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軍區司令皮定均到寧夏河套視察，質問縣委書記：你會不會插秧

1969年深秋的一個清晨，蘭州郊外的黃河水邊，風已有些刺骨。訓練間隙里，有戰士悄悄議論：“聽說新來的司令脾氣很沖，人也怪。”一位老參謀擺擺手，說了一句：“人是怪一點，可一身都是戰場上撈出來的硬骨頭。”這話剛落，遠處傳來車聲，蘭州軍區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這位“硬骨頭”就是皮定均。十幾年前，他還是在中原、太行之間打仗的“皮猴子”“皮老驢”；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他突然要扛起西北四省的防務——陜、甘、寧、青，加在一起，邊境線綿延數千公里，戰備壓力極大。更麻煩的是，這個時期形勢緊張、局勢多變，既要防外患，又要整軍隊、抓建設，稍有懈怠就可能出大亂子。

1969年10月28日深夜，北京中南海燈光未熄。周恩來總理打通了皮定均家里的電話，簡單幾句話：“中央決定，你去蘭州軍區擔任司令員，明天動身。”不講客套，不給鋪墊，這種通知方式本身就說明一件事：西北，容不得拖延。

皮定均掛上電話，心里有數。西北這塊地方，他并非完全陌生，早年打仗多次路過，但那時是行軍打仗，現在則是守邊備戰，完全是另一套思路。他簡單交待了幾句家事，就坐上了前往蘭州之前的軍機。途中，他還特意去東北看了一趟人防工事，想看一看別的戰區怎么搞戰備，心里有一桿秤：背上的擔子，比飛機的油門還要重。

飛抵北京后，周總理專門接見了他，一句點題的話分量極重：“中央把陜、甘、寧、青四省防務交給你了。”皮定均點頭，只說了兩個字：“放心。”口氣不重，但知道他歷史的人都清楚，戰場上硬打出來的人，一旦把話說出口，就不會含糊。

不久之后，西北軍人心目中的“皮老虎”，正式上場。

一、“不要這個樣子”：新司令一到，機場安靜了

皮定均赴任蘭州的過程，本身就透出一點性格味道。

從北京起飛，他在西安短暫停留，第一時間不是休息，而是往機場周邊的防空設施跑。那天晚上，陜西省軍區匯報防空工作，他一邊聽，一邊一條條提要求。這種不肯停腳的勁頭，在場的人都能看出來——新司令，不是來坐辦公室的。

第二天飛機繼續西飛，降落蘭州機場。那時蘭州的機場離市區遠，路不好走，冬風一吹，人恨不得縮進棉衣里。為了迎接新任軍區司令，蘭州軍區各級干部、駐蘭州部隊領導，天不亮就出發了。車開了一個多小時，到機場后又在冷風里整整站了兩小時，隊列拉得整整齊齊，一排排軍車幾乎把停機坪圍了個圈。

按當時的習慣，這樣的歡迎儀式并不算夸張。許多人心里想的是：皮旅這位打出來的英雄司令一下飛機，看到這么隆重的陣仗，多半會感動，也好給下面一個“好印象”。

飛機停穩，艙門打開。皮定均剛出艙門，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那一大片覆蓋在風中的汽車和人影。他眉頭立刻皺了起來。警衛員黃振華跑上前扶了他一把，帶著他與一排排軍區領導握手。皮定均禮節沒少，但當視線越過領導們，落到后面那支列隊許久的歡迎隊伍時，他微微擺手，說了一句：“不要這個樣子。”

聲音不大，卻像一盆冷水潑下來。

歡迎隊伍一愣，現場安靜了一瞬。許多原本凍得直哆嗦的干部，心里又“哆嗦”了一下。準備多時的儀式，在新司令一句話里，就變得有些尷尬。有人暗暗嘀咕：“這人真怪，不近人情。”還有人覺得臉上掛不住，畢竟在冷風里站了半天。

但皮定均是真的不習慣。這種過分隆重的“架勢”，在他看來，容易把一個軍區司令捧到“神”的位置上，脫離了戰士，脫離了實際。五十年代，他隨軍事學院參觀團回老區時，就因為當地過度鋪張的歡迎，把人家領導頂得滿臉通紅。那次之后，誰都知道，這個人不吃那一套。

