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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創新撬動國資,做多新質生產力
當前,股權投資行業正步入認知回歸與能力重塑的“淬煉期”:長期資本持續擴容,耐心資本日益成為支撐科技創新的核心力量,投資機構聚焦硬科技與戰略新興產業,深化布局、深挖價值;多元退出與投資路徑不斷拓展,加速構建“投早、投小、投科技”的良性生態;政府引導基金與國資投資平臺已成長為產業發展的“穩定器”與“助推器”,攜手產業方及各類資本,共建深度融合、共創共享的產融生態。
作為“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融中第十五屆中國資本年會暨大虹橋科創投資大會應勢啟幕。本屆峰會以《淬·煉》為主題,匯聚政府部門代表、頭部投資機構、頂尖經濟學家及行業領軍企業,于新年伊始展開深度對話,共議投資趨勢、產業發展與科技創新前沿,致力于打造覆蓋出資人、投資人與企業端的高效產融生態圈,推動投資產業鏈全鏈條融合與價值貫通。
2026年1月13日,融中第十五屆中國資本年會暨大虹橋科創投資大會上,盛石資本董事長周道洪以“淬煉制度競爭力,做多新質生產力”為題,進行了主旨演講。以下為主旨演講全部內容,由融中財經整理。
存量經濟中的結構性機遇
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呈現顯著的二元特征。從微觀主體的直觀感受而言,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經營壓力普遍加大,挑戰很大;然而從投資視角審視,當下卻蘊含著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二十一世紀以來,以信息技術和數字化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以顛覆性創新的迭代速度引領社會深刻變革。人類社會正步入新的“哥白尼與哥倫布時刻”,技術長周期盛大開啟,其歷史意義堪比甚至超越大航海時代。
周道洪表示:我們正處于三個時代疊加的特殊歷史節點,若能準確把握這一時機,便有可能同時擁抱三大紅利。首先是存量經濟時代,經濟增量的“蛋糕”做大速度明顯放緩,市場競爭分化加劇,但頭部效應愈發顯著,優質頭部企業正在獲得更為集中的市場份額和利潤回報,頭部紅利一騎絕塵。其次是資本市場時代,目前發達國家經濟部門收入和利潤的70%左右已在資本市場得到體現,而我國目前不到40%,我國證券化率也明顯偏低,這些差距意味著巨大的發展空間,資本市場的紅利正處于展開階段。第三是科技創新時代,原有以傳統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正在經歷深刻調整,創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滲透并替代傳統經濟,創新紅利將在這一進程中大放異彩。
存量經濟時代之所以令眾多市場主體感到壓力,根本原因在于增長模式的范式轉換。過去我國經濟高增長時期整體上屬于依賴要素投入驅動的“斯密增長”,如今正向創新驅動轉型。在要素驅動階段,債務規模達峰、人口總量達峰、房地產市場達峰、國際貿易條件及技術轉移紅利達峰等多重因素疊加,傳統的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面臨系統性重構。存量經濟時代的競爭法則已然改變:效率勝過速度,質量勝過數量,提高含金量、技術含量成為必修課。
資本市場的大時代已經展開,將成為未來社會財富的重要策源地。當前經濟正從地產—基建的舊范式向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周期轉型,迫切需要資本提供強大助力。從國際經驗看,當前我國資本市場所處階段與美國2008-2012年的情形頗為相似,政府、企業、家庭三張資產負債表均承受壓力。在經濟增速下行的背景下,依靠收入改善資產負債表的難度極大,更為現實的路徑是通過資產價格回升來實現修復,而房地產已處于達峰狀態,真正能夠承擔這一歷史使命的唯有資本市場的繁榮。
資本市場的繁榮具有堅實的基礎條件。從流動性角度分析,我國已進入資本相對過剩的階段。截至去年十二月,居民儲蓄總額已達162萬億元,而GDP總量約為140萬億元,居民儲蓄與GDP的比值約為1.16倍。對比歷史數據,疫情前的最高點為2019年,彼時這一比值為0.92倍,而大部分時期僅相當于GDP的八成左右。此外,2024年底國有資產總量已達957.8萬億元,國資權益198.7萬億元。在存量流動性充足的基礎上,疊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增量流動性也在持續釋放。資本市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盛大開啟,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并購重組市場的活躍,資本市場開始邁向投資和融資均衡協調發展階段,開始真正發揮優化資源配置的核心作用。
新質生產力的時代命題
