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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公眾號《校尉講武堂》
引子:
習慣了輿論霸權的西方人有個普遍且傲慢的認知,宗教等于信仰,因此,中國人不信宗教,就變成了中國人沒有信仰。
在西方輿論霸權的影響下,這種傲慢的認知,不僅西方人有,西方之外的國家,甚至包括中國內部,也有很多人信以為真。
但在校尉看來,相比中國傳統文化中對自然的敬畏、對祖先的崇拜、對知識的尊重、對秩序的遵循,宗教才是極其落后的信仰方式。
相反,中國人并非沒有信仰,中國人只是很早就擺脫了宗教的束縛,建立了領先人類文明幾千年的信仰體系。
西方人理解不了中國的信仰體系,是因為他們的信仰從來沒有擺脫低級而原始的宗教模式、從來沒有觸及中華文明所在的層次,就好比一個小學都沒畢業的白右,自然理解不了相對論和量子理論。
夏蟲不可語冰。
那些從蒙昧時代以來就一直被宗教束縛、直到今天依然深受宗教影響的文明,當然接受不了宗教以外的任何一種信仰體系。
正如校尉常說的,中華文明的唯一性,包括信仰的唯一性,不是因為中華文明太落后,而是因為中華文明太先進,先進到超出了別人的理解能力。
在人類文明之中,我們是孤獨的,我們也是驕傲的。
壹:中國人的信仰體系
中國人的信仰,完整體現在傳統的天地君親師牌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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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的天與地,代表的是自然環境與自然規律。
中國人敬畏自然,但也敢于改造自然。
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就是根據自然規律來約束人的行為,同時通過對自然規律的探索,不斷提高改造自然的能力,為人類創造更好的生存環境。
天人合一,既不是人無條件地屈服于自然,更不是人無原則地改造自然,而是尊重自然規律、適度改造自然、不斷發展人類文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這里的君,代表的是社會秩序。
在古代皇權政體下,君主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權力中樞。君權穩定,社會就穩定,君權不穩,社會就會陷入動蕩,甚至出現嚴重的戰亂。
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正好說明了權力中樞不穩給普羅大眾帶來的苦難。
因此,中國人的忠君,絕不能簡單理解為對君權的盲從與愚忠,而是對秩序的服從與維護。
如果君主失德,不能維護社會穩定,那就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如果君權穩定,那就是天位已定、寧復有它!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句話也可以理解為:社稷所代表的秩序是為民眾服務的,君只是維護秩序的中樞,所以民才是一切的根本,君只是維持秩序穩定的道具。
這里的親,代表的是建立在家族傳承基礎上的父母養育之恩。
父母有能力養育兒女,是因為他們繼承了祖先開墾的田地、建造的房屋、興修的水利,以及代代相傳的基本生存技能。
作為農耕文明,中國人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就是耕種。而耕種所需的土地、農具、技術,都是以家庭為基本單元,一代一代積累傳承下來的。
包括校尉這一代人,從十來歲開始,就開始跟著父母去插秧、除草、割稻子。這并非簡單的勞動,而是生存技能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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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因為工業化的啟動,校尉現在用不上這些技能。但這些技能對我們這代人性格的養成、信仰的形成,依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正因親代表著家族傳承,對中國人來說,親即是祖、祖即是親,親恩即是祖恩,孝敬父母就是崇拜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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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信奉血脈相連、篳路藍縷的祖先,所以中國到處都有祠堂,西方人信奉虛無縹緲、不知所謂的上帝,所以西方到處都是教堂,這就是東西方文明最大的區別。
