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孫殿英被解放軍活捉，劉伯承：此人不可殺，他對我們有恩

今天咱們不聊那些偉光正的大英雄，專門嘮嘮一個讓人牙根癢癢、卻又不得不服氣的“老混蛋”。

他在民間名聲那是臭到了家，但在1947年那個節(jié)骨眼上，偏偏有人為了保他的命，硬是壓下了全軍上下的殺心。

1947年春天，在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的戰(zhàn)俘營里，出了一件怪事。

有個剛被抓進來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因為斷了鴉片，正犯著嚴重的毒癮。

他在地上滾來滾去，渾身抽筋，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哀嚎。

看守的小戰(zhàn)士們在一旁看著，非但不同情，反而恨不得上去補兩腳——因為這貨不是別人，正是那個把乾隆骨頭扔滿地、撬開慈禧嘴巴取夜明珠的“東陵大盜”，孫殿英。

按說這種人，挖墳掘墓是缺德，投靠日本當漢奸是缺大德，拉出去槍斃個十回八回都算便宜他。

可誰都沒想到，一份來自劉伯承司令員的特急命令，讓所有人都傻了眼：絕不能殺，還要治，用咱們繳獲最好的藥給他治。

甚至為了讓他少受罪，還特批了軍醫(yī)對他進行全天候特護。

這就奇了怪了，劉伯承元帥那是出了名的嫉惡如仇，為啥要給孫殿英這個“流氓頭子”發(fā)免死金牌？

其實這事兒吧，沒表面那么簡單，咱們得往回倒個十年，看看孫殿英當年埋下的一步“絕棋”。

大家伙提起孫殿英，腦子里蹦出的第一個畫面肯定是1928年的那聲爆炸。

他帶著部隊把清東陵炸了個底朝天，那時候全國上下的報紙都在罵他，說他是民國最大的罪人。

但這事兒咱們換個角度想，在那個亂世里，孫殿英既不是蔣介石的黃埔嫡系，背后也沒桂系、晉系那種大佬撐腰，他就是個無依無靠的“草頭王”。

江湖不是打打殺殺，是人情世故，更是給自己留條后路。

為了保住手里那兩萬多條槍，這老小子也是拼了。

沒了軍餉就去挖墳，被人罵也認了。

但他能從那個吃人的世道里活下來，靠的可不僅僅是不要臉，還有一種在夾縫里求生存的野獸直覺。

這就得說到1933年的熱河抗戰(zhàn)，這是孫殿英人生的第一個大反轉。

當時十萬關東軍壓境，把東北軍打得滿地找牙，不少正規(guī)軍那是望風而逃。

結果誰也沒想到，倒是這個“盜墓賊”，帶著裝備破破爛爛的四十一軍，在赤峰跟日本人硬剛了整整七天七夜。

那幾天，孫殿英就在前線戰(zhàn)壕里蹲著，三天三夜沒合眼。

也就是在赤峰的硝煙里，中共的地下黨敏銳地發(fā)現了這個軍閥身上的“異數”。

南漢宸、宣俠父這些共產黨人喬裝改扮混進他的防區(qū)，一看，這哪是什么貪財的盜賊啊，分明是個為了保地盤敢跟鬼子拼命的“綠林好漢”。

這事兒就有意思了，一個動機不純的人，在特定的時間點，居然干出了符合民族大義的事。

真正救了孫殿英一命的那個伏筆，其實埋再1937年。

那年，八路軍129師奉命東渡黃河，挺進太行山抗日。

蔣介石給沿途國軍下的密令是“嚴加防范，限制活動”，說白了就是讓大家給八路軍使絆子。

這要是換個死腦筋的將領，129師的日子肯定不好過。

但孫殿英這人腦子活泛啊。

他不僅沒設卡刁難，反而主動給劉伯承拍了個電報，原話大概是：“鄙人對貴軍北上抗日，舉雙手贊成?！?/p>

這可不是嘴上客套。

他直接下令部隊后撤五公里讓路，把自家糧倉打開給八路軍補給，甚至派了自己的心腹副官邢肇棠——其實這人早就秘密通共了——全程護送。

在那個國共摩擦不斷的背景下，孫殿英的防區(qū)硬是成了八路軍最安全的“綠色通道”。

更絕的是后面這事兒，簡直是救命之恩。

當時的太行山根據地，仗打得慘，傷員多得數不過來，最缺的就是消炎藥。

那時候盤尼西林（青霉素）比黃金還貴，更是國民黨嚴密封鎖的違禁品，抓住就是要掉腦袋的。

孫殿英居然冒著被軍統(tǒng)戴笠查辦的風險，通過黑市搞到了整整兩卡車的盤尼西林和幾十匹軍毯，趁著夜色秘密送到了八路軍駐地。

這兩車藥，在那個缺醫(yī)少藥的年代，實打實地救了多少八路軍戰(zhàn)士的命？

這筆賬，劉伯承心里有數。

有人罵孫殿英是墻頭草，兩面三刀。

確實，到了1943年，當他在太行山被日軍三面合圍，為了保住那點家底，他選擇了投降，當了“漢奸”，搞了個不倫不類的“豫北維持會”。

但他這個漢奸當得也很“孫殿英”——他一邊給日本人干活，點頭哈腰；一邊通過軍統(tǒng)給重慶發(fā)情報；同時還私底下給八路軍傳話：“兄弟我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只要你們路過，我絕不放冷槍?！?/p>

他在林縣甚至成了國共雙方談判的“中間人”，這種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買賣，硬是讓他做成了“兩頭通吃”。

時間一晃到了1947年的湯陰戰(zhàn)役。

這時候的孫殿英已經是強弩之末，成了光桿司令，但他還是在湯陰城死守了28天。

當解放軍最終攻破城池把他從地洞里抓出來的時候，孫殿英其實已經做好了必死的準備。

畢竟，“大漢奸”加“盜墓賊”，這罪名夠槍斃他十次的。

當時軍中確實有強烈的呼聲，戰(zhàn)士們情緒激動，要求公審處決他，給老百姓出氣。

這時候，劉伯承元帥站了出來，他在作戰(zhàn)會議上講了一番特別有水平的話。

大意是這樣的：孫殿英雖然有罪，但在抗戰(zhàn)最困難的時候，他幫過我們，給過我們路，送過我們藥。

殺他一個人容易，但他活著，比死了更有用。

留著他，能讓更多還在觀望的國民黨雜牌軍看到，咱們共產黨不是那種過河拆橋的人，咱們有胸懷。

這就叫“功歸功，罪歸罪”。

這種政治智慧，比簡單的快意恩仇不知道高到哪去了。

孫殿英在戰(zhàn)俘營的最后日子里，得到了極好的人道主義待遇。

雖然他最終因為常年吸毒導致身體垮塌，怎么治也治不回來了。

但在彌留之際，這個一生都在算計、都在投機的老軍閥，拉著照顧他的解放軍醫(yī)生的手，老淚縱橫。

他說：“我這輩子，沒得好死，但共產黨對得起我?！?/p>

這事兒說到底，咱們回看孫殿英的一生，很難簡單用“好人”或者“壞人”去定義他。

他是舊時代的殘渣，貪婪、狡詐、沒有底線；但他也是那個大時代裂縫中的幸存者，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哪怕是出于投機，他也確實向抗日力量伸出過援手。

劉伯承留他一命，不是因為寬恕了他的罪惡，而是因為那個正在走向勝利的政黨，擁有了足夠強大的自信和格局。

能夠承認對手曾經的一點點善意，并信守承諾給予回報，這或許才是當年解放軍能夠摧枯拉朽、贏得人心的真正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