他說話常常難聽，甚至顯得不近人情。夫人張烽就說過：“你有些地方太不近人情。”皮定均回得很直：“平時人情多了，戰時就沒了人情。”在他看來，該給的關心要給，但不能用形式主義來代替責任。尤其是在邊防軍區，這種虛頭巴腦的儀式，是要堅決壓下去的。

很多年以后，當初在機場凍得發抖的那些人再回憶這件事，態度已經變了。有人笑著說：“那時候是真不痛快，可后來想想，他說得沒錯。”

二、“是山你都要爬，是邊防你都要看”

新司令一到蘭州，沒幾天，跟他一起工作的警衛人員就發現：這個首長最大的問題，不是脾氣沖，而是根本閑不住。

跟在他身邊的警衛，輪流值班，一共五個人。哪怕只跟一個，他每天也能把人累得腿軟。西北地形復雜，邊防線漫長，從祁連山到阿爾泰，從沙漠到高原，哪里有重要陣地，哪里有關鍵通道，他都想親眼看一遍。

不只是后方工事，連最前沿的邊防站，他也要跑。蘭州軍區管著的某些邊防連，平時連軍一級的干部都很少去，更別說大軍區司令。一次，他在靠近邊防的人造山上檢查工事，北面十七公里，就是“策克邊防站”。他看著地圖，心里一動，說一句：“要到策克去看看。”

警衛蘇燦杰當場擋住：“不行，上面有規定，您這樣的首長不能去邊境線上。”話說得不客氣，意思也很明確——這不是鬧著玩的地兒。

皮定均笑了一下：“怕什么？怕死？”蘇燦杰堅持：“可以派別人去看，再向你匯報。”皮定均立馬翻臉：“不去現場，怎么工作？”

更麻煩的是，這不是在辦公室里爭一爭，而是要真往邊境走。蘇燦杰只好打電話往軍區保衛部報，保衛部再往上報，到底是哪位軍委領導拍板同意的，現在已經難以完全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從那以后，皮定均去邊防站這件事，就變得“合法”了。

合法歸合法，跟著他的人卻一點不輕松。1973年6月，為了協調邊防問題，他帶隊到新疆中蘇邊境。夜里住在臨時營地，他突然冒出一句：“明天一早到前面看看老毛子兵。”蘇燦杰立刻頂回去：“你不能去！”皮定均煩了：“你老管我，你別管。”警衛不退讓：“這又不是在咱們自己的軍區，在友鄰軍區，更不能亂來。”

兩人僵在那里，最后皮定均只是擺擺手：“睡覺，對你沒辦法。”表面妥協，誰都知道這人一旦認準的事，哪有那么容易。蘇燦杰擔心半夜出幺蛾子，干脆趁休息時把里外屋之間的門鎖上了。半夜，皮定均起夜，拉門拉不開，弄出動靜，把外屋的蘇燦杰吵醒。一問，才知道是被鎖在里面了。

“你怎么把我鎖屋里了？”他有點惱火。蘇燦杰硬著頭皮回答：“我怕你跑了。”

這話一點不夸張。此前在興隆山看地形時，皮定均就自己一個人跑出去，警衛還在床上睡大覺。正因為有了那個“前科”，這回才出了“鎖門”一招。同行的李達將軍知道后，只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句：“是山你都要爬，是邊防你都要看。”

到了“策克邊防站”，他見到了邊防團團長裴承壽。策克是蘭州軍區八百里邊防線上，十幾個邊防站中唯一承擔對蒙古會談會晤任務的站，位置特殊，責任也特殊。皮定均細看營區，又觀察官兵的精神狀態，然后對團長說了一段話：

“策克是祖國對蒙古的一個窗口，策克搞得好不好，不是你這個站自己的事，是代表我們祖國的形象。要把策克建設成模范邊防站。”

這句話后來在軍區內部傳了很久。有人覺得他要求太高，有人則覺得理所當然。窗口一旦亮堂了，外面人看進去，看到的是整個國家的臉面。

為了保證這種邊防視察的安全，警衛們也想了不少辦法。一次去邊境線，他們專門研究了幾條措施：不讓外人知道司令員到了哪；車輛分開走，到后沿停車，人步行進站；在界樁附近設置駱駝巡邏隊，后面山丘留預備隊；隨身人員背著沖鋒槍，子彈上膛；離開時，不準留下任何東西，連糖紙都不行。

