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19日晚十點,廣州軍區司令部的電話驟然響起,值班參謀沖進丁盛辦公室:“周總理來電,請您馬上接線。”短短幾分鐘,京廣兩地達成共識——二十余戶在京老干部將于次日飛抵白云機場,廣州市郊從化溫泉被指定為新的休養地。電話掛斷后,丁盛一句“得去找劉政委”打破夜色,故事由此展開。
劉興元收到通報時,正和作訓處干部討論邊境戰備演練。聞訊,他先看表,再看窗外漆黑的天空,沉聲道:“這是毛主席、周總理交給我們的政治任務,也是對老首長的感情賬,絕不能出半點差池。”會場氣氛瞬間緊張。有人提醒,從化物資短缺,豬肉都得按票供應;有人擔心機場距離溫泉七十公里,路況不佳。劉興元擺手:“困難算什么?凌晨前把方案交到我桌上。”一句話定調,燈光一直亮到天色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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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中午,第一批七戶成員抵達廣州。走下舷梯的朱德步伐穩健,他那張熟悉的慈祥面孔讓迎接隊伍不自覺挺直腰板。朱德環顧四周,突然笑著說道:“又見到你們這些老部下啦!”不在場的人后來回憶,這句話讓不少年輕參謀當場紅了眼圈。午餐備了兩道潮州冷盤、一道豉油雞、一鍋鮮魚頭湯,還擺了兩瓶茅臺。朱德聞到酒香卻擺手:“我戒了,留著給小同志。”
午餐后,劉興元親自叮囑車隊:“警衛車別超四十公里,拐彎寧可慢一點。”他還把一箱罐頭塞進押車吉普:“萬一路上堵車,能應急。”出發前,朱德握住劉興元的手,輕輕一句“辛苦了”,讓這位素以“刀子嘴”著稱的政委險些失態。
接待工作完成一半,再回望劉興元早年的曲折經歷,能夠理解他此刻的慎重。1925年,他因家庭破落輟學南下青島,白天在紡紗廠扛麻袋,夜里拿算盤抄賬,硬是做到了賬房先生。兩年后張宗昌軍閥洗劫青島,店鋪倒閉,他咬牙“槍桿子里出飯碗”投身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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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馮玉祥部隊他是文書,寫得一手好字;卻因不滿軍閥混戰,1929年深夜翻墻逃離。沒跑出多遠,又被另一支國民黨部隊抓去當勤務兵。命運幾次玩笑,1931年紅軍在吉安打破圍剿,山城哨口冒煙,他趁亂投向紅軍醫院,掛名文書,從此站入革命陣列。
此后幾年,他跟隨紅軍轉戰贛南、轉移湘黔,長征途中管理總務,背公文箱也背藥品。1937年奔赴抗大深造,緊接著任八路軍衛生部政治副主任。面對日軍鐵蹄,他主動要求下前線,調到115師工兵營,“政工干部別讓部隊說只會講話”。炮火中積累的經驗,使得后來在東北解放戰爭,他既能寫動員令,也能指揮火力壓制。林彪說過一句評價:“這個劉興元,腦子活,嘴快,但用得好。”
解放后,劉興元南下廣州,一干就是二十年。1959年升任廣州軍區第二政治委員,仍舊那副“見誰都敢頂兩句”的作風。干部被點名挨批時常臉紅,他卻從不沖戰士發火,被冤枉的炊事班小劉回憶:“老政委罵人,刀口子準,可從不揭短打臉。”也正因如此,當中央決定冬季把一批年高體弱的老同志疏散到廣州,他扛下全部細節,生怕服務不到位。
時間推進到1970年1月,溫泉山谷間水汽氤氳,泡池旁松濤輕響。軍區和省革委會領導輪流探望,劉興元隔三差五夜宿溫泉。大年三十,他領著丁盛、楊梅生、副省長鐘情三人挨家敲門拜年,屋外鞭炮聲此起彼伏。“同志們,年夜飯就在前樓餐廳,別客氣!”
朱德夫婦是第一桌。開席前,老人家忽然轉身進屋,拿出三根紫檀木拐杖,表面打磨得光亮。朱德一根遞給劉興元,一根遞給丁盛,第三根交到楊梅生手里,笑道:“趕來流溪河,好像又回到井岡山,你們都是那時候的小同志,今天仍舊記得老規矩,靠得住。”
拐杖不值多少錢,卻讓在場干部心里發熱。丁盛接過木杖,輕輕試了試重量,低聲感嘆:“首長放心,安全、伙食、醫療,樣樣都有著落!”劉興元默默點頭,沒有多說話。知情人后來透露,他回房間把杖小心包好,放在床頭,一夜無眠。
春節過后,朱德等人繼續療養,廣空文工團還送去快板書《溫泉暖》,歌詞寫道:“軍區細心如當年,溫泉花開勝春天。”劉興元聽完卻搖手:“別夸大,能做的只是本分事。”言辭雖冷,語氣里卻壓不住欣慰。
1978年離休時,他向組織提出按副職待遇辦理,“理由只有一個:當年與老首長聚餐時許下‘不給國家添麻煩’的承諾。”軍區同事說,這句承諾比文件紅頭還嚴。
三根拐杖目前仍保存在劉家客廳,木紋深淺分明,拐柄處系著朱德親手打的結。對于那一年的春節,這成了最直觀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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