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定廣 | 心香不負 鄉情入骨——王友良散文集《心旅札記》序

心香不負 鄉情入骨

——王友良散文集《心旅札記》序

韋定廣

最早認識王友良并讀其文字，是40年前的事情，那時他還是一名頭腦中整天想著高考的文青少年；文章遣詞造句、謀篇布局明顯帶有中學生難免的稚氣與單純。然而，他卻真的是喜歡寫作、熱愛寫作。在那時我就隱隱感覺到：寫作似乎就是他與生俱來的興趣和使命。多次代表學校參加市、縣中學生作文比賽并獲各種獎項，是他當時所能夠取得的重要“成就”；而后順利通過高考進入蘇州大學中文系，自然是心想事成、如魚得水……

他進入大學后，在差不多近30年的時間段里，雖然我在上海他在蘇州，距離很近但由于都在為自己的“生計”問題操心勞碌，幾乎斷了聯系。在我，最多心深人靜時或有他中學同學來訪的談話間隙，偶爾會想到他：不知最后怎么樣了？除了老鄉、師生關系，或許由于自己年輕時的經歷與夢想，對于那些喜歡寫作并且有這方面才華的學子們，內心深處總是多幾分偏愛、關注與期待。

最近10年，本人退休后多在蘇州鄉間居住，時有昔日朋友或學生來訪，不斷從他們口中得知王友良大學畢業后的工作情況：先是留校、后做記者，再后來更多地在蘇州從事地方行政工作……幾年前有機會互加微信，終于又續上了斷了幾十年的聯系，知道他工作之余更多地從事書法研究與創作，并且取得了很不錯的成績。2021年冬季某日，他將一些書法作品發給我品鑒。他的草書字體及其典雅風格深得我的喜愛，于是下功夫為之寫了一篇評介文章《藏巧于拙，雅秀超俗——談王友良及其書法》，刊載于《中國藝術報》2021年12月10日。但贊賞之余，又不免暗暗為之惋惜和遺憾：怎么將寫作丟掉了呢？這才真正是你特長或天賦所在啊？

不曾想到最近一天的深夜，他突然通過微信給我傳來一部文集，并囑我寫篇序。粗粗展讀便心生喜歡，于是寫序的事便一口答應了下來。

他的這部《心旅札記》屬于散文類作品。在閱讀文稿過程中，我一直在琢磨一個“老”問題：什么樣的散文才是好散文？

回顧新中國散文史，曾經有兩位作者的散文大受追捧，甚至一度成為中國年輕人散文寫作的“模板”。一是60年代作家楊朔先生的散文，還有就是90年代曾經風靡一時的余秋雨先生的散文。二者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和文學史地位，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在我看來，他們的缺陷也很明顯。

楊朔的散文有著固定的“模式”：以寫景狀物始，繼而敘事鋪墊，最后突然升華主題，形成一定的閱讀張力，從而達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目的。我們這代人都是讀著楊朔的散文長大的（其作品是當時中學各年級語文課本的重要篇目），“楊朔體”幾乎成為寫作記敘文的“樣板”。然而，在“我們”長大以后，漸漸覺得這種套路化散文多少有點“面目可憎”：強行拔高主題，導致文章的思想情感生硬而牽強；讀者較易形成對行文邏輯的預判，從而失去閱讀的新鮮感。另外，過度追求語言的畫面感、韻律美以及感染力，整個文章難以避免矯揉造作痕跡。

余先生的作品以“文化大散文”著稱，例如其代表作品集《文化苦旅》中的所有篇目，無不以中國歷史上某個宏大的文化事件為敘述對象。對于這些事件本身，大多數讀者無疑是感興趣的，文章寫得也有相當的可讀性。但問題是作者多以“文化智者”的視角審視歷史、裁判歷史，特別是以居高臨下態度強調“宏大文化命運”主題。這種精英化敘述模式導致作品與普通讀者在心理或心靈上產生距離。另外在語言方面犯有和楊朔同樣的毛病：過于追求辭藻華麗而顯得刻意煽情，缺少文本的自然質感。

