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福州軍區(qū)撤消后，司令員江擁輝后來去哪兒了？

1985年8月30日23時55分，福州軍區(qū)首長樓燈火通明。再過五分鐘，指揮權就要正式移交給南京軍區(qū)，江擁輝看了一眼掛鐘，拿起桌上的直線電話：“向司令員嗎？從零點起，防區(qū)一切歸你指揮。”對面只回了一句“明白”。短短十個字，一段軍區(qū)歷史劃上句號。

這一天并非突然降臨。早在當年四月，中央軍委宣布百萬裁軍方案，福州軍區(qū)與南京軍區(qū)合并被列入日程。文件剛到福州，機關里議論聲不斷：前沿海防，怎么能說撤就撤？江擁輝卻擺手：“中央定了，咱們就干。多說一句，都讓合并難上加難。”語氣平靜，卻把眾人按在了板凳上。

看似平靜的背后，是二十六年戰(zhàn)區(qū)謀劃者的慣性反應。1957年，他調(diào)沈陽軍區(qū)任副參謀長；1962年升任旅大警備區(qū)司令員，大大小小的海島、要塞、哨所他跑了個遍。島上戰(zhàn)士至今記得那位個子不高、雨衣下擺被海風掀得亂飛的司令。江擁輝提出的“發(fā)、放、堵、圍、殲”五字要點，成了遼東沿海反襲擾的標準動作。

進入七十年代，邊境局勢緊張，他把遼寧、黑龍江二十多座城市的城防重新核對，手寫的《應急作戰(zhàn)草案》厚達三十多萬字。會上有人提問：仗打不打得起來？江擁輝脫口而出，“準備好了，敵人不敢動；準備不夠，他就可能來。”一句話，砸得會場鴉雀無聲。

1983年10月，他奉調(diào)赴閩。從沈陽機場到福州城，整整五小時航程，他幾乎全程站在舷窗旁，直到云層下面出現(xiàn)那一道淺淺的海峽。前任楊成武交接時說：“福建復雜得很。”江擁輝笑道：“越復雜越要多跑。”果然，上任十天，他就跑遍連江、莆田、廈門等前沿。秘書想隨行采訪，被他擋回：“下部隊不搞前呼后擁。”

整黨開始的1984年，他在基層呆了九十七天，翻看干部花名冊時，總愛問一句：“誰最能打仗？”很快，三名六十年代入伍的營長直接提師級，兩名三十出頭的連長跳級任團職。有人私下嘀咕提拔太快，他只丟下一句：“和平年代也要練硬骨頭。”

同年五月，國務院決定開放廈門港口城市，軍地矛盾一時突出。胡里山炮臺是重點守備，地方想做旅游區(qū)，部隊怕影響防務。江擁輝實地勘察后拍板：炮臺保留，駐軍搬遷，防區(qū)內(nèi)收。軍方讓出七十多幢營房、兩百多畝土地，特區(qū)建設得以提速。廈門市委后來給軍區(qū)送來錦旗，他只是擺擺手：“該讓的地，遲早要讓。”

百萬裁軍啟動后，福州軍區(qū)是否保留一直懸而未決。機關里不少干部私下草擬意見書，想呈報軍委。江擁輝挨個找來談話：“中央的事，不添字。”有人不解，他沉聲道：“軍人首要是服從。”一句老理，卻堵住了所有“小門子”。

四月，他被任命為合并協(xié)調(diào)組組長。編余干部安置、物資分配、營房移交，全靠他一條條盯。最棘手的是沿海工程建設部隊去留問題，江擁輝反復測算工期，人手實在騰不出，就讓自己所在機關先削編，給施工部隊留下編制。有人提醒他：“這樣削，你自己恐怕也要轉(zhuǎn)業(yè)。”江擁輝笑著答：“合并完，我正好退休。”

交接當晚，他把印章、密碼簿依次交給南京軍區(qū)代表，隨后獨自回到宿舍。床頭行李早已打包，只剩幾幅軍用地圖卷在墻角。早晨六點，他登上北上的列車，再無人歡送。

回到沈陽，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查資料、訪老兵，動筆寫《三十八軍在朝鮮》。兩年，走訪近二百人，書稿四十多萬字。朋友來看他，常被屋里擺滿的作戰(zhàn)地圖和簡陋的舊木床嚇一跳。有人問他為何如此簡樸，他說：“錢花在書上比花在自己身上值。”書印好后，他自掏腰包寄給參戰(zhàn)老戰(zhàn)友。扉頁上一行小字：“愿后輩知和平之不易。”

1991年2月13日，江擁輝在沈陽病逝。按照規(guī)定，追悼會規(guī)模限定五百人，結果來了兩千多人，高鐵票還未普及，不少人坐綠皮車顛簸兩晝夜。靈堂里，老兵們敬軍禮時，淚水順著皺紋流到下巴，沒人說話，只聽到“啪”的手掌聲此起彼伏。

福州軍區(qū)番號早已塵封，但那通深夜電話和一聲“我服從軍委決定”，依舊響在許多人的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