這里的師,代表的是社會面的知識與文化傳承。
相比家族傳承,師的專業素質要求更高,不管是讀書寫字、百家典籍還是百工手藝,都必須通過專業的老師、師傅進行傳承。
師父師父,之所以師與父并列,就是因為,中國的文明傳承,老師與父親起到同樣重要的作用,都是子孫后代的衣食父母。
這樣的稱呼,同樣是中華文明獨有的。
以上四點,也即對自然的敬畏,對秩序的遵循,對祖先的崇拜,對知識的尊重,共同構成了中國人的信仰體系。
相比虛無縹緲的神明,自然、秩序、祖先、知識,都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觸、足以驗真的客觀事物。
成熟的農耕文明,離不開準確的歷法——此之謂天,離不開肥沃的土地——此之謂地,離不開穩定的社會秩序——此之謂君,離不開世代相傳的生產資料與技術積累——此之謂親,離不開支撐農業社會正常運轉的各種專業知識與手工業——此之謂師。
也就是說,中國人的信仰體系,既有物質依托,也有內在邏輯——這四大信仰對象,正好構成了農耕文明的基礎條件,同時還與每一個人直接相關——每一個人都可以形成自己的看法,都可以對這套信仰體系進行證偽。
中國人的信仰,是在日常生活、學習與勞動中自然傳承下來的,既是對前人勞動成果的繼承,也是對自身勞動成果的發展,這就是典型的理論聯系實際,其本質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
相比中華文明更加客觀、更加符合邏輯、更加貼近生活的信仰體系,中國之外普遍存在且被西方人唯一化的宗教信仰,只是沒有辦法驗證的神學臆想,只能任憑神職人員灌輸洗腦、夾帶私貨、謀取私利,談不上理論聯系實際,更談不上邏輯,其本質是唯心主義哲學思想。
而之所以出現這樣的信仰差異,就是因為雙方的文明基因不同。
校尉一直說,農耕文化才是中華文明的根,它決定了我們的文明理念,以及文明理念的核心——信仰體系。
因為農耕文明的美好生活,是靠祖祖輩輩的辛勤勞動創造出來的、積累下來的,因而我們的信仰與勞動、知識、建設成果密切相關。
相反,西方文明卻遲遲未能開啟真正的農耕文明,因而始終不能擺脫宗教的束縛,始終只能把宗教這種最低級、最原始的信仰當成寶貝——他們的信仰,只是純粹的精神麻醉劑,而與勞動無關。
這也是校尉不認為西方屬于農耕文明的根本原因——因為不管是信仰體系,還是依托信仰體系構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西方文明不僅完全不同于中華文明、落后于中華文明,甚至根本就是對立的。
貳:文明競爭才是大國博弈的底層邏輯
老朋友應該有印象,最近一年來,校尉寫國際時事少了,寫文化多了。
不是校尉這個理工男越俎代庖,而是因為,文化才是一切社會現象的根源,包括錯綜復雜的國際時事。
要準確預判大國博弈的戰略趨勢,就必須準確把握大國發展的內在邏輯,要準確把握大國發展的內在邏輯,就必須深刻理解其文化背景。
歸根結底,中美博弈的結果,是由中美兩國不同的文化背景決定的。
這就好比歷史上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的千年生存競爭,最終的輸贏,其實早在信史時代之前就已經確定——因為在那個時候,中原王朝就已經選定了農耕文明的發展道路,進而形成了文明層面的降維打擊。
而北方草原的地理條件,也決定了當地居民只能走游牧文明的道路。
中原王朝與游牧民族的競爭,不是表面化的國家之爭、民族之爭,而是文化之爭、文明之爭。
同理,今天的中美博弈,同樣不是表面化的國家之爭、民族之爭,而是文化之爭、文明之爭。
因為美國的盎撒文化基因,并非源自農耕文明,而是源自宗教文明、游牧文明、海盜文明。
順便提一嘴,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是對的,但如果放到歷史的大尺度之中,就顯得失之于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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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頓認為,冷戰后國際沖突的主要根源,將從意識形態轉向文明差異。
