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可真是個好地方啊” ——懷念我的父親閻紅彥

編者按：
閻紅彥（1909年—1967年），原名閻候雁。陜西省安定（今子長）縣瓦窯堡人。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書記、書記、副省長兼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云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職。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四人幫”殘酷迫害，于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飲恨自殺。1978年1月，中共中央對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并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本文作者系閻紅彥之子閻澤群，文章寫于1978年8月。

送父親到八寶山

1978年1月24日這天，北京很冷，但陽光還好。我捧著父親的骨灰盒，妹妹端著他的遺像一步一個臺階，默默地走進八寶山革命公墓靈堂正廳，我們把父親的骨灰盒放在朱總司令、賀龍、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遺像面前。

父親又回到老戰友中間來了。我們低頭默哀，不僅僅為我的父親。這里的許多遺像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都是那么親切，那么熟悉，他們的名字與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是分不開的。

我們把父親的遺骨從遙遠的云南護送來京。從昆明到北京的四小時航程中，我望著窗外疾逝的白云，深知這時正飛越父親一生眷戀、一生為之奮斗的山山水水，但再也聽不到他經常愛說的那句充滿感情的話：“這里可真是個好地方啊! ”我頓然感到，失去父親，我們是多么寂寞。但是在真正的共產黨人中間，是沒有寂寞的。

在那灰色的禮堂里，哀樂低回，悲聲四起。我看到了黨中央和很多領導人贈送的花圈，看到了鄧副主席剛毅的面容，我看到了許多革命老前輩在父親的遺像前肅立，有些白發蒼蒼的老人竟痛哭失聲。

這時，我真想大聲呼喊：“爸爸，林彪、江青那幫壞家伙全都垮臺了，您可知道 ? 黨中央為您伸了冤。鄧伯伯，還有這么多老戰友都來看您了。”

父親是受盡“四人幫”的摧殘和折磨，于1967年1月8日離開我們的。在那烏云蔽日、歲月不流的日子里，我被關在一間隨時要倒塌的名實相符的牛棚里。很長時間沒有人說話，也沒有書讀。這倒使我有時間回憶和思考。父親那魁梧的身影、坦蕩的笑容時時浮現眼前。我沒有和他長期生活在一起，戰斗的生活使我們一家人總是分別重逢，重逢又分別。一幕幕相聚無多的場景，很不連貫卻都清晰，就像一部有待剪輯的紀錄片，在腦中映過。

父親與陜西

我們的老家是陜北。1925年，父親還未成年，就從這里走上了革命的路，把自己的一生交給了黨。大革命失敗后，“八一”的槍聲在陜北引起了回響。父親參加了謝子長、唐澍等同志領導的清澗起義，從此就再沒有放下槍桿。

1931年，黨派他到山西組織武裝斗爭，在呂梁山區，他和楊重遠、吳岱峰等同志一起建立了晉西游擊隊，這支隊伍打擊了當時山西軍閥的統治。然后又西渡黃河，與謝子長、劉志丹同志會合，和戰友們一道使紅旗第一次飄揚在陜甘高原的上空。

為了在西北建立革命武裝和根據地，他幾次灑下鮮血。只是由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危害，他和謝子長同志被迫離開了自己的部隊，到白區工作，繼續戰斗。

中央紅軍長征北上時，父親正在蘇聯，他渴望戰斗，急切要求回國。他和劉長勝同志一起，帶著共產國際的密電碼，從新疆、綏遠歷盡艱險，終于又踏上了故鄉的黃土。他向黨中央報到，向毛主席請戰，同宋時輪、蔡樹藩、杜平這些從南方來的戰友一道出發東征，然后并肩為中華民族解放的圣地一一陜甘寧邊區站崗放哨。

抗戰后期，父親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這時我已經記得事了。逢年過節，父親的窯洞總是很熱鬧，黨校的同學、前線歸來的戰友，到一起就天南地北地談起來，用各種口音評述著前方的消息和后方的新聞。

那時候，他們個個年富力壯、英俊豪爽。有時候，為弄清一個學習中的問題爭得面紅耳赤，偶爾也弄點什么吃的，邊做邊吃，還不住地開著玩笑。他們把歲數稍大些的陳奇涵伯伯和邵式平伯伯稱作陳老，邵大哥，愛用胡子扎小孩的是陳賡伯伯。

