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文化與黨建“四問”

　　京津冀地區、中原地區與長江經濟帶地區經濟協同發展，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區域經濟聯動，這是三大區域戰略級的合作。

　　這是一簾幽夢，還是生動現實？

　　答案在中國崛起、民族復興的鏗鏘步伐中。

　　上個月，我在南陽接待了河北（滄州）大元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李建國先生為團長的考察團隊。商務談判結束后，安排客人到南陽名勝“醫圣祠”和“臥龍崗”參觀考察。到了臥龍崗，導游做了精心介紹，猛然間談到大門前矗立的石碑上“武侯祠”三個雄渾大字，是滄州籍名士戴明說的題字。據導游說，戴明說是清初南陽知府，官至戶部尚書。此情此景，讓滄州來的客人顏面增輝，我們也為之心氣爽朗。

　　此事引起了我久遠深邃的思考——

　　官德文化與營商環境、營商效率的關系；官德文化與區域軟實力的關系；民營企業家精神與黨建文化的關系；民營企業家的成功秘笈是什么；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歷史契機。

　　記得遠在中學時期，那時某市教委組織了一次語文競賽，每校、每個班級派出一名學生代表，參加全市的語文競賽。學校領導和班主任經過研究，決定由我作為班級代表參加全市的競賽活動。考場中試卷發下來，其中在得分項中，就是兩個作文題目，一個題目是說有一位當年的大學生名叫戴潤滋，名校畢業之后，他主動放棄在大城市就職的機會，響應組織號召到新疆去支邊，扎根邊疆，奉獻邊疆。另一個題目是一副古代衙署對聯，是說四川蓬溪縣令叫潘先珍，他在履新的衙署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捫心自慚興利少”，下聯是“極目只覺曠官多”，橫批現在已想不起來了。考官讓考生根據這兩個考題選其一，鋪陳成文。當時我選擇的是第一個題目，就是關于戴潤滋到邊疆去扎根去工作的申論。關于第二個題目，對于一位十幾歲的少年，難承其重，未敢妄言。但是，幾十年來，我久久難以釋懷。潘氏過世至今，光陰已走過了大約二百個春秋，后人還未遺忘他，還記掛著他，由此可見，為官之不易，留下一個清名更難。光風霽月云開時，自古政聲人去后。

　　臥龍崗上的碑文楹聯題字很多，是歷代有地位、有清名者的墨寶，是經過風雨的剝蝕淘洗出來的。崗上的碑文、楹聯，有白居易的詩句，有岳飛的題寫，有戴明說的題字，有胡耀邦的題詞，有郭沫若的題字，有于右任的題字，也有吳佩孚的題字，等等。當然，“臥龍崗”首先是緣于“武侯祠”而得名。它的崗上的主人、祠中的主人當然是諸葛先生了。諸葛先生是大星，圍繞這顆大星，才是眾星拱月，星羅棋布，群星燦爛。諸葛武侯以他的忠誠、智慧、膽識、謀略，由人變神，讓世代去供奉，去敬仰。可見，牌位、祠、崗是因人而設，后人的題辭都是為了歌頌先人，歌頌先人的德操，先人的不朽業績，總結先人的成功經驗，仰慕先人的精神境界。也可見，在名勝題辭是一件嚴肅的事。題辭者要高趣自得，要襟懷恭敬之心，敬畏之心，要有自知之明。

　　這讓我又想起遠在讀小學時期的一些往事。那時還在極“左”思潮盛行之中。當每年一個新的學期開始，發下來的新的課本，都散發著油墨清香。可是老師經常匆匆地跨入教室，拿著語文課本告訴同學們，XX頁XX頁這段話要么用鉛筆刀把它剜去，挖個孔。要么就用黑色的蠟筆把它涂抹、覆蓋，要么就是兩頁之間用糨糊把它粘起來。老師也不說明原委，只是囑咐或者告誡學生，粘起來的這兩頁，永遠不得再撕開。

　　后來國家教育工作基本步入正軌，左的風右的風，東的風西的風都刮完了，學校用了全國的通用教材，風停樹止，“挖孔”這種現象就少了。后來才明白，所謂“挖孔”的這些東西，都是與當時的潮流、與政治不合時宜的，或者是人物、姓名、事件，或者是與這“主義”那“主義”，與這“風”那“風”不合時宜。由此，我就想到鈐印、署名、題字、著書立說，白紙黑字印到書上，刻在亭臺樓閣，祠廟道觀，園林書院，遺留人間，尤其是書是作為教科書，國家規定的作為典范的范文，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