但在校尉看來,人類歷史上的大國沖突、民族沖突,其內在的根源,從來都是文明差異,只不過有時候會被不同歷史階段的其他顯性因素所掩蓋。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原王朝農耕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以及周邊少數民族的長期競爭,中國稱之為王化。
所以今天的中國地圖上,西北有迪化(現烏魯木齊)、循化,東北有通化、敦化、綏化、遵化,正北有歸化(現呼和浩特)、化德、宣化,東南有奉化、開化,西南有大化,正南有從化、懷化、安化、新化。
這些帶化字的地名,其實就是中原文明不斷融合周邊少數民族的歷史標志。
同理,歐洲歷史上綿延千年不斷的宗教戰爭,本質也是文明沖突,因為宗教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文明屬性——正因為它重要,所以才被單列。
再說歐洲發動的殖民戰爭,雖然其初始動機是為了掠奪資源,但同樣伴隨著激烈的文明沖突——一手端著火槍殺人,一手拿著《圣經》洗腦,才是殖民者的完整面目。
說到這里,又想起年輕時玩的《文明》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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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很不理解,為何在《文明》的后續系列中,宗教的作用越來越大。
后來才知道,作為生長于世俗化環境中的中國人,確實很難認識到宗教對于中國之外地區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巨大影響力。
同樣,《帝國時代》游戲中,西班牙火槍兵喊的那句“圣地亞哥”,就是耶穌十二門徒之一,因為安葬在西班牙,就此成為當地基督教的精神象征——對了,殖民時代之前,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亞半島,曾經被伊斯蘭教統治數百年之久,這又是一場激烈而持久的文明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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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加利西亞的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古城,也即圣地亞哥的陵墓所在
實際上,除了兩次世界大戰乃是因為爭奪殖民地而引發的歐洲文明內戰,其余大國之間的大型戰爭,都帶有明顯的文明沖突特點。
包括二戰,因為后期加入了打擊法西斯與解放殖民地的屬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演變成了文明之間的沖突。
可見,就單場戰爭、小規模戰爭而言,決定戰爭結果的短期因素很多,軍事、經濟、氣候甚至主要將領一時心血來潮的決定,都有可能改變戰爭結果,似乎扯不上文明沖突這個宏大的命題。
但就宏觀而言,大國博弈屬于典型的總體戰,不僅包含無數次戰爭,而且囊括了軍事范疇之外的貿易戰、金融戰、科技戰、外交戰、輿論戰等一切人類文明的對抗形式。
因此,決定大國博弈結果的,并非單純的軍事因素,而是軍事背后的綜合國力。
而綜合國力的長期形成與短期動員,則來自背后文明體系的支撐。
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有什么樣的文明,就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國家。
大國博弈,其實就是文明競賽。
在與北方游牧民族的對抗中,雖然在軍事層面雙方互有勝敗,但中原王朝的決定性勝利,總是能夠給游牧文明造成斷代式的打擊,而游牧文明的勝利甚至包括對中原的征服,最終卻總是會在中原文明的盛景中迷失自我。
中原王朝能夠贏得與游牧文明的生存競爭,政治、文化、科技所代表的文明韌性,才是更加長久、更加底層的決定性因素。相比之下,軍事反而只是短期因素、偶發因素。
簡而言之,中原王朝能夠戰勝游牧民族,是因為農耕文明比游牧文明更加先進,這是來自于高級文明形態的降維打擊,非人力所能扭轉。
叁:東西方文明之比較
讀懂了中原王朝與游牧民族的斗爭歷史,再來看中美博弈的預判,問題自然得到聚焦——簡單說,就是誰代表的文明更先進、更有發展潛力、更能引領人類文明的發展,誰就能贏得最后的勝利。
那么,同樣都是最為強大的工業國,同樣都披著工業文明的外衣,中美兩國背后的東西方文明,其最大的區別又是什么呢?