看起來有些小題大做，但那時邊境形勢緊張，任何細節都有可能引起麻煩。他們在緊繃的縫隙里，努力把“要看一眼”這件事，變得盡量穩妥。

有意思的是，皮定均嘴上從來不說“辛苦你們”，但實際上對這種周密安排，他心里是認可的。他要的是親眼看到陣地、看到戰士；警衛要的是保證他全身而退。兩邊較勁，恰恰把當時軍隊內部對安全與責任的態度，體現得一清二楚。

三、“一個星期要治好”：嘴歪眼斜，也擋不住任務

邊防跑得多了，身體終究要吃虧。蘭州軍區地廣路長，許多地方只能靠汽車長途奔波。冬天風大，車窗再怎么遮擋，寒風總能從縫隙里鉆進來。

有一年嚴冬，北風裹著雪粒子往臉上刮。他白天在野外跑線，晚上還要到部隊看訓練。從一個陣地到另一個陣地，幾乎天天在車上顛簸。有一天，身邊的同志突然發現：他的嘴角有些歪，眼睛也略有偏斜，再仔細一看，情況不對，趕緊送往軍區總醫院。

醫生檢查后，診斷是面部神經麻痹。按照當時中醫的說法，是“風邪入絡”，風吹得久，正氣受損，面部就出現嘴斜眼歪。醫生給出的建議其實很實在：少在風口上乘車，多休息，慢慢調養，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康復。

可對皮定均來說，最關心的不是成因，而是：“要多久能治好？”醫生按常規估計，“得一個多月。”這下他坐不住了，一聽一個多月，立刻“下命令”：“我有任務，一個星期要治好。”

醫生有些哭笑不得，病理在那里擺著，哪有說治就治、說多快就多快的道理。皮定均卻不依不饒，追著問有沒有偏方。聽醫生搖頭，他干脆批評：“你們看不起民間偏方，有的偏方對某些病還是很有效的。”說來有點倔，也有點像戰場上習慣“硬頂”的那股勁頭。

巧的是，這時他又接到一個特殊任務：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要來中國訪問，第一站安排在西安地區，需要蘭州軍區派人陪同。任務明確點名要他參加。嘴歪眼斜的司令員，面對這個場合，心理壓力不小。他打電話給在陜西支左的副司令員胡煒，干脆直說：“老胡，我要陪同武元甲，可偏偏得了嘴歪的病，這個樣子，怎么見人？”

胡煒倒不緊張，想了一下，說自己認識一個專門治面癱的土郎中，手法雖然嚇人，但效果不錯。“要用小刀在腮幫子里割，不打麻藥。輕的三四天就能好。你要是不怕疼，可以試試。”

皮定均心里一盤算：大炮坦克都挺過來了，難道還怕一把小刀？第二天，他就急匆匆飛到西安。

在西安，他見到了那位三十多歲的土郎中。對方看完之后介紹：“每天在腮幫子里面割幾刀，再涂上白糖，過幾天嘴就能慢慢正過來。”皮定均第一句問的，仍然是時間：“七天能不能好？”土郎中看他病情不輕，只說“差不多”。他立刻張嘴：“大膽治療。”

治療過程，用他自己的話說，“日子是很難受的”。他在日記里詳細記了一段感受：由于面神經麻痹，視力都受了影響，一段時間沒法寫字。即便如此，他還是從當月一號到四號，照常陪同越南貴賓參觀西安、延安地區。到了十二號進入集中治療階段，每天開刀，一天四刀，前后加起來足有四十多刀。刀不打麻藥，真切的疼痛一刀一刀壓上來。

不得不說，這種療法，在今天看來有點“野”。但在當時條件下，他既急于恢復，又要完成任務，只能咬牙頂下去。陪同武元甲那幾天，他的嘴還沒完全恢復，可站姿、行禮、講話，都注意得很嚴，盡量不讓外賓看出端倪。武元甲臨走時握著他的手，說了一句：“皮司令，你是個真正的軍人。”這句話，他自己也記得很清楚。

