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大公接任毛森上海警察局局長，毛賴著不走，陸：陳毅大軍攻來了

1949年5月24日下午三點左右，南京東路上一輛小轎車疾馳而過，街邊行人只看見國民黨警察匆匆讓路，卻不知道坐在車里的陸大公正被一樁突如其來的“委任”推向風口浪尖。半小時前，毛森捎話：局長職位“暫由陸副座代管”，理由是“前線吃緊，需要分工”。聽上去冠冕，總叫人覺得不對勁。

對陸大公來說，這一天并非毫無征兆。兩周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連同一封封署名警告信陸續(xù)送到警官家中，收信人包括毛森自己。信紙薄，震動大。警局里的人表面照常打卡，暗地里小心翼翼，生怕一個多余舉動惹來殺身之禍。

毛森的神經(jīng)最先繃斷。他既懼怕地下黨的“點名”，又無路可逃，只能盤算著找個替罪羊收拾殘局。陸大公行事低調，既熟悉警務又沒有顯赫后臺，正合毛森心意。“此人與其槍斃，不如利用”——這是毛森對秘書應志春說的話。出人意料的是，這一句保命的決定為上海保住了十萬卷戶籍檔案，也為后來的交通整飭埋下伏筆。

說起陸大公，老上海灘的警界沒人不服他“見風轉舵”的本事。1930年考入公共租界巡捕房時，他口袋里只有往返車票的錢；1942年汪偽接管，他一樣混得風生水起；1945年國民黨收權，他依舊留任。可誰也沒料到，真正讓陸大公做出抉擇的，并非個人升遷，而是地下黨一次次提醒：好好想想上海這座城市的明天。話雖不多，句句扎心。

陳毅部隊南下的消息在5月上旬已經(jīng)在灘頭巷尾發(fā)酵。店家偷偷給親戚寫信，“解放軍最多十天就進城”；銀行里則擠滿兌換金條的官員。陸大公暗中把這些風聲匯總，交給地下黨聯(lián)絡人肖大成。雙方只約定一句口令：“雨要來了，傘準備好。”

24日晨，毛森第一次把“代理局長”四個字正式說出口時，辦公室的鐘表指向八點五十。陸大公頷首，沒有立即接紙，先推說要去請示楊虎。楊虎此刻并不在警局，而在英僑友人家中躲避搜捕。這個空檔給了陸大公足夠時間，同肖大成敲定：“接職，策動起義”。

午后，肖大成接管了機動車大隊，理由簡單粗暴：“全體調動，配合市面巡邏。”大隊長鐘敏先是嚇得面白，后聽清“中央已經(jīng)同意起義”才放下心。十八門迫擊炮、二十輛裝甲車，一小時內全部開往江寧分局。毛森電話打來，劈頭就問裝甲車去向。肖大成只回一句：“執(zhí)行新指令。”對話一秒陷入靜默。

傍晚四點，毛森親自沖進局長室，聲音壓低卻掩不住顫抖：“陸代局長，共軍動向如何？”陸大公攤開剛收到的情報，上面寫明：陳毅第三野戰(zhàn)軍先頭部隊沿蘇州河逼近，目標直指警察總局與閘北車站。“陳毅大軍攻來了！”陸大公語氣平穩(wěn)，卻像在毛森耳邊扔下一顆炸彈。

“陳毅用兵如神。”毛森喃喃，又像自言自語。片刻后，他拎起皮包，硬擠出一句：“司令部電令我去共商對策。”冷汗打濕后背，他明白，一旦被困警局，逃門就徹底關上了。于是6點多，毛森帶兩名警衛(wèi)從側門溜出，鉆進轎車，頭也不回地駛向虹口，然后連夜出海。

毛森沒想到，陸大公第一時間下令：封存印章、接管戶籍、保護槍械。戶籍科副科長急匆匆跑來，“毛局長要毀檔案，怎么辦？”陸大公只回一句：“我是現(xiàn)任，你聽誰？”十萬卷戶籍檔案得以完璧。

5月26日清晨，蘇州河北岸的槍聲停了。軍管會公安部副部長李士英派張文炳先行踏勘警局。陸大公率隊迎接，主動交出印章與裝備。李士英當場宣布：陸先生留任上海市公安局顧問。對外一句客套話，對內是一份信任：起義人員的價值，不止在槍，更在熟悉城市脈絡。

次日，陸大公在人民政府辦公室與陳毅握手。將軍穿一身舊軍裝，神情爽朗，“上海交通亂，陸先生怎么看？”陸大公略一沉吟：“南京東路太窄，車種混雜，腳踏車和貨車最好分道。”陳毅連連點頭，旋即記在隨身筆記本上。對話短，卻定下了上海首批交通整治思路。

有人好奇陸大公為何動心。他后來私下說過一句：“巡捕房里外國人用手指勾我，連‘請’字都不說。上海若永遠這樣，留著警服也沒用。”這句半帶牢騷的話，道出一個老警官的尊嚴選擇。

上海解放后的兩個月里，陸大公參與起草交通規(guī)則，提出14條改進措施：其中“單雙號分段放行”“劃設專用車道”被沿用多年。1992年，他在上海病逝，享年八十一歲。朋友整理遺物時，發(fā)現(xiàn)那天毛森給他的“局長委任狀”還夾在抽屜深處，紙張已泛黃，卻像一枚注腳——歷史常在最窄的縫隙里轉向，關鍵是有人敢于打開那條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