的目標是打破規范，你就必須不斷挑戰規范，而這只是其中一種高調的挑戰方式。

消除對總統權力的法律障礙是特朗普項目中同等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正是最高法院發揮作用之處。在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的領導下,該法院的保守派多數表現出以多種方式擴大行政權力的傾向。在2024年7月1日的一項裁決中(距特朗普連任僅數月之前),該法院授予美國總統對在任期間采取的官方行為幾乎不受刑事起訴的豁免權。此外,最高法院最近限制了聯邦下級法院發布阻止總統命令在全國范圍內生效的禁令的能力,并維護了總統在未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解雇獨立聯邦機構負責人的權力。

特朗普政府還在侵蝕通常為立法機關保留的職責。除了扣留已撥付的資金外,白宮還通過將國會議員排除在國家安全問題包括軍隊部署、關稅和利益沖突監督等決策之外,侵犯了國會的權力。這些障礙曾是對歷屆總統行政觸角的重大制約。如今它們正被逐層剝離,造成嚴重后果,例如特朗普家族從加密貨幣交易中獲利高達10億美元,而這些交易在前幾屆政府中本會受到調查或起訴。

唐納德·特朗普之子小唐納德·特朗普與弟弟埃里克，以及特朗普家族旗下加密貨幣公司World Liberty Financial的關聯人士，于8月13日在紐約敲響納斯達克開市鐘。

也許最根本的舉動旨在提升總統的事實性權力，也就是他在現實運作中對行政體系內各機構與人員實施控制并加以動員的能力。盡管開國元勛設想的是三權分立而且彼此平等的政府結構，但在新政之后，一個在治理中舉足輕重的“第四分支”逐漸浮現，那就是獨立或半獨立的機構體系。這些機構有時被稱為“行政國家”，而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陣營的忠誠支持者口中，則往往被稱為“深層政府”。

數十個政府機構，包括聯邦儲備系統、環境保護署、聯邦調查局、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以及聯邦貿易委員會等，對政府的日常運轉至關重要。這些機構的大多數工作并不在總統的直接控制之下，其成員也往往對本機構的使命抱有職業性的承諾，而現政府與美聯儲之間的沖突就把這一點展現得格外清楚。特朗普通過任命親信出任許多機構的負責人來擴張自己的事實性權力，因為這些人更可能順從他的任性指令，也更不可能對他提出挑戰，哪怕他正在違法行事。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對任命那些既缺乏應有資歷、也缺少必要經驗的機構負責人所抱有的那種偏嗜，就變得順理成章了。一個人越不稱職，越可能把自己的地位與前途系于特朗普一身，于是也越可能對他更為效忠，并更愿意與他合流，也越傾向于合作破壞規范。

甚至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也應當放在同一個視角下理解，而不只是把它視為他一貫迷戀關稅、迷戀主權國家之間交易式關系的又一次印證。國會事實上已經允許總統可以針對不同國家、不同商品單方面設定關稅與限制，這實際上會轉化為總統在國內權勢上的大幅增長。因為對全球事務更大的影響力總是轉化為在國內更高的知名度和權威。

更深一層的是，特朗普能夠憑一己之力顛覆美國大型企業的供應鏈安排，無論是蘋果公司還是沃爾瑪，這會迫使這些企業在政治上對他形成從屬與依附。正因如此，我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乃至以強行罷黜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的舉動，與其說主要關乎外交政策，不如說更關乎他的國內議程。

這一國內權力攫取議程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沖動的交匯點。第一種沖動來自特朗普本人及其最親密的顧問,旨在最大化這位總統的權力，以便他能夠實現各種目標,無論是讓其家族獲利、阻撓進步改革,還是摧毀反對派的堡壘,包括自由派大學和律師事務所。

第二種沖動植根于一種政治哲學,由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最有力地闡述——他是一位右翼德國法學家、作家和理論家,在魏瑪共和國和第三帝國時期聲名鵲起。施米特對自由民主與議會統治抱有強烈的輕蔑，認為它們要么根本不適合作為制度來應對國際競爭與國內動蕩交織的復雜世界，要么只是一層體面而虛假的門面，強勢領導人仍能在其遮蔽之下幾乎不受掣肘地行使權力。

施米特主張一種更具威權色彩的權力觀，在其中主權者至高無上，并且在“例外狀態”或危機時刻，乃至在常態時期，都總需要一個最終裁決者。此后，不少保守派思想家都曾借用施米特的觀念，尤其是在右翼領導人被立法僵局或民主決策機制的其他約束卡住手腳的時候。

施米特的思想有時被視為邊緣學說，但它一直與政治實踐近在咫尺。無論左派還是右派，一旦掌權，都曾希望擴張行政權力。雙方也都常常對“什么對社會是好的”抱持某種確定性，并自負地相信行政權力能夠體現這種“善”，至少當行政權力掌握在自己陣營手里時更是如此。

正是這種傾向，使特朗普的議程如此危險。行政權力的擴張不僅會在未來三年制造混亂，并持續讓他及其家族獲利，而且還會從根本上改變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無論繼任者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這才是“特朗普理論”所指向的真正危險。

達龍·阿杰姆奧盧（Daron Acemoglu）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系的學院教授，研究橫跨政治經濟學、長期經濟增長、制度與繁榮、技術變遷與勞動力市場等領域。 他與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因“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響繁榮”共同獲得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還是美國國家科學院成員（2014年當選）， 其面向公眾影響力最大的著作之一是與羅賓遜合著的《國家為什么失敗》（Why Nations Fail），以制度視角解釋國家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