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朱君友被押赴刑場，本已準備赴死，卻發現特務朝自己眨眼！

聽我給你嘮嘮這事兒。

話說1949年12月6號的成都，那冷得能鉆進骨頭縫里。

將軍衙門監獄里頭，黑燈瞎火的，跟個活棺材似的。

突然，一個特務扯著嗓子喊了聲：“朱君友！”

整個牢房一下子就沒聲兒了。

大伙兒心里都門兒清，這叫到名，就是要“上路”了。

朱君友，這人不一樣。

他站起來，沒哆嗦，沒喊冤，就跟平時出門一樣。

他把他那唯一一個行李袋子遞給了睡上鋪的徐孟生，話不多，就一句：“我用不上了，留給你們用吧。”

他走出去，過道里黑黢黢的，兩邊的牢房里都是熟面孔。

他看見了楊伯愷，那是他的老朋友；又看見了王伯高，那是他沾親帶故的親戚。

大家誰也沒說話，就那么互相看著，重重地點了下頭。

那眼神里頭，有不舍，有鼓勵，也有訣別，啥話都顯得多余。

一輛黑漆漆的囚車已經在外頭等著了，發動機“突突”地響著，像催命的鼓點。

朱君友被推上車，車子一頭扎進了伸手不見五指的夜里。

他心里想，得，這輩子估摸著就交代在西門外撫琴臺那片亂墳崗子了。

可他哪兒知道，他這條通往黃泉的路，半道上竟然來了個急轉彎。

一、 “朱半城”里走出的叛逆少爺

這事兒得從頭說起。

朱君友這人，命好。

1917年，他生在成都一個大戶人家，朱家。

當年成都人提起朱家，都得豎個大拇指，人送外號“朱半城”。

啥意思？

就是說他家老宅子大得占了半條街，前后九進的大院子，氣派得很。

朱家是做煤炭生意發的家，富得流油。

他爹朱茂先，是個老派的文化人，喜歡舞文弄墨，也愛做點善事。

對自個兒的娃，尤其這個六兒子朱君友，沒啥大指望，就盼著他能平平安安過一輩子，別去瞎摻和外頭那些亂七八糟的事。

你想想，朱君去家吃飯的碗，都是景德鎮官窯出來的；墻上掛的畫，都是些名家的真跡。

他這人生的起跑線，就是別人跑一輩子也到不了的終點。

可怪就怪在這兒，這么個含著金湯匙長大的少爺，偏偏不喜歡走他爹給他鋪好的陽關道，非要去闖那條長滿刺的獨木橋。

1938年，抗戰的火燒到了四川。

二十一歲的朱君友在成都街頭，親眼看到了那些學生娃、小青年搞的抗日宣傳。

那股子勁頭，一下子就把他心里的火給點著了。

他頭一回跟他爹擰著干，偷偷加入了“成都大眾抗敵宣傳團”。

后來，他接觸到了《新華日報》，這薄薄的一張報紙，給他打開了一扇窗，讓他看到了一個跟他家那種錦衣玉食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這變化一開始，誰都沒察覺。

到了1946年，朱君友已經是四川大學法律系的學生了。

經人介紹，他秘密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成了地下組織的一員。

明面上，他還是那個穿著體面、說話斯文的朱家六少爺；暗地里，他已經是組織里管錢、管聯絡的重要人物。

他家，成了革命的“提款機”。

他把家里的金條、珠寶、古董字畫，一樣一樣地偷偷拿出去換成錢，再一筆一筆地送到組織手里。

有一回，民盟的頭兒范樸齋要去香港，沒路費，朱君友知道了，二話沒說，摸出五兩黃金，還把自己訂婚的戒指都給當了。

他哥朱君昌開了個建筑公司，也被他發展成了地下交通站，好多秘密會議就在那兒開，情報文件也從那兒送出去。

他爹朱茂先又不傻，慢慢也看出了不對勁。

知道兒子干的這些“出格”事之后，氣得胡子都翹起來了，罵他“敗家子”、“不務正業”，一氣之下，斷了他的零花錢。

可這沒能攔住朱君友。

他白天在家里裝乖巧，晚上就躲在自己屋里，偷偷聽延安新華社的廣播，拿筆記下來，第二天一早就交給交通員送出去。

他認準了這條路，九頭牛都拉不回來。

二、 將軍衙門里的“生死歌友會”

時間一晃到了1949年11月，國民黨在大陸的江山眼瞅著就要完蛋了。

可越是這個時候，他們下手越狠。

一個冷颼颼的晚上，朱君友辦完事往回走，剛到家門口，就被埋伏好的便衣特務給按住了。

他身上揣著的《新華日報》和一些宣傳單，成了抓他的“鐵證”。

他先被關進玉帶橋稽查處，接著又轉到了軍統手里。

特務們為了讓他開口，給他上了大刑，叫“鴨兒浮水”，就是把人四肢綁住，懸空吊起來。

吊了好幾天，他兩條腿腫得跟水桶一樣粗，渾身抽筋，疼得死去活來。

可他硬是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一個同志的名字都沒說。

最后，軍統的檔案上只能給他下了四個字的評語：“態度頑固。”

