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陽明的心學看中華民族的高尚信仰

文｜關品方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在人文思想領域最重要的就是弄清楚文學、歷史、哲學、宗教、主義和信仰的關系，關鍵是要對中華傳統優良文化有清晰的認識，然后才知道儒道佛三結合應怎樣理解、中國人的文史哲宗互動、中國人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和其他宗教有什么分別、為什么應該文明互鑒，而不應該互相殺伐、水火不兼容。這是筆者和知行讀書會的書友們最近的觀察。

筆者和好友彭道長閑談時，提到王陽明在龍場悟道中悟出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為八個字：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這八個字揭示了心學的核心主張——天理與圣人之道本具于人心，無需向外求索。聽起來莫測高深，其實不難理解。

“圣人之道” 是指儒家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與人生理想。“吾性自足” 強調每個人內在的良知與本性已具備成圣的潛質，只需通過內省與實踐（主要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即可實現。

儒家有所謂孔孟朱王。孔孟之后有朱熹和王陽明。王陽明的悟道，徹底顛覆了朱熹“格物窮理”的外求路徑，奠定了陽明心學“心即理”“心外無物”的哲學基礎。一切不假外求，一切反求諸己，從自己的內心出發。

朱熹以 “理” 為最高哲學范疇，“理” 是獨立于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先于萬物而生，是萬物生成與運行的根本依據。他因此崇尚自然科學，一切眼見為實。21世紀的物理學已到達量子力學、時空扭曲（奇異點、光速不是絕對速度）和捕捉中微子的階段，顛覆了“一切眼見為實”的誤解。

王陽明提出 “心即理”，主張 “心” 是宇宙與道德的終極本源，離開人的主體意識，“理” 便失去存在意義。

朱熹認為 “理” 是宇宙第一性的存在，氣依 “理”的聚散而生成萬物，“理”是社會倫理的源頭。王陽明反對 “理” 外在于人，主張 “心” 是本體與現象的統一，道德準則才是人心本有的良知。

朱熹主張 “格物致知”，通過研究具體事物窮盡 “理”，強調廣泛接觸事物、分析思考、積累后領悟普遍之 “理”。可惜他停留在抽象思維，沒能夠再進一步，走向數字管理和科學實驗、不懂得唯物主義和自然辯證法，導致中國從晚明開始，在科學技術方面落后于西方，長達4個世紀。

王陽明認為 “理” 在心中，認知關鍵是 “明其本心”，通過內省去除私欲，恢復本心本然狀態。在認識論方面，王陽明和朱熹有共同點，就是不論是講心還是講理，兩人都是唯心主義。

王陽明主張人性本善，心的本體是至善，“惡” 是意識被私欲干擾的結果，強調 “良知現成”。但他忘記了人類的動物性。個體生命有限，為了維持生命，為了延續基因，“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了追逐名利權色，人性丑惡的一面永存。在唯物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尤為如此。

王陽明主張 “知行合一”，認為道德修養需與行動統一。他認為經典是本心的注腳，學習經典的基本原理是為了領悟本心之理，經典只是驗證本心的工具。他打破權威崇拜，激發個體道德主動性，推動儒學思想平民化。他的學說針對平民大眾，鼓勵基層民眾按良知行事。

從以上對朱熹理學和王陽明心學的綱領性對比，筆者認為兩者之間各有異同，但兩人有共通的缺失，就是缺乏現代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概念，缺乏對科學技術進步帶來沖擊的認知，是資本主義萌芽和工業革命出現之前的中國哲學。

資本主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4 至 15 世紀的歐洲，是資本主義萌芽時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初在意大利萌芽出現。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解體，手工業和商業逐漸繁榮后，新興的資產階級開始積累財富，與封建王侯貴族產生矛盾。16 世紀的大航海時代到來，新航路的開辟和殖民地的擴張，加速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推動了資本主義在歐洲的形成和發展，逐漸蔓延到美洲。“資本主義” 一詞，直到 19 世紀才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48年）中提出。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跨越了大約450年。

工業革命始于 18 世紀 60 年代的英國，通常以 1765 年詹姆士發明珍妮紡紗機為標志。19 世紀 40 年代，英國工業革命基本完成，迅速擴展至歐洲各國和北美洲（美加），成為工業化強國。工業革命推動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中國于1840年首先被大英帝國以船堅炮利打開大門（最早來到香港），緊隨而來的有法國、德意志帝國、意大利王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美國、日本帝國、比利時王國、西班牙帝國、葡萄牙帝國（最早來到澳門）和荷蘭王國（最早來到臺灣）。

在西方列強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強勢壓迫下，中國從1840至1919年（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覺醒的象征）飽受欺凌。中華傳統優良文化在科學技術面前變得蒼白無力；朱熹理學和王陽明心學一度被棄如敝屣，完全可以理解。

時代巨輪滾滾向前，中國經歷改革開放40多年之后的今天，已重建文化自信。王陽明被稱為“從儒到佛的融通者”。他通過吸收佛教的心性論和修行的思想，重構了儒家心學體系，形成兼具儒佛特質的“本心”哲學。王陽明突破傳統儒學框架，引入佛教“即心即佛”的靈動性，重塑道德秩序。他的龍場頓悟與佛教禪宗的“明心見性”高度契合，以“本心”為儒佛的接榫點，將佛家和儒家的知行方法融合起來，強調“知行合一”。儒家的心靈修養可以達到延年益壽（成仙）、擺脫世俗羈絆（成佛），借鑒道和佛的思想，形成“三教合一”。

筆者的好友彭道長欣賞王陽明（1472至1529，享年57歲），因為他文武雙全，是思想家、哲學家和軍事家的集大成者。他雖精通道佛學問，但核心思想仍以儒家為根本，既非佛家亦非道家。王陽明武功高強，以軍事才能著稱，平定南贛匪患和寧王叛亂，被史家稱為“文臣用兵第一人”“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是罕見的全能大師。他的心學融通了“大道至簡”的道家思想，他亦修習道家的養生術，以道家思想為其學術淵源之一；但仍應被界定為儒家（史稱孔孟朱王為四大先儒）。

王陽明突出之處是融通佛家和道家的智慧，而且文武兼備。后世學者多認為王陽明的學說融合了三教思想而形成獨特的哲學體系。王陽明心學吸收了佛和道的思想，但并未偏離儒家的核心價值觀，是儒家思想的創新與發展，而非真正的“三教合一”（例如丘處機道長）。

筆者知行讀書會的書友們普遍認為，從先秦諸子百家一直到現在，中華傳統優良文化博大精深，長于共融互補，是文化自信硬核的底氣。在今天這個充滿挑戰的新時代，如果能夠充分發揮AI的無盡功能，應能夠更好地把中華傳統優良文化發揚光大、與時俱進，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平發展倡議，以中華哲學思想的大德大行潛移默化，為全人類的進步發展、和平共建以至良政善治，作出應有的貢獻。世界大同、以民為本、資源共享、和諧發展，是中華民族的高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