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羅榮桓得知陳沂情況后，眉頭一皺：不像話，他是有功勞的呀

1958年3月下旬，北京的風里仍帶著寒意。軍委例會剛散，羅榮桓回到木樨地住處，秘書遞上一份簡短備忘：總政文化部長陳沂被列入“右派”名單，工資、編制一并凍結。羅榮桓合上紙，眉頭立即收緊，低聲嘀咕一句：“不像話，他是有功勞的呀。”

對陳沂，羅榮桓并不只是上級對下級的那點熟悉。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島解放剛滿兩天，陳沂在武漢登車去北京參加參謀長會議，順路拜訪了羅榮桓。當時羅榮桓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兼總政主任，公務繁忙仍抽出半小時，談的不是軍務，而是文化建軍。羅榮桓拋出一句提議：“總政宣傳、文化、秘書長三個位置都空著，你挑一個吧。”陳沂沉吟片刻沒有答應，只說“愿意留在部隊前線”。這一幕，羅榮桓一直記得。

1951年4月，第一批赴朝慰問團啟程。名單里赫然寫著：副總團長陳沂。防空壕、前沿陣地、后方醫院，他帶著文藝小分隊跑遍十幾個師。彭德懷看完隊伍演出后拍拍陳沂肩膀：“部隊需要這種勁頭。”那次歸國，陳沂帶回上千張照片、幾十萬字資料，為隨后在故宮太和門兩側布置的“人民軍隊戰績展覽”奠定了底稿。展覽開幕那天，朱德親臨剪彩，外電用了一個詞“人潮涌動”。羅榮桓在場，聲音不高卻格外清晰：“文化部這支筆，寫得好！”

1955年授銜，陳沂是軍中唯一“文化少將”。外界送了個別號“文化將軍”，他聽著既榮耀又有些惴惴——因為真正忙起來，每天不是在舞臺后臺，就是在檔案室堆資料。那兩年“雙百”方針提出，文學、戲曲、詩歌一口氣冒出不少“生面孔”。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擔心“跑偏”。人民日報上《我們對當前文藝工作的意見》發表，輿論一石激起千層浪。陳沂覺得寫得有理，只是火候偏早。他擬了篇短文想緩和氣氛，卻恰逢整風進入“鳴放”階段，稿子沒來得及登，就被貼上“態度曖昧”的標簽。

1957年5月下旬，中央在中南海勤政殿聽文化系統匯報。陳沂發言不到十分鐘，毛澤東點頭示意：“部隊文藝還是有傳統的，你們要沉住氣。”然而僅過兩周，全國反右范圍驟然擴大。有人翻出陳沂幾段會議記錄，說他“對領導意見多，對黨不忠誠”，帽子扣得干脆利落。事實上，他的所謂“意見”不過是“劇本題材可再開放”“青年作者要多交流”之類建議。

羅榮桓聽說后先找軍委辦公廳要材料，整整四頁紙，看完只說一句：“評功擺到一邊，先看是不是敵我矛盾。”隨后他約總政干部部長見面，要了陳沂多年工作小結，又找幾位在志愿軍前線打過交道的師政委核實。大家給出的評價驚人一致：勤勉、守紀、能干。羅榮桓便在軍委碰頭會上直言：“不能因為一句話、兩句牢騷，就讓一個干了二十年的老同志開除公職。”

然而大勢已定，能做的只有努力往回拉。3月下旬，陳沂同妻子馬楠來到木樨地小樓求見。樓梯口燈泡昏暗，木板踩得吱呀作響。羅榮桓示意夫妻二人坐下，遞過一杯熱水。“別急，問題總要分清性質。跌倒了，爬起來。”馬楠眼圈紅紅，陳沂卻顯得平靜許多，只低聲一句：“羅總長，部隊文化不能停。”羅榮桓擺擺手：“記住，先保住身子。”對話短短不到一分鐘，卻像是兩個老兵交底。

同年秋，陳沂被派往黑龍江呼蘭河畔的馬場勞動，每月津貼28元。高寒之地，文書工作也荒蕪，他只能在夜里用炭火照著，給自己擬日記。羅榮桓通過兵站系統打聽到這個數字，忍不住皺眉：“不像話，他是有功勞的呀。”他讓秘書去總后勤部商量，按軍隊技術九級臨時撥補，再加上家屬醫藥費，總算讓陳沂的日子過得下去。

1963年8月，陳沂因為慢性支氣管炎住進海淀某醫院。幾乎同一時期，羅榮桓因淋巴腫瘤復發入院。老首長與老部下隔著兩棟樓，卻沒機會見面。羅榮桓托秘書帶話：“陳沂，說你反領導，也得看是哪種領導；說你反黨，我不信。”這八個字傳到病房，陳沂握著便簽，半晌沒開口，只把紙折了又折。

四個月后，1963年12月16日凌晨，羅榮桓病逝。噩耗傳來，陳沂獨坐病榻，久久無語。那張被折得像一只小船的便簽，就放在枕邊。有人問他為何不流淚，他只說一句：“羅帥是軍人，他要我們把活干下去。”

1979年1月，中央正式為陳沂平反，恢復軍籍、職務、工資。批準文件里寫明：在貫徹“雙百”方針中，堅持黨的文藝路線，成績突出，問題應予糾正。這年春天，他去八寶山憑吊羅榮桓墓，隨身帶了一束山里吹雪花，寥寥數朵，簇在墓碑前。他站了很久，只說：“報告羅帥，文化戰線沒有垮。”

陳沂逝世前，談起往事，仍提到那句“不像話，他是有功勞的呀”。一句輕輕的評價，抵得過多年風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