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的一次夜戰,許世友左臂中彈后仍揮刀沖鋒,他用綁腿布裹著傷口,照樣翻山越嶺。那段舊事后來成了他“身體硬朗”的證據,也埋下了他對現代醫療手段本能警惕的種子。四十多年后,這種警惕幾乎要了他的命。
1985年3月5日清晨六點,上海還籠著薄霧。許世友走進華東醫院化驗室時,臉色正常,背仍挺得筆直。抽血結束,他大步流星走出門口,只留下一句“不痛”。當天下午,化驗單送到專家組會議桌上:甲胎蛋白>1000納克/毫升。數字嚇人,卻沒人敢立即宣判“肝癌”三個字。熟悉他脾氣的主任低聲提醒:“先別說,盯緊復查。”
兩個月后的復查,成像結果只見肝硬化節結,腫瘤影像并不典型,可血指標依舊飆高。專家組把全部材料密封,連夜傳真南京軍區,文件上寫著“肝硬化高度疑似惡變”,落款紅頭。向守志、聶鳳智等人幾乎同時簽字,同意立刻住院。
此時,許世友正在青島參加中顧委會議。8月1日晚,聶鳳智推開他旅舍的門,用商量口吻說:“會議完直接去北京三〇一,檢查設備齊。”老首長連連擺手:“北京路太堵,折騰。”聶鳳智只好掉頭回南京,準備“曲線救國”。
9月下旬,南京中山陵八號院。許世友腹脹明顯,食欲銳減,卻仍讓衛士陪練太極。28日深夜,他突然嘔血昏迷,被判定三級肝昏迷。醫護們拿著擔架站在床前,誰也沒動。老首長幾次公開聲明反對住院,誰敢背這口鍋?一名護士小聲嘀咕:“抬走被罵,耽誤了更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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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上午八點,值班電話打到軍區司令部。向守志聽完匯報,只說一句:“趕緊抬走!其他事以后再說。”命令一下,等同保險。救護車發動,車廂里針水剛掛上,許世友眼皮抖動,卻沒吭聲。
夜里兩點,他短暫醒來。四周白墻、監護儀滴答聲讓他愣住幾秒,隨后閉眼。值班軍醫懸著的心放下,不敢多言。
10月1日國慶凌晨,北京天安門禮炮聲在電臺里回響。南京軍區總醫院里,卻是一場硬仗。高熱、出血、黃疸,指標雪崩。為了讓中央了解情況,南京加急電報楊尚昆、楊得志。4日中午,楊尚昆飛抵病房。醫護將床搖到半坐位,大聲呼喚:“楊副主席來看您,鄧主席有問候!”許世友睜開眼,沙啞地吐出五個字:“我……完蛋了。”話不大,卻聽得所有人心里一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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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守志隨后給醫院下達指示:“設法再讓老首長清醒一次,聽他交代。”10月7日凌晨,強心劑注射后,許世友神智稍明。他抓住值班員衣袖,只提一個請求:“別火化,回老家,和娘在一塊。”說完便陷入昏睡。
中央收到請示,鄧小平權衡良久,批示六個字:“同意,特事特辦。”王震轉述批示時半開玩笑:“這是毛主席留下、鄧主席簽發的特殊通行證。”
10月20日,來自北京、上海、廣州的肝外科與重癥專家陸續抵寧,但病情已無法逆轉。22日15時47分,心電監護畫面化為一條直線,許世友走完80載風雨。南京軍區禮堂停靈,江蘇省委、市政府、駐寧部隊千余人默立。有人注意到遺像下方擺放的一束黃菊,卡片上寫著“——向守志”。
31日清晨,靈車駛出中山陵八號。許援朝陪同,車隊沿寧信公路北上,途經固始、光山,村民自發夾道,硝煙年代留下的口號突然在田埂上響起:“三伢子回家啦!”11月9日凌晨六點,河南新縣田鋪的晨霧漸散,許世友棺槨在母親墳旁緩緩就位,青山寂靜。護靈官兵脫帽致敬,沒有禮炮,也沒有哀樂,只有山風卷著秋葉沙沙作響。
許世友一生七次重傷,從不離戰場;一次大病,卻最終被戰友強行“綁”進醫院。醫護的遲疑、向守志的一錘定音、中央的批示,幾段交匯,寫下了這位老將生命終場的注腳。倔強是一把雙刃劍,前半生靠它沖鋒,后半生也因它吃盡苦頭。可正是這股倔勁,把他留在了歷史長卷的邊角,讓人讀來心頭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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