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訪日風光無限？他晚年懺悔：那21天，我一點中國人味都沒了

各位，今兒咱們聊一段往事。這事兒聽著像戲，可它真真兒地發生過，里頭的人，一會兒像角兒，一會兒像提線木偶。1935年春天，有那么二十幾天，全日本好像都圍著一個中國人轉——這人就是咱們的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您要問，他一個“滿洲國”的“皇帝”，跑日本去干嘛？場面大不大？我告訴您，那場面，大到邪乎。可這風光的背后，那滋味兒，只有溥儀自己心里最清楚。后來他自己寫，那是一場“巴結”，一場“戲”，演完了，才咂摸出滿嘴的苦和澀。

1935年4月2號，長春，那會兒叫“新京”。天剛蒙蒙亮，火車站就忙活開了。溥儀要動身了。他穿著特制的禮服，站在專列前頭，站臺上，偽滿的大臣們一個個垂手肅立，那恭敬勁兒，比當年在紫禁城里也不差。火車汽笛一響，緩緩開動，溥儀看著窗外送行的人影越來越小，心里頭那叫一個復雜。他后來回憶，覺得這是以“皇帝”之尊，去“友邦”進行國事訪問，是件露臉的大事。他那個復辟大清、重坐龍廷的夢，雖然被日本人按著一直沒實現，但此刻這前呼后擁的排場，是不是也算一種安慰？一種向夢想迂回靠近的姿態？他說不準，但心里的期待和些許虛飄的得意，怕是有的。

這趟“訪問”，從頭到尾，都是關東軍一手編排的。先去大連，換船。日本那邊早就候著了，派來的不是普通的客輪，是“比睿號”戰列艦，真正的軍艦，還配了幾艘驅逐艦護航。這意思就深了：一來是顯示極高的“禮遇”，二來，何嘗不是一種無聲的示威？溥儀登上“比睿號”，換上一身筆挺的“滿洲國海軍大元帥服”。甲板上，禮炮咚咚咚放了二十一響，專為他設計的“皇帝旗”升到主桅桿頂，海風獵獵地吹。這陣仗，溥儀前半輩子也沒經過幾回。他站在那兒，面朝大海，心里頭那股子虛火，可能又被海風吹得旺了幾分。他覺著，自己好像真的又是個“人物”了。

船在大海上走，戲就在船上開演。4月3號，正趕上日本的“神武天皇祭”。溥儀被請到甲板，面朝東方，恭恭敬敬地行“遙拜之禮”。一個中國的皇帝，哪怕是個傀儡皇帝，在海上對著日本神話里的開國天皇遙拜，這畫面，您品，您細品。溥儀做了，做得一絲不茍。他不僅拜了，還詩興大發，賦詩一首：“海平似鏡，萬里遠航。兩邦攜手，永固東方。”詩是工整的，情懷聽起來也挺“宏大”。可這“攜手”，誰的手在上，誰的手在下？這“東方”，又準備由誰來“永固”？他當時未必深想，或者說，不愿意深想。

4月6號，船到橫濱。嚯，那歡迎的場面，更是了得。天上，上百架飛機編隊呼嘯掠過；碼頭，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宮雍仁親王，代表天皇親自登艦迎接。等坐專列到了東京站，高潮來了——昭和天皇裕仁本人，就站在月臺上等著他呢！這待遇，在當時的日本外交史上，絕對是破天荒的頭一遭。溥儀在《我的前半生》里寫這段，語氣挺平淡：“到了日本東京，裕仁親自到車站迎接。”可在他那些沒公開的手稿里，那股子屈辱和后怕就滲出來了。他后來說，自己那些天的表現，是“連一點中國人味也沒有了”。