童年的我，只知道他們都是爸爸的好朋友，不知道他們是八路軍的什么政委和什么長。一年春節，客人又來了。其中一個大個子，手提小口袋，一進門就舉著手里的東西嚷道：“老閻，今天我請客，你知道這是什么？好東西喲！白花花的大米，你們陜北可沒有。”接著，他用南方口音風趣地唱起來：“陜北好地方呀，小米子熬米湯！”惹得大家都笑了。父親卻認真地說：“我們陜北可真是個好地方。有了這塊地方，毛主席和總司令指揮全國抗戰；有了這塊地方，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我在蘇聯天天吃面包，可就是偏要回來吃小米，將來勝利了，咱們一定還會想念陜北小米的。”

離這話說過了將近二十年, 那位叔叔又到北京飯店看父親。這時，他們都已兩鬢斑白了。他們回憶起延安時，叔叔說：“延安小米真好，現在我還常常弄點小米熬稀飯呢。”父親說：“小米當然是好東西。主席、總理都夸獎過陜北小米。咱們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陜北人民為革命付出的代價可不輕。子長、志丹，還有許多同志都犧牲了，我們的家都被國民黨燒過，可是當紅軍的更多了。有些地方，除了地主豪紳，幾乎家家有人參加革命。”客人點頭說：“是啊! 長征兩萬五千里，腳板都跑破了，一到陜北，心里嘀咕: 這么個窮地方，說話都不懂，能站得住嗎？陜北老百姓硬是好，我們是忘不了的。”父親說: “要不是中央紅軍到陜北，這塊根據地也很難鞏固,，還是黨中央的路線正確，我們終于勝利了。”

父親在二野時

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春天，我和妹妹到豫北焦作見到了父親。我們剛從延安的山溝進城市, 連電燈都沒有見過，什么都新鮮。父親領我們去看發電廠和自來水公司，邊走邊告訴我們：“這里出煤，外國人早就看中了，咱們現在住的房子就是英國經理的房子。”路過一片青翠的竹林，父親又指點我們：“這是竹子，南方多得很。在黃河以北長這么好的竹子就很少見了，焦作這一帶真不錯! ”

正說著，兩架國民黨的飛機從頭頂上呼嘯而過。父親輕蔑地看一眼，接著說：“我們從日本人手里奪回這塊地方，蔣介石又想搶走，看來內戰是要打了，也許我們會離開這里。過幾天送你們去后方，一定要好好念書，將來不僅是這塊地方，我們還要解放全中國。那時候，咱們自己開煤礦、修鐵路、建工廠，沒有知識可是不行。”

不久，解放戰爭全面展開。我隨學校轉移，與父親失去聯系。但是，我知道，劉、鄧大軍打到哪里，他就在哪里。

1949年8月，我又在南京見到父親。他非常高興，指著我對幾個同志說：“這孩子剛從北平來。十二年前他剛兩歲多，從北平的監獄里出來到了延安，現在又回到北平念書。真沒想到這么快，北平、南京都在我們手里了！”他向我問北平的情況，我說不了多少，因為學校紀律很嚴，不能隨便出去。

父親對北平是熟悉的。1933年到34年，他在平津察綏一帶搞兵運工作。北平在他的記憶里是寒冷、饑餓的地方，并且隨時有被捕、殺頭的危險。這次相聚時，他告訴我：“1933年冬天，我們幾個同志兩三天都沒有吃上干的。幸好我還有件破棉袍，就拿到沙灘一家當鋪當了，大家才痛痛快快吃了一頓燒餅果子外加豆腐腦。以后到北平要去找這家當鋪，把棉袍贖回來。”我說沒有看到街上有當鋪。父親笑了：“你們眼里的北平和我當年看到的不一樣。北平有很多好地方，不過那時候我們去不成。北平就要成為首都了，一定會建設得更美，我們住過的那些小胡同也許找不到了。但是以后到北平，燒餅果子是非吃不可的。”我問父親是不是留在南京工作了，他說：“全國沒有解放，我們的腳停不下來。”

