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葉劍英找宋時輪辦事，遭宋時輪拒絕，葉大怒：我看你是嫌麻煩

1972年深秋，北京西山剛起霧氣，葉劍英在臨時書房里放下電報：“宋時輪已接任軍事科學院院長，各方交接順利。”老帥隨后嘆了口氣，“這人嘴上謙虛，辦起事來卻從不含糊。” 山里的夜風很涼，誰也沒想到十二年后，兩位老戰友竟為一篇序言爭得面紅耳赤。

時間推回到1946年。那年2月，國共和談進入膠著期，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里燈火通明，葉劍英代表中共同美方、國民黨三角博弈。執行處處長宋時輪負責跑外場，文件、地圖、談判日程全由他盯著。“宋處長，人家又加了兩條條件。”一名參謀小聲提醒。他揮一揮手，“先別急，讓葉代表看完再回過去。”從那時起，葉、宋之間形成了默契：葉劍英定方向，宋時輪抓細節，兩人配合像嚴絲合縫的齒輪。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打響。九兵團在長津湖鏖戰后元氣大傷，宋時輪自請到前線整訓。有意思的是，他對部隊說得最重的一句話并非訓誡，而是輕描淡寫的三個字：“多想想。”官兵心里都清楚，想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怎么樣把戰場局勢扳回來。葉劍英當時在國內負責后方協調，給他拍電報：“打得好，更要練得好。”這份電報后來被宋時輪剪下，貼在作戰室門口，一貼就是三年。

1957年11月，軍委著手組建軍事科學院。葉劍英被任命為院長兼政委，宋時輪出任第一副院長。籌建伊始，檔案、外軍資料、翻譯人才，全靠臨時借調。宋時輪常把折疊椅放在走廊口，哪個處室缺東西，他就往那邊跑。有人打趣：“院長像后勤主任。”“主任也得先搞清家底。”他一句話帶過，可到年終盤點，全院藏書、槍械模型、沙盤數量已列出厚厚一摞清單，沒人知道他是怎樣在兩個月內跑完全部庫房的。

1980年6月25日，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下發文件，在全軍啟動十位元帥傳記編寫工程。葉劍英的傳記由軍事科學院牽頭。院辦把文件送到宋時輪案頭，他提筆批示：“請政治部擬方案，報常委。”落款時間只有六個字：當日即辦。短短一句話，把自己也捆進了責任清單。

編寫組成立后二十天，宋時輪主持第一次碰頭會。他先不談寫法，反而抽出198頁剪報和筆記給大家傳閱。這些材料大到國共談判，小到葉帥開會愛用哪種鉛筆，全靠他多年積攢。“想寫真史，先得有真料。”這句簡短提示，讓在場編輯服氣得五體投地。

資料搜集并不順利。某軍區政工干部回憶一段往事時用詞模糊：“大概在五幾年吧。”宋時輪當場追問：“具體到月份。”對方愣住，他卻沒給臺階，下令重查檔案。有人覺得過于苛刻，他卻淡淡說：“如果時間錯一天，事就換了背景，我們沒資格讓后人猜。”這種較真熬了四年，傳記初稿才算完成。

1984年初夏，宋時輪帶著厚厚的《葉劍英傳略》送進西山寓所。“序言得另請高明。”他提前打好退堂鼓。葉劍英翻了幾頁，說話快過平時：“寫序你來。”宋時輪直搖頭：“不敢當。”氣氛僵了十幾秒，葉帥忽然抬眼：“宋時輪，我看你是嫌麻煩！”聲音不高，卻壓得屋里茶水都冷了。隨行秘書嚇得屏住呼吸，只聽宋時輪小聲答：“首長，真怕寫淺了。”葉劍英的語氣轉和：“你最了解我，也最了解那段歷史，別人寫我不放心。”簡短對話，是兩人半世紀交情的縮影。

宋時輪最后妥協。他向編寫組表態：“序言不是贊詞，只是交代背景。”隨后一連數晚伏案動筆，初稿一千九百字，刪刪改改剩下一千二百字。他在文中寫：“所見、所聞、所歷，皆出常態工作，無一字溢美。”這句話留著，也像給自己立下的規矩。

同年10月，《葉劍英傳略》定稿，卻來不及交到葉帥手中。11月22日，葉劍英因病在北京逝世，序言作者握著清樣沉默良久，嘆道：“終究沒讓他親眼看見。”旁人不知，他那晚獨自回到辦公室，把原本準備燒掉的修改手稿裝進牛皮紙袋，鎖進檔案柜。理由只有一句：“這也是史料。”

1985年底，宋時輪退居二線。他干脆稱自己“退休”，拒絕院務部修繕舊宿舍。柜子門軸年久松動，他索性把最外層門板拆下，釘成簡易書架。有人調侃他太摳門，他擺擺手：“房子能遮雨就行，別老給國家添賬目。”類似畫面比比皆是：專車絕不讓家屬乘一次，公費電話不超過三分鐘，開會自帶搪瓷缸。很多年輕干部私下議論，“宋老說話刻板，可心里那把尺子，比教科書還直。”

值得一提的是，宋時輪離崗不離心。1987年，他應邀為某部隊寫作戰史評審意見。整整一萬字，幾乎看不見廢話，卻把地圖錯誤、統計口徑不一的問題一一挑出。編輯向他請教，他拍拍對方肩膀：“寫史與打仗一樣，先把自己打服。”

回望兩位老人最終交匯的那個瞬間：葉劍英篤定地說“你來寫序”，宋時輪拘謹地說“我不夠資格”。插曲雖短，卻讓后世讀懂了什么叫惺惺相惜、什么叫較真到底。傳記出版后，學界評論褒貶不一，但幾乎沒人質疑它的資料扎實——這正是宋時輪所追求的“真史”。

葉帥走后七年，宋時輪在北京病逝，時年八十歲。部隊送來的挽聯上有兩句話，“胸懷若谷，史筆如矢。”負責撰寫的老參謀說，他們想來想去，這八個字最能概括那位不肯多占一平米、不肯多寫一句虛詞的軍中儒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