這些區別,主要體現在三個層級,也即文明類型、文明特性與信仰體系。
它們并非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層層遞進,最終集中體現到信仰體系之上。
一、文明類型
中華文明是典型的農耕文明,也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純粹的農耕文明。
西方文明則是宗教文明、游牧文明、海盜文明的雜交體,在歷史上,歐洲有農業、有農耕生活,甚至勉強稱為農業社會,但卻談不上農耕文明。
所謂文明,必須建立在高水平的農業基礎上:因為只有充足的糧食供應,才能供養文化、科技、手工業等專業人口,才能形成豐富的精神生活、先進的科技、燦爛的文化。
按照這個標準,人類歷史上的游牧文明、漁獵文明、海盜文明,其實都稱不上文明,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能力發展文化與科技。
歐洲同樣如此,十六世紀之前,歐洲農業一直處于非常低的水平,歐洲的文化也是一片荒蕪,直到十六世紀之后,傳教士把中國先進的農業技術帶回歐洲,才推動了歐洲農業的發展,進而為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奠定了最為重要的物質基礎——糧食。
但到這個時候,歐洲文明已經度過了性格形成的幼年期,宗教文明、游牧文明、海盜文明——姑且稱其為文明吧——的基因,已經寫入歐洲的基因深處。
二、文明特性
有什么樣的文明類型,就有什么樣的文明特性。
作為唯一純粹的農耕文明,中華文明最大的特性,就是建設性、內生性、開放性、包容性。
其中建設性、內生性是由農耕文化直接決定的,開放性、包容性則是由農耕文化間接決定的——因為只有純粹的農耕文化,才能將人類的信仰由最原始的宗教形態——神明崇拜,改造為更加客觀的形態,比如最近多次提及中國歷史上獨有的神天分離、巫史分離、神政分離,便都建立在農耕文化的基礎上。
正因早在蒙昧時代,中華文明就擺脫了宗教影響,所以才會催生中華文明的開放性與包容性。
相比之下,西方文明的主要特性,則是與農耕文明截然相反的侵略性、破壞性、封閉性、雙標性。
其中前兩者源自游牧文化與海盜文化,后兩者主要來自宗教文化。
這四性的結合,就是殘酷的殖民行為,以及伴隨其間的奴隸貿易與種族滅絕。
注:關于四性的對比分析,以及東西方文明的對比,參見《也談西方偽史論:文明發展的邏輯是什么》《保護罪犯大于保護受害者:西方法學為何本末倒置》等文。
三、信仰體系
有什么樣的文明類型,就有什么樣的文明特性,有什么樣的文明特性,就有什么樣的信仰體系。
前面說了,中國文化傳統的信仰體系,集中表現為對自然的敬畏、對祖先的崇拜、對知識的尊重、對秩序的遵循。
這種信仰體系的建立,其最根本的前提條件,就是在農耕文化的推動下,中華文明領先于全人類幾千年就擺脫了原始宗教的影響,建立了完全擯除神權影響的世俗化政權。
相反,在中華文明圈之外,從歐洲到美洲、從印度到印尼、從非洲草原到中東綠洲,任何一個人種、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都長期處于宗教神權的高壓統治之下。
即便是率先開啟現代工業文明的歐洲,直到文藝復興之后,才逐步實現對宗教的世俗化改造——這種改造,其實并不徹底,因為宗教乃是歐洲文明的原始基因。
人們常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對于有大毅力、大智慧的人來說,性格也許可以改,但基因沒法改。
中國建立了基于農耕文化的信仰體系,這也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的唯物主義信仰體系——因為我們信仰的自然、祖先、知識、秩序,或者本身就是物質,或者與現實世界緊密相關。
但在中國之外,卻只有最原始的信仰體系——宗教信仰。這是典型的唯心主義,因為宗教也罷、神明也罷,都只是人們的臆想,都無法與我們所處的物質世界產生符合邏輯的聯動關系。
結語:
前不久寫的《中國之外無信史:換個角度看西方偽史,二戰歷史都敢篡改,更何況古代》和《中國之外無盛世:為什么只有中國才有王朝周期律》,其中都提到過,中國與非中華文明最大的區別,就在于中國甚至早在信史時代之前就完成了宗教的世俗化改造、擺脫了宗教對世俗生活與行政體系的影響,而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非中華文明,卻直到今天,依然受到宗教思想的禁錮與束縛。
是否完成了對宗教的世俗化改造、是否擺脫了宗教的負面影響,是否建立了唯物主義的信仰體系,才是東西方文明最大的差別。
換言之,為什么中國之外無信史、為什么中國之外無盛世、為什么只有中國能夠成為傳承至今的古文明,都與中華先賢提前完成宗教世俗化改造、建立了世界上唯一徹底擺脫宗教束縛的信仰體系有很大的關系。
中國人不信神、中國人也不信教,但中國人有自己獨特且遙遙領先其他文明幾千年的信仰體系。
中國人不是沒有信仰,只是中國人的信仰太高級,超出了宗教文明的理解能力上限。
至于宗教,這種幾千年前就被中華先民通過祖宗嚴選所拋棄的信仰方式,既原始且落后、既無邏輯也不客觀,這種落后的唯心主義信仰模式,怎么能跟唯一的唯物主義信仰體系比?
中華文明幾千年的領先,就在于信仰的領先!
中美博弈,我們最大的自信,就來自于文化自信,而要建立文化自信,首先必須建立信仰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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