父親入川

1949年秋天，二野進軍西南，我跟著父親從湖南常德出發，經湘西入川，當汽車盤旋行駛在高山公路上時，父親就喜歡講這支部隊的戰斗歷程：從太行山到冀魯豫；渡黃河，逐鹿中原；挺進大別山；接著戰淮海，過長江，一直打到蔣介石的老家。

他深情地談起這些戰斗過的地方、這些地方的人民和這支英雄的部隊。他說：“打了這么多年仗，我們的隊伍越打越大，越戰越強。兩年前在大別山，幾十萬敵人包圍我們，遠離后方，真艱苦啊! 劉司令員、鄧政委，全軍上下都自己動手縫棉衣。現在坐著汽車在追敵人, 眼看全國就要解放了。”

快到秀山時，父親眺望車外，興奮地說：“我們進四川了！”偶爾路過一些小村莊，只見幾間破茅屋，老百姓衣衫襤褸和這里秀麗的山色極不合諧。我禁不住自言自語：“原來四川這么窮！”“你說什么？”父親瞪我一眼，“你連‘天府之國’都不曉得？這里地上能長很好的莊稼，地下有煤有鐵，富得很哪！還有很多土特產，就拿川東來說，萬縣牛皮、江津廣柑、涪陵榨菜，這都是國內外有名的。”

“爸爸你又不是四川人，還盡說四川好。你看這么冷的天氣，老百姓連鞋都穿不上。”我指著路邊幾個光著腳看汽車的小孩，證明我的論點。父親沉默了一會說：“現在老百姓窮得很，蔣介石把這里糟踏苦了。其實，全國哪里不是這個樣子？我們會搞好的，用不了多久就會改變樣子。”他停了一下又說：“我不是四川人。四川可出了不少人才，總司令、我們的劉司令員、鄧政委，還有陳老總、聶老總等，他們都是四川人，賀老總也在這里打過仗。長征過四川，又有許多人參加了紅軍。”

入川后的第一個宿營地是酉陽。剛住下，一隊戰士從門前經過，邊走邊唱：“大呀么大西南，好呀么好地方，金銀煤鐵地下藏。”這個調子我很熟悉，我們在后方學校里唱過，但歌詞不完全一樣。我笑著對父親說：“這是你們二野的軍歌吧？挺進大別山就唱‘大呀么大別山，好呀么好地方’。渡江時，又唱‘大呀么大江南，好呀么好地方’，現在又是大西南了。”父親也笑了，說：“可不是嗎？我們中國哪里不是好地方？這個歌好聽，也好學，我們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走到哪里就把哪里改造好，建設得更好。”

從此，父親在巴山蜀水間度過了十個春天和秋天。無論在重慶，在成都，或者開會來北京，遇到老戰友時，說不了幾句別的，就會聽到他帶著濃重的陜北口音，像夸家鄉似的說：“我們四川……”

1958年初春，我在成都養病，父親有任務去武漢。幾天后，我到車站去接他。火車停定，我看到一個人先敏捷地跨出車門，是周總理！父親跟著也走下車來。他們興奮地交談著，顯然還繼續著車上的話題。

回到家里，父親向我們講述了總理從武漢溯江而上到重慶的經過。父親說：“為了開發長江的水利資源，總理親自視察了三峽。總理指示，現在就要著手規劃、勘探，建設長江的水利工程，是有關子孫后代的大事。我跟總理說，‘我們四川何止四條川，許多支流的水力資源也很豐富’。總理說‘是啊！農業離不開水利，工農業都需要電，四川條件不錯，要抓緊搞上去’。我說，‘封建時代李冰父子還修了都江堰，我們共產黨應該給人民辦更多更大的好事’。總理對重慶很熟悉，他談到抗戰期間蔣介石把重慶搞得烏煙瘴氣，他每次從延安到重慶都感到不舒服。現在重慶有了無軌電車，市容也整齊多了，社會風氣發生了根本變化。總理對城市建設非常關心，要我們在發展生產的同時，一定要組織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讓老百姓過得更幸福，更文明。”

那天晚上，父親談得很多。最后，他叫我回北京不要走寶成路，先到重慶住幾天，和剛解放時對比一下，然后坐船到武漢。他說：“過三峽，看看祖國的河山多么雄偉壯麗！年輕人多見識一些很有好處。愛祖國愛人民，都不是抽象的。”

