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胡志明預寫遺囑：越南要當主宰印支的強國！我國看后為何不滿

1973年2月的一個寒夜，基辛格在河內主席府外停下腳步。陪同的黎德壽壓低聲音提醒：“先生，這里展示的是我們千年抗爭的故事。”短短一句，把美國特使拉回了越南人的歷史敘事——那是一條既離不開北方鄰國，又不斷要擺脫北方鄰國的曲折路線。河內博物館展柜里的每一件銅鼓、兵符都暗示著同一個主題：要做中南半島的話事人。幾年后，這段親身見聞被基辛格寫進回憶錄，與另一份更為隱秘的文本——胡志明遺囑草稿——遙相呼應。

時間往前撥到1965年春。胡志明健康狀況急轉直下，越共中央政治局把病房臨時改成辦公室，一場特殊的筆錄在病榻旁展開。起草人是長年貼身工作的秘書武曰珍，他把主席口述的要點分門別類記錄，準備留作政治遺產。公開版本里，人們看到了“解放全國”“黨內團結”“國際主義”諸條，卻始終沒見到那句刺眼的話——“越南要主宰印支半島”。據說這一條曾被用鉛筆寫在草稿頁邊，隨后被劃掉。是誰劃的？時間久遠，已難確證，但關聯的一連串反應極耐人尋味。

資料最早見諸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書中寫道，1965年底，中方代表團帶著一沓電報和胡志明草稿對照討論，對那句“主宰”提出強烈保留。理由很樸素：中蘇兩大國都在援越，越南若自稱“主宰”，勢必引起小國恐慌，也與同志加兄弟的口頭承諾格格不入。口頭分歧最終落到紙面，草稿被分成 A 與 B 兩份，B 份刪去了“主宰論”，并成為日后公開的基礎文本。

有意思的是，當年親中派黃文歡一直在草稿旁聽，他后來流亡北京，在1981年《人民日報》上投文控訴：“黎筍篡改了主席遺囑！”輿論一片嘩然。外界最關心的并非兄弟黨之間的暗戰，而是那句傳聞中的“主宰印支”。黃文歡文章沒正面確認，卻給出模糊提示——胡志明確實希望越南在中南半島擁有“領頭作用”。只不過，他認為“領頭”與“主宰”分量不同。到底如何區分？當事人已不在場，只留下撲朔迷離的空白。

與此同時，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也提供了側影。1978年11月，他在總統府與鄧小平長談。鄧公提到，越南多年來有一個“成立中南半島聯邦”的美夢。李光耀把這句話寫進回憶錄，配上一段自己的判斷——如果聯邦成形，“東南亞多國將失去緩沖，蘇聯南下的通道也就打開”。東南亞多年擔心的，正是越南背靠大國、向外伸手的格局。

回到1960年代，越南為何急于規劃大版圖？看兩組數字：1959年至1965年，美軍對越南投擲炸彈數量達66萬噸，北方工業系統屢遭癱瘓；同一時期，蘇聯和中國的物資援助每年合計突破五億美元。物資流入讓河內看到戰后重建的希望，更讓他們相信，只要熬過這場消耗，就有資本整合整個中南半島。換言之，“主宰論”既是歷史情結，也是成本—收益推演后的結果。

正因為如此，當遺囑草稿流出片段時，我國方面產生了明顯不滿。決策層擔心，一旦越南真將老撾、柬埔寨視作“后院”，勢必與中國的周邊安全發生直接碰撞。1965年至1966年，兩國在北京和河內之間互派工作組，話里話外把焦點放在“如何共同反美”，避免讓“主宰印支”一說坐實。越方表面點頭，卻從未徹底放棄更大構想。基辛格看得透，他在書里寫道：“河內只為河內本身而戰。”

事態發展的拐點出現在1975年春。西貢政權崩潰，越南一舉完成南北統一。勝利沖昏了高層，也催生了對外戰略急轉。不到三年，越軍二十萬兵鋒直指金邊，宣稱“粉碎波爾布特的侵略”。實情如何？不少檔案顯示，柬埔寨邊境摩擦固然存在，但越南上層更想借機推進所謂“印支聯邦藍圖”。從65年的遺囑到78年的出兵，一條清晰的脈絡浮出水面。

越柬之戰持續到1990年8月越軍最后一批撤離。十一年里，越南不僅耗掉大量財政，還在外交上陷入孤立。此舉與當年遺囑草稿中的“強國”愿景形成諷刺對照：想做龍頭，結果自己先被捆住手腳。1986年后黎筍去世，河內轉向“革新開放”，暫時擱置區域聯邦設想，但歷史記錄告訴人們，那份欲望曾經真實存在。

再把鏡頭拉向中國。1965年審閱草稿時，北京正忙于援越抗美，同意給出大量武器裝備。若默認鄰國“主宰印支”的提法，無異于拿援助幫別人擴張。中國不滿，情理之中。況且，中南半島上老撾、柬埔寨歷來與中國保持文化和宗教聯系，安全邊界更無可輕忽。正因如此，周恩來在多次會談中提醒越方：“革命勝利后，切忌忘記鄰居感受。”遺憾的是，這番提醒沒有完全奏效。

有人或許會問：既然胡志明本人曾接受過中國長期支持，為何仍保留“主宰”念頭？答案可以從越南歷史文化里找到線索。儒家科舉制度在那里沿襲近千年，培育出一批自認“文明中心”的士大夫；同時，越南和瑯琊、交趾的抗爭記憶又不斷強化“自衛—反擊—擴張”的循環。兩股力量交織，使得越南在對外關系上呈現“雙面性”：既吸收影響，又戒備甚至回擊。正因為如此，《胡志明遺囑》未公開部分才顯得尤為關鍵——那或許是越南民族心理寫照的濃縮。

關于草稿真偽，學界尚無定論。傅高義取材主要來自1960年代在越南的華語譯件；基辛格與李光耀則提供了印證性口述；黃文歡的文章雖充滿個人立場，卻給出了時間節點與人物名單，細節吻合度不低。綜合多方材料，胡志明至少在晚年提到過“強國”與“主宰”一類字眼，這一點較難否認。

半個多世紀過去，完整遺囑仍未公開。越南官方不止一次表示“將適時披露”，卻始終未給時間表。原因無非三點：一是涉及對外關系敏感；二是與黨內派系舊賬相連；三是“主宰論”與現行外交口徑有沖突。越南今天強調“獨立、多邊、全方位”，一旦全文公布，若出現與現行路線相悖的語句，必然需要額外的政治注釋，風險不小。

站在歷史檔案的角度觀望，這份遺囑草稿就是拼圖里缺失的一塊。它關系到1960年代援越抗美的戰略互動，也為1970—1980年代中越、越柬關系提供動機解釋。越南曾想做印支的軸心，中國當然警惕；草稿背后的博弈，揭示了冷戰時代小國如何在大國夾縫中謀求最大利益。未來何時能見到完整文本，不得而知，但草稿留下的空白，本身就已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