等見完客人，他又回到西北，到處視察。醫生一再叮囑“以后要少乘車”，對他來說根本做不到。為了盡量少受風，警衛在車門邊掛上軍毯，縫縫補補擋風，可西北高原的風，從來不認這些。有人提醒他還要注意身體，他卻半開玩笑地對身邊人說：“我皮糙肉厚，再歪一次，大不了再割幾刀。”

這種近乎自嘲的話，其實透出一點實情：戰備、視察、訓練，一件件都要人盯，任何時候，他寧可身體受點罪，也不愿放松前線。

四、“你會不會插秧”：兇一點，卻是對事不對人

在蘭州軍區的那些年，很多干部對皮定均的第一印象就是：脾氣兇，不愛表揚人。只要事情沒干好，當面就會挨訓，有時候一句話說得極重，讓人下不來臺。

有一次，軍區后勤系統承建一項大工程，預定三年完工。工程開工幾個月后，他突然去了工地，準備看一看進度。現場轉了一圈，他心里大概有數：領導內耗，互不服氣，干部指揮不力，戰士干活懶散，結果是每天每人平均挖出的土石量少得可憐。

他先聽匯報，再拿筆算了一下，結果讓人冒汗：照這個速度，三年計劃要硬生生拖到十三年。戰士私下里開玩笑，說這個工程估計要“三茬干部，五代兵”才能干完。

皮定均當場壓不住火，點著負責總工程任務的后勤副部長石景元開口：“你有幾個兒子？”石景元愣了一下，以為他拿家庭說事，有點委屈：“哎呀，皮司令，你知道我有幾個兒子。”皮定均不理，聲音更重：“我就問你，你有幾個兒子？”

被這么一追問，石景元只好支吾：“你有話就說吧。”皮定均冷冷一擺手：“你幾個兒子，我當然知道。你是工程總指揮，你在怕什么？還怕傳不了種嗎？”這話說得扎心，全場的干部臉色都變了，石景元的臉更是漲到通紅。罵得難聽，但意思很直白：該拍板就拍板，該換人就換人，別縮手縮腳。

見他臉通紅，皮定均口氣往回收了一點：“干部不行，你就換嘛。”不加掩飾，很實在。他不是沖著個人，而是沖著工作。工程拖成這樣，后勤線再怎么辛苦也難以交代，戰備布局更會被拖后腿。

類似的情形，在地方視察時也發生過。

一次，他在野外行車，遠遠看見路邊有個七八歲的小女孩，身上一件衣服都沒有，在風里站著。他立刻讓司機停車，下車讓秘書去找當地地委書記。一個小時后，地委書記急匆匆趕到。還沒坐穩，他就問：“為什么這個女孩子不穿褲子？”對方條件反射般說：“這是當地的習慣。”

皮定均冷笑：“胡說。你的女兒怎么不光著屁股？馬上發救濟金！”這一問一答，把問題點在了實處。所謂“習慣”，有些不過是用來遮掩管理不力的借口，尤其是涉及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能一句“風俗如此”就推得干干凈凈。

再有一次，他到寧夏河套地區視察。那是個水網縱橫、稻谷金黃的地方，河套平原上的秋天一到，田里一片金浪。當時的農業生產，仍然需要大量人力插秧、收割。縣委書記在稻田邊陪同，他看了一眼稻田，又看了看這位領導，突然問：“你會不會插秧？”

這問題問得有點突兀。縣委書記愣了一下，小聲回答：“我學著插。”皮定均點點頭，話卻很重：“你不會插秧，老百姓剁著吃掉你。”說完，縣委書記嚇得身子一抖。

不少人覺得他太苛刻，甚至說他“尖刻”。但細看他處理問題的方式，會發現有個特點：對事不對人。只要工作上改正了，事情做起來了，被他訓過的干部，他并不會刻意打壓。相反，有本事肯干的干部，他在關鍵時刻敢用，也敢為人兜底。

不論是在戰火連天的年代，還是在蘭州軍區的和平建設時期，皮定均身上那種雷厲風行、緊盯問題的勁頭，一直沒變。他不喜歡虛名，不接受過分的儀式；他堅持親臨前線，寧愿為此寒風灌得嘴歪眼斜；他對干部說話很沖，卻在關鍵點上逼人面對責任。

正因為這樣，在西北軍人中，他有一個響亮的綽號——“皮老虎”。這個稱呼并不溫柔，卻包含了對他性格和作風的一個共識：有棱角，有火氣，也有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