在云南的日子

父親主持云南工作的七年間，我只去過一次昆明。那是1961 年春節前，離開冰封雪飄的首都，幾小時后，滿眼是青山碧水，院子里茶花開得分外嬌艷。

晚飯后，父親回家了。看見我和妹妹特別高興，劈頭就問：“怎么樣？”我們一時不知怎樣回答。爸爸補充說：“我是說，昆明怎么樣？”妹妹講了她的初步印象：暖和，不像冬天；地里有莊稼，到處都是花。

“在北京就跟你們說過，我們云南可真是個好地方啊！”父親笑了。接著，他就像給我們上地理課似的，從氣候、山川說到物產，從蒼山、洱海說到西雙版納，還講了一些少數民族的風土民情。我故意插了一句：“你過去在四川，說四川好。現在到了云南，又把云南說得這么好。究竟哪里好呢？”他不介意，好像這根本不是什么問題，但表情嚴肅了。他繼續說：“云南日照時間長，氣候溫和，也有很多平壩，可是雨量少，干旱缺水，如果多幾個滇池、洱海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耕作水平低，有些地方還在刀耕火種，落后得很哪！比起川西壩那是差遠了。交通不便，特別是文化落后。我們得花很大氣力，要辦的事情太多了。”就這樣，一直談到飯桌上。

父親給我們介紹了兩樣在北京沒有見過的鮮菜，接著又說：“云南恢復得很快。昨天請鄧政委吃過橋米線，那是云南的特殊風味。鄧政委問我，‘老百姓吃得上嗎？’我告訴他‘可以吃到了’。他說，‘那就好嘛，要是老百姓還吃不上，你就不要請我。”父親告訴我們，鄧小平總書記當時正在昆明，要到西山龍門看滇池，我們也可以跟著去看看。

在昆明的十多天里，我們很少跟父親一起出去玩。一天，他叫我和妹妹隨他去散步，從住所旁門出來，走到ー條小街，正逢趕街 (集)，擺滿了各種蔬菜和日用土產。父親與趕街的農民交淡，詳細詢問這些東西的價錢，農民賣的東西都是分等按質論價。

然后，我們走進一個水果店，水果不分大小好壞一股腦堆在那里。父親故意挑好蘋果，被售貨員制止了。他問售貨員，為什么不像集市上那樣，把好的和壞的分開來賣？售貨員不耐煩了，干脆不理他。

回來的路上，父親說: “你們看，本來很簡單的道理，我們的商業部門就做不到。搞經濟工作，又不用經濟辦法，怎么搞得好？農村中的政策問題就更多了，我們云南山多，具有立體氣候，發展多種經營很有條件，可是現在有些地方連羊都不讓養；土特產價格不合理，收不上來。在延安黨校禮堂外面，就是毛主席親筆題的‘實事求是’，可是這么幾年浮夸和瞎指揮，讓國家和老百姓都吃了虧。光講空道理沒有用，過幾天我還要下去呆一段時間，我們要從實際出發，定出些具體辦法，讓農民得到實際好處，云南的面貌才能變得快一些。”

父親在云南期間，經常到北京開會。他見到羅瑞卿同志就談駐軍屯懇和邊疆工作。見到王震同志，就談在云南發展橡膠生產。他還專門和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研究云南的建設和發展。他的心思一刻也離不開云南。

有一年春節在北京，兩位駐京工作的云南干部來看他。談了幾句話，父親的臉嚴肅起來，“你們最近搞了一大批絹花運到昆明，真是亂彈琴！運輸本來就很緊張，云南有的是鮮花，這些東西搞那么多去干什么？辦事情總該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生產建設急需些什么，不要再搞那些花花梢梢的東西了。”

那幾年，父親每次來北京，一見面我們幾乎就能從他的表情看出云南當時的氣候和收成。有一次，我到飯店看他，剛到門口就聽到他的音聲: “我們在地方工作，就要對這個地方有感情，做名副其實的父母官。要有事業心、責任感和進取精神。”原來里面在談話，我們沒有冒然進去，可是我的孩子忽然叫了聲“爺爺”，父親走出門，沒有說話，揮揮手，示意我們到別的房間去。秘書告訴我們: “云南大部分地區久旱不雨，看來小春要減產。第二次我們又去時，秘書正向他報匯“家”里的長途電話: 抗旱取得了很大成績，明、紅河、昭通，還有幾個地方又下了雨。說到這里，父親才發現我們站在門口，便一下抱住剛剛學會走路的小孫子，把他舉得高高的，笑著說: “小家伙，快長大吧! 長大了學水利，來我們云南，再不讓老天爺欺負我們！”

