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30日23時55分,福州軍區(qū)首長樓燈火通明。再過五分鐘,指揮權就要正式移交給南京軍區(qū),江擁輝看了一眼掛鐘,拿起桌上的直線電話:“向司令員嗎?從零點起,防區(qū)一切歸你指揮。”對面只回了一句“明白”。短短十個字,一段軍區(qū)歷史劃上句號。
這一天并非突然降臨。早在當年四月,中央軍委宣布百萬裁軍方案,福州軍區(qū)與南京軍區(qū)合并被列入日程。文件剛到福州,機關里議論聲不斷:前沿海防,怎么能說撤就撤?江擁輝卻擺手:“中央定了,咱們就干。多說一句,都讓合并難上加難。”語氣平靜,卻把眾人按在了板凳上。
看似平靜的背后,是二十六年戰(zhàn)區(qū)謀劃者的慣性反應。1957年,他調(diào)沈陽軍區(qū)任副參謀長;1962年升任旅大警備區(qū)司令員,大大小小的海島、要塞、哨所他跑了個遍。島上戰(zhàn)士至今記得那位個子不高、雨衣下擺被海風掀得亂飛的司令。江擁輝提出的“發(fā)、放、堵、圍、殲”五字要點,成了遼東沿海反襲擾的標準動作。
進入七十年代,邊境局勢緊張,他把遼寧、黑龍江二十多座城市的城防重新核對,手寫的《應急作戰(zhàn)草案》厚達三十多萬字。會上有人提問:仗打不打得起來?江擁輝脫口而出,“準備好了,敵人不敢動;準備不夠,他就可能來。”一句話,砸得會場鴉雀無聲。
1983年10月,他奉調(diào)赴閩。從沈陽機場到福州城,整整五小時航程,他幾乎全程站在舷窗旁,直到云層下面出現(xiàn)那一道淺淺的海峽。前任楊成武交接時說:“福建復雜得很。”江擁輝笑道:“越復雜越要多跑。”果然,上任十天,他就跑遍連江、莆田、廈門等前沿。秘書想隨行采訪,被他擋回:“下部隊不搞前呼后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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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黨開始的1984年,他在基層呆了九十七天,翻看干部花名冊時,總愛問一句:“誰最能打仗?”很快,三名六十年代入伍的營長直接提師級,兩名三十出頭的連長跳級任團職。有人私下嘀咕提拔太快,他只丟下一句:“和平年代也要練硬骨頭。”
同年五月,國務院決定開放廈門港口城市,軍地矛盾一時突出。胡里山炮臺是重點守備,地方想做旅游區(qū),部隊怕影響防務。江擁輝實地勘察后拍板:炮臺保留,駐軍搬遷,防區(qū)內(nèi)收。軍方讓出七十多幢營房、兩百多畝土地,特區(qū)建設得以提速。廈門市委后來給軍區(qū)送來錦旗,他只是擺擺手:“該讓的地,遲早要讓。”
百萬裁軍啟動后,福州軍區(qū)是否保留一直懸而未決。機關里不少干部私下草擬意見書,想呈報軍委。江擁輝挨個找來談話:“中央的事,不添字。”有人不解,他沉聲道:“軍人首要是服從。”一句老理,卻堵住了所有“小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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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他被任命為合并協(xié)調(diào)組組長。編余干部安置、物資分配、營房移交,全靠他一條條盯。最棘手的是沿海工程建設部隊去留問題,江擁輝反復測算工期,人手實在騰不出,就讓自己所在機關先削編,給施工部隊留下編制。有人提醒他:“這樣削,你自己恐怕也要轉(zhuǎn)業(yè)。”江擁輝笑著答:“合并完,我正好退休。”
交接當晚,他把印章、密碼簿依次交給南京軍區(qū)代表,隨后獨自回到宿舍。床頭行李早已打包,只剩幾幅軍用地圖卷在墻角。早晨六點,他登上北上的列車,再無人歡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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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沈陽,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查資料、訪老兵,動筆寫《三十八軍在朝鮮》。兩年,走訪近二百人,書稿四十多萬字。朋友來看他,常被屋里擺滿的作戰(zhàn)地圖和簡陋的舊木床嚇一跳。有人問他為何如此簡樸,他說:“錢花在書上比花在自己身上值。”書印好后,他自掏腰包寄給參戰(zhàn)老戰(zhàn)友。扉頁上一行小字:“愿后輩知和平之不易。”
1991年2月13日,江擁輝在沈陽病逝。按照規(guī)定,追悼會規(guī)模限定五百人,結果來了兩千多人,高鐵票還未普及,不少人坐綠皮車顛簸兩晝夜。靈堂里,老兵們敬軍禮時,淚水順著皺紋流到下巴,沒人說話,只聽到“啪”的手掌聲此起彼伏。
福州軍區(qū)番號早已塵封,但那通深夜電話和一聲“我服從軍委決定”,依舊響在許多人的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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