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秦漢為父親孫元良站臺，共青團下場批駁：民族敗類，何足紀念

1937年11月12日深夜，蘇州河對岸的槍聲剛剛停歇，岸邊的流民窩棚卻燈火未熄。有人小聲嘀咕：“謝團副是不是還困在倉庫里？”一句話，讓旁人都沉默了——那座四行倉庫里，還留著“八百壯士”。然而，倉庫的最高指揮官并不在其中，他的名字叫孫元良。

那年，孫元良三十六歲，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師長。德械師的招牌在前線曾是榮耀，卻也像一面照妖鏡，把他的怯懦照了個通透。淞滬會戰進入僵持階段時，他上報“死守待援”卻悄悄撤走大部兵力，只留下524團團附謝晉元硬撐。至于四行倉庫孤軍血戰的慘烈，他后來再無提及。

時間撥到2019年6月，《八佰》宣傳期，導演在微博貼出與影星秦漢的合影。配文不長：“1937年，全線潰退情況下、下令留守上海四行倉庫的88師師長孫元良之子——秦漢先生！”照片一出，熱搜炸了。網友先是好奇，又迅速分裂：有人念秦漢熒幕形象，有人質疑他為父親洗白。

輿論短暫發酵，中國歷史研究院很快拋出長文《孫元良緣何引爭議》。文章羅列檔案：五次臨陣脫逃、層層貪墨、劫色丑聞，一條條擺到臺面上。6月25日，共青團官方賬號轉發并寫評：“撥開迷霧，讓英雄的崇高和敗類的無恥都大白于天下。”至此，孫元良與“民族敗類”四字牢牢綁定。

這四個字并非今日發明。早在北伐時期，孫元良就因“飛將軍”綽號聲名在外。只不過，“飛”指的是遁逃之快。1926年9月，他在南昌防線突然棄陣，南昌隨即失守；同年11月，江西奉新再度違令撤退。蔣介石兩度親赴前線，當眾怒斥：“再逃，格殺勿論！”可薛岳、劉峙求情，槍口終究抬高。

十一年后，淞滬失利，孫元良把鍋都甩給“裝備舊、日軍兇”。德械88師減員過半，他卻動身去后方“匯報”。財政部撥來的26萬元軍費在途中無影無蹤；戰后被送軍法處，靠行賄、托人情，42天就復出。戴笠案卷里寫了一句批語：“貪，且怯。”

同樣的劇情，還在南京保衛戰重演。1937年12月12日清晨，中央軍委剛下命令“各軍堅守原地”，孫元良卻帶部隊悄然向下關移動，意圖渡江。宋希濂攔住他，“孫師長，這么走可是一槍不發的敗退！”孫元良只回一句：“大勢已去。”午后，他脫軍裝躲進妓院，拜鴇母為“義母”，假扮難民藏匿月余，日軍清場才混出城。等到同僚們或戰死、或被俘，他在漢口出現，居然還能說起“兵家權變”。

1948年冬，淮海戰役，杜聿明集團被合圍。部下連連請示：“司令，怎么辦？”孫元良沒多解釋，帶司令部400余人夜色突圍，留下部隊自生自滅。后來他寫回憶錄，輕描淡寫一句“見勢不利，即向西南機動”，仿佛逃跑也是戰術之一。

1949年12月，西南潰敗已成定局。曾蘇元率三個軍宣布起義，孫元良阻攔無果，干脆把剩下的60師丟給師長，獨自經香港飛抵臺灣。在臺北落腳后，他換了身份，成了“抗日名將”，還在廣播里講課，自稱“未折一槍一彈”。聽眾大多不識細節，他的履歷因“八百壯士”被涂上英雄底色。

這種反差，到秦漢那代人身上就更明朗。秦漢1950年隨母赴臺，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紅遍兩岸的電影小生，對父親的戰爭歲月所知有限。2019年站臺時，他恐怕沒想到，互聯網喚醒的記憶比影棚燈光更刺眼。一張合影把老一輩的賬本翻開，逃兵、貪腐、劫色，一件件擺在屏幕上，看客再也回不到崇敬的單純。

有意思的是，孫元良去世已十二年，爭議卻愈演愈烈。說明公眾并非拒絕理解復雜人格，而是對“包裝”格外敏感。八·一三會戰、南京保衛戰、淮海戰役，這些節點在史書上鐫刻著代價與犧牲。若把逃兵說成英雄，真正浴血的將士該如何交代？

1940年代的戰場，瞬息萬變。確有許多將領被逼上絕路，也有人在顛沛中力求保全實力。然而，一再脫逃、一再貪墨，還要享受英名，就與史實撞得太狠。檔案不會沉默，回憶錄也會互相校正。史家們把資料一條條拼合，才得出今天的畫像。

不得不說，孫元良的故事是一面鏡子。它告訴人們，時代的喧囂能夠暫時遮蔽真相，卻永遠改變不了真相本身的紋路。1937年那座四行倉庫的子彈孔依舊在，謝晉元的墓碑也還在，只要有人問起當晚誰留下、誰離開，答案就寫在那些彈痕里。

本以為塵埃落定的一張合影，猛地掀開舊賬，讓孫家后人、影視團隊、歷史研究者、網友同時走上臺面。爭吵熱鬧，事實冷峻。時間過去四年，電影上映、討論散去，留在公共記憶中的，除了謝晉元率524團殊死抵抗的壯烈，還有孫元良屢逃的軌跡。

試想一下，如果當年他真能與部下同守蘇州河，或許又是另一段敘事；然而歷史不能假設。民族危亡時的抉擇，往往一刻定終身。1937年夜色下那條匆匆的背影，已足以給后人一個清晰注腳。