沒轍了，軍統就把他扔進了“將軍衙門”。

這地方是軍統在成都的秘密大牢，名聲可響了，基本上是活人進去，橫著出來。

到了這鬼地方，朱君友反倒踏實了。

他在這兒碰到了好多人，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

有打了半輩子仗的老革命，有還在念書的學生娃，甚至還有他的親戚和同學。

睡他上鋪的徐孟生，是搞地下武裝的行家；華西協合大學的女學生毛英才，臉上還留著特務的巴掌印，可那眼神亮得很，一點沒服軟；還有他川大的同學余天覺，每天放風的時候就扯著嗓子唱歌，什么《義勇軍進行曲》、《國際歌》，那歌聲在陰森森的牢里回蕩，給大伙兒提氣。

還有個叫吳惠安的，人稱“獨腿將軍”，一條腿在打仗的時候廢了，走起路來一瘸一拐，但腰桿子挺得筆直。

最讓朱君友難受的，是隔壁牢房里的楊伯愷。

那是跟他一塊兒干了好幾年的老戰友，兩個人就隔著一堵墻，只能在放風那點兒功夫，遠遠地對上一眼。

那一眼，比說啥都沉重。

他們這群人，腳上戴著鐐銬，嘴里卻唱著歌。

死亡的影子天天在頭頂上晃悠，可他們心里那點光，誰也滅不掉。

三、 十根金條換來的一線生機

12月2號，保密局頭子毛人鳳從重慶發來一道密令，內容很簡單，也很要命：“凡是定性為共產黨的，不用審了，全部秘密處死。”

底下人問，啥叫“定性”？

毛人鳳回得更干脆：“不用口供，只要情報說他有嫌疑，就夠格了。”

一份36人的殺人名單很快就擺到了毛人鳳的桌子上。

朱君友的名字，就在上面。

毛人鳳拿起筆，大筆一揮，批了四個字：“一律槍決。”

死神的鐮刀，已經架在他們的脖子上了。

可朱君友不知道，他前腳剛進監獄，他那個為他操碎了心的爹朱茂先，后腳就開始了行動。

這個曾經罵兒子“離經叛道”的老頭子，這會兒豁出去了，動用了他這輩子積攢的所有人脈和家底，就為了救兒子一命。

朱家找到朱君友的岳父家，也就是楊家。

朱君友的媳婦楊匯川哭著求她那個在國民黨四川省行轅當上校秘書的哥哥楊夷甫，說愿意把所有嫁妝都拿出來，只要能把她丈夫換回來。

楊夷甫看著妹妹哭得跟個淚人似的，再想想當時的局勢，最后還是點了頭。

一場看不見硝煙的營救，就在這黑夜里悄悄展開了。

十根金燦燦的金條，分了兩路送出去。

一路，通過楊夷甫，送到了省行轅的高官手里；另一路，更直接，通過軍統四川省特委會秘書長徐中齊的親弟弟徐季達，直接買通了負責執行殺人命令的環節。

錢和人情，在這黎明前最黑的時候，硬生生把鬼門關撬開了一條縫。

朱茂先也想多救幾個人，可當時特務的眼線密得跟蜘蛛網一樣，能保住他兒子一個，已經是燒高香了。

這才有了12月6號大半夜那一出。

朱君友被特務以“提審”的名義單獨帶走，押上了那輛死亡囚車。

車開到半山腰一個拐彎的地方，一個特務突然把他身上的繩子給解了，另一個在旁邊拼命給他使眼色。

朱君友腦子一轉，立馬明白了，他猛地一躥，從飛馳的汽車上跳了下去，滾進了路邊的黑林子里。

他就像一頭受了驚的野獸，在山里連滾帶爬，跑了一整夜。

天快亮的時候，他才滿身泥水地出現在城郊一個木材廠。

他活下來了。

四、 十二橋的槍聲與幸存者的余生

朱君友跳車逃跑的第二天凌晨，也就是1949年12月7號，成都西門外的十二橋邊，發生了一件慘案。

將軍衙門監獄里剩下的32名革命者，被特務騙說要“轉移”。

他們嘴里被塞滿棉花，雙手反綁著，一個個被推上囚車。

臨刑前，那些特務連他們身上穿得厚實點的衣服和鞋子都給扒了下來。

那個21歲的女學生毛英才不肯就范，被特務一槍托打昏了，拖上了車。

在十二橋邊一個廢棄的防空壕旁，汽車的引擎轟鳴著，掩蓋了密集的槍聲。

楊伯愷、王伯高、余天覺、毛英才…

這些昨天還和朱君友在牢里相互鼓勁的同志，一個接一個地倒在了血泊里。

有的人在最后一刻掙開了繩子，用盡全身力氣高喊：“共產黨萬歲！”

楊伯愷在倒下前，看著身邊的同志，平靜地點了點頭，然后和于淵一起高呼：“我們的死期，就是你們的末日！”

這32個人，加上之前在稽查處被害的3個人，一共35位，就在成都快要迎來曙光的前夜，倒在了黑暗里。

朱君友的名字，本該是這份死亡名單上的第33個。

二十天后，成都解放了。

找到烈士們遺體的時候，那場面慘不忍睹。

朱君友也活了下來，但他的心，有一半永遠地埋在了1949年那個冬天。

他去看過十二橋的烈士墓，站在那些墓碑前，一遍一遍地念著那些刻在石頭上的名字。

他后來常跟人說：“我活下來了，可那么多好同志都犧牲了，這心里頭啊，一輩子都過不去這個坎。”

那十根金條換來的，不只是他一個人的命，也讓他成了這段歷史的活見證，一個背負著32條人命重量的幸存者。

他的后半輩子，不再只是為自己活了。

如今的成都十二橋，松柏常青。

紀念碑上刻著的那些名字，都曾是活生生的人。

他們走過的那段路，才有了我們今天站著的這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