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演達是誰出賣的？黃維調查后撰文為陳誠辯解：他沒有出賣鄧演達

1982年9月的北京略帶涼意，在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辦公室里，68歲的黃維收到一封落款為“農工黨中央黨史研究委員會”的回函，他盯著信封邊緣折痕，眼睛里閃過一絲期待。半年前，他因一篇舊報紙上“鄧演達被陳誠出賣”的說法而坐立不安，這封回信答不答疑，對他而言都像是一枚沉重的秤砣。

回到1950年代，黃維被關押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時，閑暇里最常做的事就是翻舊書。某天，他無意中翻到《救國時報》1934年合訂本，里面涉及“第三黨”組織的零星報道。那一刻，他第一次認真思考：鄧演達的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當時身份特殊、信息封閉，只能暗暗記下疑點。

特赦后的黃維在政協擔任文史資料專員，接觸史料比過去方便得多。1979年起，全國各地陸續開放檔案閱覽，他干脆利用職務之便，跑遍中央檔案館、首都圖書館，甚至托人在南京、上海找舊卷宗。有人問他為何如此執拗，他輕描淡寫：“弄清一樁舊案，算我晚年的一份功課。”

鄧演達與陳誠的交情，在保定軍校已埋下伏筆。1919年，一個是八期學員，一個是七期畢業留校助教，兩人經常在操場邊討論“三民主義”與“民生主義”。從學員回憶可知，私下稱呼直呼其名——當時這種平等口氣在軍校極罕見。師生情誼延續到粵軍時期，鄧演達曾在潮州分校點名要陳誠任副官。

1924年夏夜的黃埔，蔣介石查崗，看見燈下有人讀《三民主義》便駐足。第二天全校點名表揚，獲此“好運”的正是陳誠。外界往往把這幕視作陳誠“投蔣”的開端，卻忽視了背后推舉名單的仍是鄧演達。黃維在調閱黃埔校本部檔案時，找到了那份編號41號的任命呈報，簽字主筆赫然是“鄧演達”。

時間來到1931年8月17日13時，上海愚園坊20號的一間出租屋里，鄧演達講完形勢報告準備離開，突遭特務圍捕。關于內奸身份，幾十年眾說紛紜：有人指向陳誠，理由是鄧演達有意“聯絡十八軍”。可陳誠這天身在江西吉安督戰，行程電報留檔可查，晝夜皆有記錄。黃維查閱當年吉安行營日記，確認陳誠確實未離隊。

黃維進一步追蹤嫌疑人名單。上海市檔案館存有當年市警局一份編號C1342的檢舉信，落款“陳敬齋”，時間為1931年7月16日。檢舉信稱“愿提供鄧演達動向，希酬以津貼并助出洋”。字跡潦草卻清晰。更重要的是，黃維在《江蘇省政府公報》第627期找到王懋功轉呈的批示：“即派王柏齡督辦。”鏈條由此形成。

為核實結局，他跑去中央司法部檔案室，調到1951年6月19日南京軍法處的刑事判決書。紙張泛黃，判決人正是“陳敬齋”，罪名“叛國引敵、間諜賣友”。執行抄錄時，黃維在頁邊寫下八個字：“真兇落網，鐵證如山。”

有意思的是，黃維并未就此罷手，他仍想搞清蔣、陳之間對事件的態度。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記錄顯示，1931年9月10日陳誠致電南京，請求“寬大處理鄧擇生”。蔣介石批示“從寬”，可兩個月后仍下令秘密處決。對比陳誠10月、11月多封日記與信件，內容反復提“友誼”、“痛心”，甚至寫過“若無果，將乞骸骨”。這些文字雖帶個人感情，卻能勾勒出當時的無奈。

黃維把所有影印件裝訂成一本二百余頁的小冊，題名《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首章既為鄧演達立傳，也側寫陳誠。稿子完成后，他在扉頁寫了句自語：“是非自有公論。”隨后寄到數家刊物與農工黨中央。那封九月回函便是正式答復——“出賣者為陳敬齋，非陳誠。”

信拿在手里，黃維沒有多說話，只是輕輕合上書稿。陪在旁邊的工作人員聽到他喃喃一句：“終歸還是清白的。”短短十個字，既像對友人的交代，也像給自己二十多年疑惑的停頓符。

此后幾年，這部調查稿多次增訂，先后被《文史資料選輯》采用。相關檔案也在農工黨“第三黨史料”專欄公布，連同鄧演達案全部卷宗，向社會開放查證。陳誠是否參與“第三黨”，仍存學術分歧，然至少“出賣”一說已無證據支撐。

黃維常說：“軍人講究恩義。”他或許承認政治立場分歧，卻不愿把師生、戰友間的信義輕易抹殺。多年苦尋，換來的不僅是一份澄清，也為研究者增加了一段可靠史料鏈。考據工作的價值，正體現在此類微小卻堅實的推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