當前正值科技創新的大時代。去年可稱為“創新元年”,自春節期間DeepSeek發布以來,創新領域利好消息不斷涌現,并逐步傳導至資本市場。摩爾線程、沐曦等國產GPU企業的成功上市,顯著提振了市場情緒和預期。我國擁有1.1億規模的科技人力資源,專利申請數量連續多年位居全球首位。更為關鍵的是,科技創新已被置于國家戰略的中心位置,舉國體制正在為創新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在三個時代疊加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科技創新、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義在于制度創新。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已從數量驅動的“斯密增長”轉向“熊彼特式”的創新增長,而創新增長的關鍵恰恰在于體制機制的突破與重構。
從微觀層面而言,當前最為緊迫的任務是按照所有制中立、競爭中性的基本原則,大力構建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充分混合、深度融合、有機結合、高度兼容的前沿治理模式。要讓國有資本、財政資金真正成為產業創新發展的合伙人、“擺渡人”和“靈魂伴侶”。通過創新制度安排,創新與資本完全有可能形成乘數效應,加速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從實踐案例來看,通過制度創新,國有資本完全可以為科技創新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全國社保基金采取完全市場化的運作模式,以LP和母基金身份參與投資,取得了顯著的投資回報。
過去十余年國資基金的崛起成為科創企業活躍的資本力量。二十年前互聯網產業興起之際,國有資本幾乎“集體缺席”;而近年來科創板上市企業股東名冊中大多出現了國資股東的身影,眾多未上市的獨角獸企業中國有資本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兩者形成了鮮明對比。大家都有體會,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在引領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再以上海集成電路產業為例,其成功的密碼正是國有資本履行了“擺渡人”的角色。中芯國際、華虹半導體、中微半導體、滬硅產業等龍頭企業均以國有資本為主要股東,但在公司治理層面幾乎都采取無實際控制人的制度安排,市場化運行機制得以保障。
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當前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機遇期,而把握這一機遇的關鍵在于制度創新,在于淬煉制度競爭力。
從地方經濟發展視角審視,高質量發展必須從地產-基建的舊范式中走出來。過去的發展模式受益于房地產的持續繁榮,整體以債性思維為主導,如今必須確立權益思維、資本思維、股權思維、基金思維,通過國資和財政資金的資本化改革、基金化運作來全面對接資本和資本市場,擁抱科技創新大時代,真正分享資本紅利和創新紅利。地方國資國企如何有效支持科技創新?自主投入研發固然重要,但并非核心。更為關鍵的是轉變角色定位:從傳統的企業所有者轉型為以股權、資本為紐帶的投資人、股東,資產持有人,主動布局科創業務,而不是追求控制;從單一或控制性的出資人轉型為市場參與者、產業組織者、服務商、“擺渡人”和資產配置者。
地方政府應當像重視GDP一樣重視城市的資本市場市值,像重視招商引資一樣重視科技創新、重視新質生產力的培育發展。城市的資本市場市值不僅是區域經濟活力的直觀體現,更是吸引人才、技術、資本等創新要素的重要指標。在存量經濟時代,區域競爭的維度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從土地、勞動力等傳統要素競爭轉向創新生態、制度環境的競爭。
制度創新的核心在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引導與市場主導并不矛盾,關鍵在于找準定位、明確邊界。國有資本應當發揮引導作用而非替代作用,應當成為創新生態的構建者而非壟斷者。
從投資實踐角度而言,地方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完成兩個關鍵對接:一是導入新質生產力,二是對接資本市場。這兩個維度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新質生產力的導入為區域經濟注入新的增長動能,而資本市場的對接則為創新企業提供融資渠道和價值發現機制,同時也為地方國資提供了優化配置、實現增值的平臺,進而通過股權財政、產業財政逐步替代過往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投資機構應堅定不移地做區域經濟合伙人,努力成為科創企業的“靈魂伴侶”,在科創企業需要的時候不離不棄,在它們做大做強的時候助其一臂之力。
展望未來,科技創新與資本市場的深度融合將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
在三個時代疊加的歷史節點上,抓住頭部效應帶來的企業紅利、把握資本市場展開帶來的資本紅利、擁抱科技創新浪潮帶來的創新紅利,將成為各類市場主體的戰略選擇。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持續推進制度創新,構建市場友好型、創新友好型、包容性發展的體制機制,讓國有資本與社會資本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新質生產力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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