大約30年前的秋天，我在渤海灣深處的一個小島上，意外發現了一本沈從文先生的《湘行散記》！對于從文先生的小說，我是很熟悉的；由于多種原因，以往對他的散文涉獵不多。“散記”以30年代中期作者回鄉探母的水路行程為線索，將沅水領域的風土人情、社會底層各種人物生存圖景以及故鄉的歷史變遷娓娓道來。強烈地吸引我并形成閱讀沖擊的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作品并非單純的鄉土懷舊，而是在經歷都市文明沖擊后，對故鄉文化的重新審視和精神回歸，尤其是字里行間蘊藏著對生命本真的追問，從而賦予鄉土書寫深刻的哲學意味；二是其文本特質，既不矯揉造作也無刻意營造，而是簡簡單單地以“水路行程”為敘述線索，“邊走邊記、邊觀邊思”，形成一種“在場式書寫”風格，語言平白如話，然而卻兼具詩性的空靈與紀實的厚重……

毫不夸張地說：這本《湘行散記》不但使我更多知曉了沈從文先生文學創作的多元性及其藝術成就，而且明白什么樣的散文才是真正讓人愛不釋手的“好散文”。簡單地說，那種讓人讀之即如啜香茗、如飲陳釀的散文，風格或許百花齊放、內容可能各有千秋，但作品的思想情趣和語言文字一定是美的，美得讓人心醉、美得讓人心悅誠服。

王友良的散文能夠達到這樣水準嗎？在打開他書稿的電子文本時，我多少是心存疑慮的。帶著滿滿的期待和些許疑慮，開始認真翻閱這本《心旅札記》。我是不習慣電子文本閱讀的，但漸漸被其中的內容及文字所吸引，有耐心地仔細閱讀每一頁、每一行文字……

《心旅札記》分為六輯，所寫大致三方面內容：一是對故鄉人情風物的回憶；二是大學畢業后工作所在地的人文與風景；三是外出旅游時所見所聞、所思所感。

我與王友良除了師生關系外，還是原籍居住地距離很近的老鄉，更兼之自10年前退休后主要生活在蘇州；因此毫不夸張地說，他文集所寫每一方面內容我都很熟悉，甚至有些不但熟悉而且曾親歷其中。然而讓我大為驚訝的是：原本在我非常熟悉、早已視若無睹的內容，在王友良筆下竟然綻放出異樣的光彩。

例如收入第一輯的前5篇，文章的“主角”分別是谷莠子、蠶豆花、菖蒲、楓楊樹、麥蕎蕎五種植物。這五種植物在蘇北里下河地區的田野上或河道旁隨處可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所以在從文集“目錄”上看到這五個題目時，心底很是不以為然：這些有什么好寫的？然而讀了后卻如同口含橄欖，越嚼越覺得有“味道”。如果是很客觀地介紹這些植物的形態特征、生長習性、經濟價值等，那就成了“植物志”。文章表面上以植物為題，實則卻是寫“我”：“我”與它們的交往、“我”對它們的認識、“我”和它們的情感糾葛……很顯然，這不是在寫花草植物，而且寫作者自己了，寫作者自己在經歷人生的大半旅程后對生命的重新體驗與認識。

王友良生在農村，長在農村，直到高考升入大學后才離開家鄉。或許是里下河地區美麗的鄉景在他童年及青少年時期的記憶里過于豐富和深刻，以致在他進城讀書或工作后不但時時想起，而且念念不忘。他在文中深情地自述：“鄉村的原野，我是很熟悉的。……那時還小，還不知道我漂泊的數十年后，還會那樣刻骨銘心地思念兒時鄉村的生活。……現在喧囂和激情已經不能讓我感動，生命走到今天，我強烈地盼望著能陪伴這田野。土地是這樣的廣闊、慈愛，不動聲色，而我的生命卻在隨著每一個季節倉促老去……”由此，字里行間始終飽含濃濃的鄉情，也就成為這本《心旅札記》的最重要藝術特點。

人們經常將有無“意境”或“意境”如何，作為評判詩詞類作品的重要標準。其實是否具有優美深遠、感人肺腑的意境，往往也是散文優秀與否的基本要素之一。如何使“散文”成為散文，特別是成為“好”散文？關鍵在“意境”！這在友良的《心旅札記》中同樣有所體現。