　　“臥龍崗”的題字，后來我通過探訪、查閱、勘察戴明說的生平足跡，知道戴氏的仕途和事功大略是這樣的：

　　戴明說（1609年——1686年），河北滄州人，也稱渤海戴氏。學者稱定園先生。明崇禎七年（1634年）進士。明末官至吏科給事中，以直言敢諫聞名朝野。入清，累遷至河南汝南道參政，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順治十二年，升戶部尚書，留下了政聲清名。后來因事被參落職，歸養心性。有《定園詩集》《定園文集》《篆書正》等著作傳世。戴氏后人輯有《又到甲午》一書，傳承戴世家愛國精神和家國情懷。他的詩情感真摯，意境深遠，表達了對歷史興亡的感慨，對人生的思考，有深厚的情感內涵，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價值。其繪畫和書法造詣成就深厚，明清之際的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王鐸稱其為“博大奇奧，不亞于古人”。

　　北京——滄州——南陽，相距迢迢千里，現在乘高鐵也不過三個半小時，但是，在古代，在農耕文明時期，無論是坐馬車，騎毛驢，還是乘官轎，都要數個晝夜，才能往返。

　　一般的說，一個新王朝的興起，一個新政權的初立，在其上升期，政治是清明的。

　　明清之際，應該說清初的吏治還是清明的，是嚴肅的。戴氏異地做官，為官一任，在南陽留下了清名。南陽是座歷史文化名城，歷代治世名人群星璀璨，留下了如百里奚、范蠡、張釋之、羊續、張衡、張仲景、范曄、鐵鉉、“召父杜母”等諸多歷史人物的傳說。戴氏在南陽的歷史人物星座之中并不十分顯赫。我查遍《南陽地區志》《南陽百科辭典》《南陽歷代名人》等典籍，都不見他的列傳。正因為他不十分顯赫，他的存在就更映襯著南陽吏治清風的良性官德文化傳統。

　　巡撫、知府、知縣都是國家專政機器、政治文明建設的要員。這讓我想起“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在山東濰縣做官時，在衙署中題寫的一幅畫中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作為一代清官，一代大藝術家的鄭氏，其作畫與詩的場景、藝境，蘊含的是作者鮮明的主體性、為政觀、藝術觀、宇宙觀。鄭氏為政以德，民胞物與，直道而行，窮神知化的政德文明觀赫然呈現。

　　做個良官有三重境界，一是畏懼權柄，畏懼犯罪。二是堅守名節，珍惜羽毛。三是悟道、順道，達到“人的自覺”。我可以斷定鄭板橋的官德是超越了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齊一——“人與天地參”。至于潘先珍和戴明說的官德在哪個境界的界面，我沒有做周密研究，不能做準確的結論，但是，我推論，起碼他們最低是在“道德境界”這個層面。

　　無論是為官四川的潘先珍，為官山東的鄭板橋，還是為官河南的戴明說，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士大夫、知識分子，有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良好傳統，他們對天下大事有自己的見解，對于天下大事積極參與并試圖發揮主導作用。他們都明白做人之道，為官之道。是具有獨立意志，因而具有獨立人格，達到了“人的自覺”的“真正的人”。真正的人是富于同情心，富于社會責任感的人，是信仰堅定、求真務實、清正廉潔、言行一致的人。當然，作為舊時代的官員，都有他所處時代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

　　當代的官兒們，有的也喝了幾口墨水，也舞文弄墨甚至到處題字。眾所周知，20多年前，有個叫胡長清的官混混，官至副省級，也經常抹畫兩筆。當其炙手可熱時，在某省府可看到處處是他的字。其涂鴉的目的：一是收涂鴉費，二是炫耀其權柄。可是，一旦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世人只好清理這類垃圾，還世道清明。我推測，在當今官場并不乏這種垃圾。有垃圾，也是好事，讓環衛工人不下崗，有事可做，表明我們執政黨刀子向內，清理腐敗的決心。