接下來十來天，溥儀就像被放進了一個精心打造的夢幻泡影里。他坐上了裝飾著菊花皇室紋章的敞篷馬車，住進了裕仁當皇太子時住的赤坂離宮——那是真正的“東宮”。他拜見天皇和皇后，接受日本最高等級的“大勛位菊花章”；他去參拜明治神宮，向日本的“軍神”致敬；他還去了一個地方——靖國神社。那里頭供著的，很多是在中國土地上燒殺搶掠、最后被擊斃的日本兵。溥儀去了，還鞠躬了。這事兒今天想來，簡直像一根刺扎在民族記憶里。可當時的溥儀，只覺得這是日方安排的、必須完成的“禮節”。他就像一個最高級的演員，穿著華美的戲服，在東京這個巨大的舞臺上，照著關東軍給的劇本，一板一眼地演著“日滿親善”的大戲。

他去代代木練兵場，和裕仁并排騎馬，檢閱日本近衛師團。看著那些裝備精良、殺氣騰騰的士兵，他不由得贊嘆“日本軍人精神，十分健旺”。這話，是說給日本人聽的，但會不會也有幾分是說給自己那顆不安的心聽的？他去陸軍醫院，慰問那些在中國戰場上負傷的日本兵，看著缺胳膊少腿的侵略者，他得送上“關懷”。他還去見了裕仁的母親，貞明皇太后。老太太拉著他的手，話說的特別溫情：“皇帝陛下返回滿洲后，此間每見日落，就會想起陛下來訪之事啊。”溥儀立刻接上：“此后每見旭日東升，定會追憶天皇、皇后兩陛下及皇太后陛下之厚望。”這對話，聽著多么“母慈子孝”，多么“親如一家”。可溥儀晚年回憶時戳破了這層溫情：“坦白地說，那也還是為了巴結。”

熱鬧總有散場的時候。訪日快結束了，秩父宮代表裕仁來送行，話說的很直白：“務請皇帝陛下抱定日滿親善一定能做到的確實信念而回國。”溥儀答得更“懇切”：“我現在下定決心，一定要盡我的全力，為日滿的永久親善而努力。”這話，聽著像是表決心，實際上，是把自己最后的退路也堵上了。

戲臺子上的鑼鼓停了，但戲碼還沒完。人還沒離開日本呢，偽滿的實權人物、總務長官遠藤柳作就來“提醒”了：陛下回國之后，得發一個“詔書”，感謝日本的盛情，并且要把這個精神，告訴“全國人民”。果然，溥儀前腳剛踏回長春的土地，后腳“總理”鄭孝胥就把詔書的草稿捧上來了。這還不算完，那個像影子一樣盯著溥儀的關東軍參謀吉岡安直，特意跑來“指點”：陛下，您要是能親筆在這詔書里添上“依賴不渝”、“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一德一心”這些話，那這份詔書的分量，可就大不一樣了！

溥儀，照做了。1935年5月2日，那份臭名昭著的《回鑾訓民詔書》頒布天下。“朕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這句話，像一道最結實的鎖鏈，把他“兒皇帝”的傀儡身份，明明白白地昭告天下，也死死地鎖定了。他后來想起這事，悔恨交加，說那是日寇示意、漢奸起草、自己親手增改的“妖符魔咒”，是用來毒害東北同胞的。

所以，您看這場歷時二十多天的“親善訪問”，從頭到尾是什么？是一場盛大的、精心策劃的精神綁架儀式。日本人用前所未有的超高規格禮遇，給溥儀造了一個“皇帝尊榮”的幻夢，把他捧得暈暈乎乎；同時，又在每一個環節，悄無聲息地給他套上枷鎖，從遙拜神武天皇，到參拜靖國神社，再到親手寫下“精神一體”，一步步地，把他從形式到精神，都牢牢捆在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戰車上。

溥儀自己呢？他一開始或許還存著些借力打力、光復舊物的幻想，或許在那盛大的歡迎里真的找到了一些虛幻的滿足。但很快，他就發現，自己不過是一個最光鮮、也最可悲的提線木偶。他后來的懺悔是真誠的，他說自己“為了巴結”，“連一點中國人味也沒有了”。這份懺悔，正是因為他最終看清了，那場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般的訪日之旅，本質是一場為他量身定做的精神臣服禮。他所得到的一切表面尊榮，都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那就是他必須徹底交出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靈魂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