應該承認，并非文集的每一篇作品都是讓人讀后難以忘懷的上乘之作或“好”散文，有些寫得平鋪直敘，甚至比較勉強。例如：《伍佑：不老的傳說》、《小鎮二題》（《陳墓》較《千燈》稍好）、《走向九寨》等，而那些讓人過目難忘甚至拍案叫“好”的，無不是意境濃郁之作。例如《一路梅花到崦西》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初春賞梅，本是蘇州的歲時風俗，作為“文人雅士”自然難以免俗。自古以來，蘇州賞梅首推光福鎮“香雪海”，作者根據汪琬詩句“一路梅花到崦西”的指點，開始“尋梅”。作者沿著崎嶇山徑，先后與元末明初徐達左的耕魚軒、顧德輝的玉山佳處等景點擦肩而過；“一路逶迤，一路猜想：是梅樹開了路，還是因路種了梅？”走著走著，漸漸沒有了標志，“路上出現了一個彎，而后又是一個彎，就這樣拐進去吧，山路彎彎，本就是梅樹的氣質啊。”最后到達虎山高處，在此作者想到古代袁宏道、吳寬、馮桂芳等人游山賞梅的情景：“究竟有多少人來尋梅，數不清了；他們已經成為梅海里的一道特殊的風景。其實過去了，也就安心了。……梅花孤清高潔，報春而后隱去，這與人的品性如此相融，一切的疲憊、憂煩、離愁等都暫時隱退，目光里只是盈滿春的笑意”……

如果文章只是局限于寫自己的游山賞梅的具體過程、所見風光，而且平鋪直敘，那就了無意境可言。然而，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很注意情景交融手法的運用：梅樹（花）作為“景”，是最重要的意象；在加入了“我”主觀情感的浸透熔鑄后，“景”就不再是一般的“景”，而是作者思想情感的“物化”，“情”也不再是一般的“情”，而是經過作者高度審美情趣的觀照、過濾后，成為有具體意象寄托的精神氣質。

意境的特征是“含蓄蘊藉”。王國維先生在評論姜夔詞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在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借用王國維的這個觀點讀王友良的《心旅札記》，“好”的篇章無不多言外之味、弦外之響，即意境深沉豐富之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兩篇，另外如《海棠花開的日子》、《晚來天欲雪》、《烏桕紅，秋聲遠》、《樹山翠冠江南雪》等，也都寫得意境深遠、情趣濃郁。

據我所知，王友良有很不錯的古詩詞功底。或許與此有關，善于借助鮮明生動的具體意象營造出神入化的意境，正是我們讀《心旅札記》中許多作品時獲得的深刻印象。

任何散文家都重視語言，區別只是風格不一：有的特別重視各種修辭手法的運用，詞藻竭盡華麗雕飾之所能；有的則盡可能注意表達的清新與自然，努力用一種口語化的文字將思想情感、風景人文等娓娓道來，給讀者留下的感覺是入心貼肺、如沐春風。有人喜歡前一種表達，也有人喜歡后一種風格；真正的散文大家，卻是后者居多。例如，巴金、沈從文、季羨林、汪曾琪等，甚至還有豐子愷、梁實秋、林語堂等人的作品。我個人也是推崇后者的，巧合的是，王友良的文章也具有這樣的語言風格。試看他文集中的兩段文字：

“我喜歡走在長滿蠶豆的田埂上。腳下的火絨草把田埂沒淺沒深地纏織成網，白色的蠶豆花夾著些紫色，隨風搖晃，一陣風過，誘人的蠶豆花香悄悄從鼻翼溜走，引得人莫名興奮。蠶豆伸枝抽葉可著勁兒，肥篤篤的葉片擠滿整個空間，篷篷炸炸，春天仿佛也被這小花點燃，閑了一冬的日子開始喧鬧起來。”

“蠶豆花只是大片大片麥田的點綴。麥田的綠色一天濃似一天，那可人的蠶豆花就雜在綠色中跳跳閃閃。綠色密不透風，可那一點白里透紫的顏色卻是有點古靈精怪，在滿眼綠色中探頭探腦。”（《蠶豆花·蠶豆·緣緣豆》）

