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老干部，同樣愛收藏，王一平比南博那些人強多了

近期南京博物院的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很多往事也被牽扯出來，最令人唏噓的是80年代的南博前院長姚遷之死。

據(jù)其好友馮其庸在口述自傳中所述，很多老干部會向博物院“借”走字畫。但姚遷去催還時，東西要不回來不說，還惹得對方不高興。后來姚遷的死，跟這方面有很大關系。

此事讓我不由得想到另一位老干部王一平，他曾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市委秘書長、市委書記，同樣位高權重，同樣愛好收藏，但他從未以公謀私，反而不斷以私奉公，將自己所購的字畫捐獻給組織。

并且他對愛人、對子女要求非常嚴格，愛人幾十年級別都沒往上提，五個孩子沒有一人從商從政，他的所作所為，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才能稱得上令人尊敬的老革命！

一、為革命，遇上了愛好

王一平1914年出生于山東榮成，1932年考入文登鄉(xiāng)村師范學校，在此接受馬克思主義熏陶，經(jīng)師范學校黨支部書記谷牧介紹入黨。

1935年11月，膠東特委在文登、榮成等地領導發(fā)動大規(guī)模武裝起義，王一平在行動中表現(xiàn)積極。可惜敵眾我寡，起義以失敗告終，王一平也因此遭到通緝。

山東難以立身，王一平前往北平開展地下工作。或許是緣分使然，他在北平時住在琉璃廠附近，出街入巷都能看到古玩字畫，漸漸地，他對這方面也有了興趣。

當然，王一平從未因私廢公，“西安事變”后奉命到延安學習，陸續(xù)于抗大、中央黨校深造。等他畢業(yè)，山東正好急缺干部，便安排他回老家工作。

因為本就有豐富的斗爭經(jīng)驗，再經(jīng)過中央系統(tǒng)性培訓，王一平在山東很快嶄露頭角，到抗戰(zhàn)即將結束時已是山東軍區(qū)4師政委。解放戰(zhàn)爭則更加出色，擔任過華野8縱政委、三野26軍政委、第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等職。

本來按照王一平的資歷，要成為開國將軍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同為膠東子弟、接替他擔任26軍政委的李耀文就是開國少將。

1952年，組織對行政系統(tǒng)和軍隊干部進行了一次定級，王一平是行政八級，對應的軍隊級別為正軍級，該級別可中將可少將，按照王一平擔任過副兵團職的歷史，有很大概率會被授中將。

奈何上海解放后，組織需要經(jīng)驗、能力都足夠的政工干部來發(fā)展建設，王一平就被陳老總點將到上海市委任職，漸漸脫離軍隊，因而無法參與授銜。

當初還有一段往事，第八兵團司令員王建安覺得王一平對兵團很重要，舍不得放人，就打電話給陳老總求情，但陳老總只說了四個字：這是命令。

只有能人，才會被搶著要。王一平隨即擔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為這座國際大都市添磚加瓦。

二、敢堅持，自摘“烏紗帽”

進入地方工作后，王一平始終保持正直的作風。1955年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陷入“胡風案”，王一平檢查過材料后，發(fā)現(xiàn)彭、胡并無關聯(lián)行動，便堅決不同意定性。

彼時政治高壓，有人指責王一平右傾，他也沒有爭辯，只是說：

“我是不是右傾，自己不好評價，以后再看吧。但是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么份子，我沒有辦法。初步審查的情況，我已起草了一份報告稿，連同有關材料都在這里，請市委另請人去搞吧。”

隨后王一平離開了專案組，并且主動辭去市委組織部長職務。這件事讓彭柏山及家人非常感動，2007年王一平去世時，彭柏山之女彭小蓮專門撰文《驕傲的靈魂——懷念王一平叔叔》悼念。

因為喜愛字畫，王一平在離開組織部后申請去上海博物館當館長，這是明顯的自請降級，他卻異常高興。

1957年“反右”時，文化單位很容易被當成是“牛鬼蛇神”扎堆的地方，但王一平頂住壓力保護了上海博物館的知識分子和工作人員，沒有揪出一個“右派”，這在當年極其罕見。

不過他作為博物館的館長，有時候需要與文物商人打交道。有干部就寫信反映，說這樣影響了黨的干部形象。

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聽說后很生氣，當場說這是玩物喪志，并且叫人馬上通知王一平來市委報到。這樣，王一平才重新到市委上班。

返回核心崗位后，王一平也始終堅持原則，后來的歷次運動，只要他覺得對的事情，哪怕明知會挨批也會去做。

原上海市副市長石英的兒子石鼎說過這樣一件事，大運動時期石鼎因是干部子女，被拉去參加批斗大會“受教育”，大會上王一平是重點被批對象。

其他人被污蔑，或是怕反駁引來更嚴厲的處罰，或是抱著早完早了的心思，都不出聲。只有王一平堅決還擊，把那些“帽子”都頂了回去。石鼎談及此事，感嘆地說王一平“高大的身軀很威武”。