最后一次見父親

我最后一次和父親見面，是1966年初冬在北京。

那時，我正滿腔熱情地參加“文化大革命”，但對許多事已經開始不理解了，感到跟不上形勢。

我信賴父親，希望得到他的指教。但使我吃驚的是，他和其他一些老同志竟然那么閉塞，許多重要情況都不知道。黨組織癱瘓了，他們做為地方黨委的負責人，開始失去了領導能力。我告訴他，江青在北航對紅衛兵說，中央正在開會，她和主席占少數，很多人都反對毛主席，要準備上山打游擊。父親怔了一下，然后問我: “她真這樣說的?”我說:“不會錯，八大學院像開了鍋，這些話很快會傳到外地去。你們在這里開會研究半天，恐怕還抵不上這幾句話的作用。”

父親有些激動了。他從沙發上站起來，半晌沒有說話。突然，他緊鎖雙眉，好像不是在跟我說話，憤慨地大聲說: “怎么能講出這樣不負責任的話！我們跟著主席幾十年，會反對毛主席？我們會反對毛主席！？”

我還告訴父親，就在這次會議期間，幾乎每天都有各地來京串聯的紅衛兵召開聲討各省市委的群眾大會，“中央文革”的人也參加支
持。我勸父親回去準備戴高帽子游街，他坦然地說: “我怕什么，無非下臺當老百姓。工作中有缺點、錯誤，我可以檢討。在昆明，我參加了十幾次群眾大會，多數群眾是講道理的。但是，給共產黨的干部戴高帽子，我就是不贊成！這不是對哪一個人，這是侮辱我們的黨，糟踏我們的黨，如果給我戴我就摔掉它！”

我們談到北大給鄧小平同志寫的大字報，還談到賀龍、胡耀邦、何長工等同志的處境。父親毫不猶豫地說: “你記住，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和這些人分不開的。可是另有那么幾個人，他們既不管工農業，又不管老百姓的生活，拼命在那里煽動。像這樣搞下去，要傷害很多干部，群眾也會更加對立。三年困難渡過來了，正是要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的時候，我們的家底本來薄，最后還是苦了老百姓。”

我把自己寫的幾份宣傳十六條的傳單拿給父親看，他稍稍平靜了。讀完以后，他說: “同意你們觀點的人多嗎？”我告訴他，支持的不少，但戚本禹表示不欣賞。父親沉默了一會，然后用親切而慈祥的眼光看著我，慢慢地說: “你已經成年了，是共產黨員，又是北大畢業的學生，對事情有自己的見解，不盲從，我也不干涉。不過，我看你不要參加什么群眾組織了，可以到外地看看，多想些問題。對于政治斗爭，你們這代人是太單純了。”

我仔細地體會父親的意思, 陷入沉思。這時，秘書進來了，像我們過去多次看到的那樣，匯報“家”里秋收和糧食征購情況。

當我走出門口時，父親又叮囑了一句: “你去串聯吧，但是不要去云南。”我理解他的話, 點頭答應著。

我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成了永別！

看著父親的遺像，我忽然覺得他沒有死。初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時，我就不相信。許多老同志也不相信。他們都了解，我的父親是那樣樂觀、開朗和堅強。

歷史是公正的, 人民是公正的。鄧小平伯伯說: “閻紅彥是個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不錯。這個人正派，耿直剛強，要不是林彪、‘四人幫’迫害, 他不會死。”許多了解父親的老同志也這樣說。

爸爸! 您在九泉之下如果能夠聽到，我想，您緊鎖的眉頭定會舒展開來。

我的父親不是完美無缺的，但是，他五十七歲的一生不愧為真正共產黨人的一生。作為后輩, 我銘記著他的一生。

【注：本文原載于《時代的報告》1982年12期。小標題為紅船融媒編輯所加。】

編輯：李秀平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