這兩段文字在字面上平白如話，然而卻非常清新自然地寫出了蠶豆花的形態、質感、顏色等，不但讓讀者透過這些文字明白“看”到了蠶豆花的清純秀麗的形象，而且“聞”到了它的芳香、感受到它蓬蓬勃勃的生命力；而這一切背后，卻又是作者對春天、對生命的無比歡欣與向往。

作為一種負載人生體驗或生命激情的文體，由于寫作者個體的性格、氣質、修養、閱歷以及審美趣味的差異，不同散文語言自然風格紛呈、多姿多彩：或峭利冷峻、或溫潤平和、或典雅瑰麗、或樸實清秀……縱觀王友良的散文語言，最大的特點或許主要表現在：除了鮮明生動的畫面感，就是在空靈婉約、娟秀纖巧中，洋溢著蘇北里下河地區特有的不事雕飾但又動人心弦的鄉野味道……

散文有不同種類，概而言之，包括抒情、記事（人或景）、議論等類別。所謂“分類”，其實就是各有所側重而已，因為一篇散文或許既有抒情、記敘，也包括議論性文字。

抒情性散文往往以作者的情感為結構線索，將所要反映的生活內容聯結成一個藝術整體；其方式可以是直抒胸懷臆，也可以借景（事）抒情、托物言志。《心旅札記》中的大部分篇章應該都屬于此類，這也是王友良筆下最為成功的文字。例如《海棠花開的日子》，無疑屬于此類中的上乘佳作。此文寫得詩情畫意濃郁、藝術韻味十足，并且語言也很美；所以，稱之為“美文”并不為過。

文集中有幾篇散文記敘色彩較為顯著。其中有記人為主的，如《咬秋》中的王老爺子，形象生動感人，讀后如立眼前；也有側重記事的，例如《煙雨皇羅寺》主要寫蘇州陽澄湖邊皇羅寺的歷史變遷，《尋覓長洲苑》介紹蘇州市相城區長洲苑的歷史人文情況以及開發和建設……比較起來，似乎記事類不如記人的更加生動、更加充滿情趣。后者尤以記述與蘇州大學嚴迪昌先生交往的《春已暖，花已開》，寫得最為真切感人。

令人高興的是，《心旅札記》不但抒情類散文寫得情深意切，記敘性散文余韻幽長，而且一些偏議論或理趣的作品寫得也很不錯。《晚來天欲雪》并不是寫一場具體的雪，而是借助“晚來天欲雪”這個人人熟悉、個個期盼的自然現象，表達作者對生活本質的認識。文章以人們為什么喜歡下雪為線索，將自己的思緒層層鋪開，文章一波三折、一唱三嘆，將真摯流動的情感融注于生動有趣、令人無限遐想的形象，從而呈現出一種理趣之美。

《月色如水濕南窗》是很一篇獨特的文字，或者也可以當作作者心境自述來理解和閱讀。在文中，友良坦承：“我從來沒有要當作家的念頭”，然而卻喜歡寫作這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因為它可以讓你不顧及塵世間的各種規矩，不顧及世俗的各種束縛，讓思想情感自由地流動；“多少個夜晚，我一人坐在窗前，把長長的思緒梳理成美麗的篇章……這時我的心境會回到懵懂時代一般甜蜜的境界，這是那樣的深邃、悠長”。

不想當作家的人，卻具有當作家的氣質與天賦，尤其是在繁忙工作之余，還能夠真誠地梳理自己的“心旅”歷程，奉獻給讀者一大批優美的散文。無論如何，可喜可賀！友良前面的路還很長，相信隨著行政工作重負減輕之后，會在文學創作領域取得更為驕人的成就。

備注：作者原序全文近萬字，本公眾號發布時有刪節，以適應網絡閱讀。

作者簡介

韋定廣，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獲學士、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獲博士，曾任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博士生導師和“學院名師”、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上海）。出版多部重要學術著作以及散文隨筆集《風景與文化》，有10余項研究成果獲得上海市政府、江蘇省政府及全軍級別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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