被打擊時不低頭，重回領導崗位也不報復，1976年10月以后，王一平出任上海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他沒有去翻那些自己的舊賬，只是致力于恢復社會穩(wěn)定。

包括后來的“大討論”，他也認為關鍵是統(tǒng)一思想，而非上升為路線問題。

最終在1980年，王一平功成身退正式離休，不在政壇后，他在收藏界也留下了一段佳話。

三、愛字畫，更懂得取舍

王一平是懂藝術、愛收藏的人，從50年代開始，他就經(jīng)常會用自己的工資去買字畫。建國初期，文化收藏界是很迷茫的，業(yè)內(nèi)基本是資本家、舊官僚、舊知識分子等被打擊的對象。而大家發(fā)現(xiàn)王一平也熱衷此道，就安下心來了。

畢竟共產(chǎn)黨的高級干部也在搞收藏，那還有什么害怕的呢，上海的文化收藏市場及文物商店字畫價格又出現(xiàn)了一陣繁榮。

彼時王一平也是達到了癡迷的地步，他每個月300多元工資，除開黨費、水電等開支外，全部用來買畫。一家人生活，就靠妻子張梅修的140元工資。

目前已知他經(jīng)手過的字畫藏品有趙孟頫行書詩、元代倪瓚《汀樹遙岑圖》、明初林良《紙本花鳥畫》、清代“揚州八怪”、近代齊白石和徐悲鴻、解放后的傅抱石、李可染、林風眠等大師字畫百余件。件件為珍品。

80年代后，國內(nèi)的藝術品市場開始升溫，許多原先賣不出價格的書畫迅速飛漲。王一平在歷次運動中保護了很多上海的書畫家，只要他開口要，這些老朋友一定愿意將作品相贈。

但他覺得現(xiàn)在書畫值錢了，再去要字畫就相當于要錢，這不符合組織規(guī)定。如有老友想表示謝意，他就希望對方捐贈給博物館。比如林風眠移居香港前，聽聞王一平的建議，就將留在上海的書畫作品，悉數(shù)捐贈上海博物館。

而王一平發(fā)現(xiàn)自己的工資已無力在市場上購買字畫后，決定停止收藏，并逐步向外捐贈字畫。他的藏品，大部分捐給上海博物館，也有一些捐給距離老家很近的青島博物館。

包括他跟當代書畫名家交往時獲贈的一些題款作品，本想留給子女做紀念。但聽聞上海博物館在征集這些名家的作品后，他也愿意挑選精品捐贈。

捐贈時，他與博物館約定“三不”：不要宣傳、不要捐贈儀式、不要證書。對方問，那如何署名？他回答：“你們看著寫吧，但一定不要寫我的名字。”

所以，王一平所有捐獻給博物館的藏品，都沒有留名，也沒有收取任何收條或憑證。

四、己清廉，嚴約束家人

王一平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家人，要求都特別嚴格。

他復出擔任上海市委書記之際，市委正在籌組市紀委，考慮到他的妻子張梅修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級別等各方面也夠，就想把張梅修調(diào)過去，但王一平不同意。

妻子詢問原因，答曰：我分管的部門，你是不能去，以免別人說我徇私。張梅修本來自己也很想去市紀委，但因為王一平的堅持只好作罷。

后來還有一次，市園林局黨委擬提張梅修等兩位同志擔任局黨委副書記，王一平看到名單后，又將妻子的名字劃掉了。

這幾件事讓一些同事都忍不住說：王一平對家人也太過分了。正因為他的“過分”，妻子在60年代已是正處級，可到離休都還是正處級。

王一平對孩子也是一樣，大兒子參軍后復員，回到上海的一個工廠工作，大兒子很上進、工作能力強，所以組織把他送進干部培訓班準備好好培養(yǎng)。

然而王一平知道后將兒子叫到身邊，跟他說：你進訓練班沒有走后門，但如果你不是我兒子，你覺得自己有這個機會嗎？我看你還是不要當官，就老老實實的當工人吧。

兒子雖然無奈，但知道父親的性格，只好退出培訓班，直到退休依然是普通工人。

王一平的二女兒參軍后與一位軍人組成家庭，本來是可以從部隊轉業(yè)回上海的，張秀梅也想女兒回來，但王一平阻止了。

他說自己曾分管過上山下鄉(xiāng)工作，上海的百姓家家都有子女在外地，自己怎么能把所有孩子都叫回身邊，這是搞特殊化。因此二女兒一家只能在南京生活。總之，在王一平的教誨下，五個子女無一人從政當官，不是工人就是農(nóng)民！

人們常說隔代親，放在王一平身上也是不成立。

王一平的孫女考進了上海市重點南洋模范中學，他擔心孫女啥被照顧入學，還特地派人去南模中學暗地調(diào)查，得知確實沒有“走后門”才放心。

他的這些舉動并非不愛自己家人，只是將“公”放在了“私”之前。這批無私的老革命，才是共和國的底色，才是新中國能夠迅速發(fā)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