　　歷史湯湯，昭昭如鏡。

　　古今中外歷史都昭示，一切貪官、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的命運都在重復上演“投機——謀權——貪贓——縱欲——覆滅”五幕劇。

　　作為一家大型現代化民營企業的掌門人，河北大元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李建國先生，曾帶領他的高中層團隊到河南蘭考去參觀焦裕祿紀念館和焦裕祿生前治理風沙的現場，也在焦桐樹蔭下留影。大元集團的黨建文化、企業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在李建國主席的垂范、倡導之下，做出了特色，做出了生命力。大元集團以“黨建文化筑牢思想根基，創新改革釋放發展潛力”為宗旨，久久為功，以“政治成熟”作為“立企之本”。他們不喊空口號，不做虛文章，不玩花架子。用黨建文化鑄就信仰和意志，由信仰到意志，由意志到統一，由統一到忠誠，由忠誠到凝聚力，由凝聚力到競爭力，到生產力，到軟實力，到效率，到非凡的業績，到社會責任擔當。他曾提出黨建“四個為什么”這一時代命題的設問。第一，入黨為什么？曰：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初心，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使命，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第二，當官圖什么？曰：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貢獻自己的一切。第三，為民謀什么？曰：自覺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第四，身后留什么？曰：要留下組織希望的、群眾期盼的、經得起時間和歷史檢驗的貢獻。大元集團黨建“四個為什么”成為集團黨委對全體黨員干部的具體核心要求。他們把“四個為什么”落實在日常倫理中，落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尤其是面對急難險重的問題，黨建“四問”成為作為檢驗領導干部、共產黨人是不是靠前擔當、忠誠盡責，檢驗其能力建設、素質建設、格局建設、境界建設的一塊試金石。在這“四問”中，最后一個問題“身后留什么”，就呼應了我們的先人——戴明說也罷，鄭板橋也罷，潘先珍也罷——他們在他活動的歷史時代，他們是否扛起了應擔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這是衡量他們身后名望、座次含金量的歷史天平。先人的故事在啟示當代的共產黨人和領導干部——“身后留什么”，留個什么樣的名。這個問題是一個時代問題，是一個文化建設上的普遍價值問題，也是一個永恒的問題，答案依然是在時間、歷史和實踐之中。李建國先生提出并踐行的黨建“四問”，是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建理論的生動實踐。

　　中國的民營經濟、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精神的實質是什么？——“愛國”、“創新”、“誠信”、“社會責任”、“國際化”五要素。我們黨全面貫徹的對“四個自信”的堅持，全面容攝了民營企業家精神的“五要素”。黨建文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華夏精神（“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華夏人文精神（“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為民營企業的企業文化，民營經濟的核心價值體系起著主導、引導、監督、規范的統領作用。中國民營經濟以其至誠不息的卓越貢獻。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民營經濟貢獻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貢獻了60%以上的稅收，貢獻了90%以上的高新技術，吸收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方陣中的一支勁旅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民營企業家精神是內生的，黨建文化是內生的。二者和合共生，是合二而一、血脈相連、命運與共的。

　　推動北京——滄州——南陽，京津冀和中原經濟區、長江經濟帶，區域經濟協作戰略的落地、生根、結果，今天，我們有條件站在一個新的歷史高度來思考，來瞻望：從現代化新階段的區域發展趨勢來省察，京津冀雄踞東北亞，環抱渤海。南陽復航唐白河，通達長江經濟帶、長三角，匯入太平洋。三大區域最終都將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納入中國式現代化航道。相距遙遠的南北三大區域，相期交匯于國家區域協同戰略。

　　這不是夢，這是生機勃勃的現實。

　　它是客觀的、自然的，是由黨建文化、歷史文脈、官德文化、優秀傳統文化及非規范性文化、地域文化傳統在伏脈千里，萬有相通，大化流行，是遙相呼應、相向而行、會通交融的。

　　我們是前人的后人，是后人的前人。我們的每一個腳印、每一刻足跡都連接著歷史和未來，都貫通著有限和無限。作為后人，如果我們有對歷史發展規律、對大歷史觀、對真理、對未知領域的恭謹敬畏之心、無畏探索之心，那么，三地的發展和國家的區域經濟戰略，何嘗不會走向一種新的歷史的高端、巔峰和必然，開出一片新境界？（王超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